ZT:国产加农和加榴:155毫米与152毫米的口径之争
09-6-29
155毫米与152毫米的口径之争
在讨论国产大口径压制火炮的同时,很多人都有个疑问:
既然已经有了152毫米加农炮和加榴炮,为什么还要发展155毫米的加榴炮?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都是将加农炮和榴弹炮搭配起来使用。
例如,美国当时装备有M59式155毫米加农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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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不可不知聂荣臻与林彪三次激烈争吵09-6-29
1932年2月,聂荣臻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林彪也同时接替朱德出任第一军团军团长。从此,聂荣臻开始与这位比自己小8岁的军团长一起领导红一军团转战南北。
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当时,为了进行下一步的战斗准备,“筹款子”成了部队一项主要任务。部队入城后,有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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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鸿逵(“宁马”)在静宁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平凉会战计划”,准备依托六盘山,在平凉地区与我第一野战军决战。 但“二马”为保存实力,互存异心。马鸿逵不愿当马步芳的“马前卒”,率先退兵宁夏;而马步芳亦觉自己部署过于前出,侧翼暴露,即经静宁、华家岭向兰州节节撤退。在这个背景之下,解放军一路凯歌,到达兰州前沿阵地前,基本上没有遇到阻拦之敌。并由此产生了轻敌思想。<br><br>解放军撑杆越壕。图片来源:扬子晚报]<br><img src=http://61.129.89.199:8088/img/200905/19/39/7656286844171210767.jpg><br> 而事实上,马步芳对兰州决战极为重视,让其子马继援亲自坐镇指挥。储备了充足的粮食、弹药,补充了兵力,将其主力几乎全部布防在兰州。康明德说,第一次进攻失利后,国民党守军自认取得了胜利,马继援还到各阵地慰问守军。“手里拿着银元,亲自给碉堡里的守军一一发放。”<br><br> 他的这一分析得到史料印证:当晚10时,彭德怀、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告:“本日试攻兰州外围,十九兵团5个团,二兵团约4个团,结果未攻下一个阵地,守敌顽强,工事很坚固。”22日起,第一野战军各部认真学习野战军司令部《关于进攻兰州的战术指示》,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克服轻敌思想。<br><br> 浴血攻坚 解放军侦察我带路<br><br> 22日开始,解放军各部开始做细致严密的侦察等战前准备工作。<br><br> 皋兰山南坡,没有官道,大大小小的山路纵横交织,容易迷路。康明德承担起了为解放军带路的重任。从直沟门到三营子上庄,5里多长的路,他将一队解放军带上去,解放军先挖一坑,让他藏身,同时还派两名士兵保护。之后,解放军便开始秘密挖坑道。换班时,他再把这队带下去,然后带另外一队再上来继续挖。“他们挖得很快,从唐家湾一直挖到了营盘岭顶上。这个距离差不多也有四五华里。”<br><br> 经过多次侦察,解放军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和周密部署。8月25日拂晓,解放军向兰州外围阵地发起总攻,数百门火炮猛烈地向敌阵地开火。兰州城东、南、西3面几十里长的地段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主攻南山主峰营盘岭青马第二四八师阵地的是第一野战军第六军。敌人凭借钢筋水泥碉堡拼命抵抗,先头执行爆破任务的战士大多牺牲了,但他们用生命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在炮火的掩护下,解放军以很快的速度杀入敌军阵地,面对面地与敌军进行战斗。<br><br> “当时战斗进行得太激烈,子弹打完就拼刺刀、肉搏。我们都不敢怎么看。”康明德说,“好在有先前挖的坑道的掩护,红旗最终顺利插到了营盘岭顶上,一下子就把‘马家军’的军心给打乱了!”<br><br> 17时,南山主峰营盘岭及三营子阵地被我第六军攻占。而沈家岭、狗娃山的战斗比营盘岭更为激烈,18时许,解放军占领了沈家岭的全部阵地,到夜里22时许,才相继攻占了狗娃山的全部阵地。<br><br>在当年的战场上,康明德讲述兰州解放时刻。[图片来源:扬子晚报]<br><img src=http://61.129.89.199:8088/img/200905/19/81/8627944453245526641.jpg><br> 马继援见外围主阵地失守,伤亡惨重,外面援军无踪无影,决定全线秘密通过黄河铁桥,向西宁方向撤退。察觉敌人有撤逃迹象后,解放军主动直插西关,向敌人撤退的唯一通道黄河铁桥发起攻击。争先逃跑的大批敌人涌上铁桥,一辆弹药车被击中起火,道路被堵,桥上一片混乱,很多敌人落入黄河被溺死。深夜 1时半,解放军占领并控制了桥头阵地。马继援余部成了瓮中之鳖。攻入城内的部队与敌展开了激烈巷战,占领了城内的多处据点。8月26日12时,解放军全歼兰州残敌,解放了兰州。<br><br> 一张纸条 农家小伙走上革命道路<br><br> 占领了营盘岭,一直带着康明德的解放军军官指着最结实的一个碉堡问他:“小鬼,知道这是什么不?这是他们的指挥所,美国水泥造的,炸都炸不烂!”说完便爽朗地笑了。土木的、砖混的后来都被拆了,只有这几座碉堡,因为它的顽固而保留了下来,成为历史的见证。<br><br> 打扫完营盘岭战场,康明德拉上自家的骡子,帮解放军往山下驮运物资。在路上,解放军军官写给他一张纸条,让他以后交给地方干部。后来有人告诉他,给他纸条的人是六军军长罗元发,但最终也无从落实。“当时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也没敢打开看。”后来,清扫战场的几名解放军住进康明德家里,聊天的时候,他偶然想起了纸条,一名同志看完后告诉他:这说明你18日就参加了革命,以后可以拿着这张纸条参加工作。<br><br> 8月30日,第一野战军举行了雄伟的入城仪式,城内7万群众集会,热烈庆祝兰州解放。康明德接到通知,带了山上村落的4个青年进城,参加庆祝大会,“台下全是人,张宗逊副司令员在台上讲话,台下掌声和欢呼声一阵接着一阵,我当时也很激动,到现在还记得他讲的一段话:‘摧毁伪保甲,建立乡政权,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br><br> 兰州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康明德的人生之路也同所有兰州人一样,发生了根本转折。9月3日,地方干部到任,康明德把纸条交给了“老九区”(辖皋兰山、阿干镇一带)宣传科科长魏群。康明德被委任为乡政权筹备委员会财粮委员会委员,负责为解放军拉运粮草物资。乡政府正式成立后,他被推举为副乡长兼文书。<br><br> 后来,魏群送他一本《为人民服务》。康明德说他越看越懂得,越看越明白,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为人民,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了一生,直到1992年从城关区林业局党总支书记的岗位上离休,直到现在。<br>)
ZT:解放兰州之役:消灭马步芳部惨烈之战,首攻轻敌一个阵地未得
09-6-29
来源:扬子晚报
我军炮火封锁敌军唯一的退逃之路。[图片来源:扬子晚报]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甘肃省兰州地区同西北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兰州,北临黄河,东、西、南三面环山。抗战时期就构筑了国防工事,国民党守军称该城为“不可攻破的铁城”。1949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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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台儿庄战役:57把大刀定乾坤09-6-29
图为台儿庄战役遗址——清真古寺。此寺在大战中曾为我方指挥部,是日军争夺要地。
70年前的1938年3月,一支大刀敢死队在台儿庄战役中痛宰日寇,扭转了战局。
这个故事流传至今,许多人都把这支敢死队说成是池峰城师长的第31师,但实则为
第27师师长黄樵松的158团7连官兵。
3月27日清晨,日军矶谷部63联队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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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二战东线:苏联红军的坦克手花木兰:开坦克与法西斯作战
原文:2007-7-11
1941年秋,苏联红军的一个征兵站前来了一位姑娘。
她叫亚历山德拉·罗斯楚金娜,是一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的拖拉机手。
28岁的亚历山德拉一心想到前线打德国鬼子,但却被征兵官员当头泼了盆冷水。于是她剪短了头发,穿上男子的衣服,来到另一家征兵站。
亚历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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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词,高升号并未被护航。如果高升号上这些人的证词是真实的话,在高升号到达以前,那里并没发生海上战事。日本人相反的解释,部分地证实了中国的报告。济远舰不可能像日方所说的那样发射鱼雷,或是竟欲向每艘装备都比其优良的3艘日舰吉野、浪速和秋津洲号挑衅。”<br><br> 对于浪速舰没有及时救援落水的中国士兵,斐利曼特依然表示极大的愤怒:“日本人没救任何一个中国士兵和水手。要是英国军如此对待敌人,我会希望看到他以谋杀罪受审。”<br><br> 斐里曼特的武装护航计划,引起日本政府的激烈反应。<br>驻伦敦公使青木周藏奉命向英国提出抗议,认为斐利曼特的干预不仅侵害了日本作为交战国的应有权利,更与英国政府中立声明中的条款不符。青木要求英国政府下令撤回斐利曼特的这一要求。<br><br> 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对青木解释说,斐利曼特可能有一些误会,<br>英国政府已命令英国军舰不应干扰在女王管辖领地之外被任一交战国俘获的<br>英国商船的释放工作,<br>因为这违反了中立国的义务。<br><br> 英国的态度其实在陆奥的预料之中,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当朝鲜事件之初,英国之举动总似表同情中国,自不免为我国民所厌恶。然详细观察其内情,英国见远东两大国将至交战,其结果本国政略上及通商上之利害将受巨大之影响,且因从来历史的关系不得不生重视中国之倾向,亦非得已也。加之,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强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故于中日开战前后,彼之东洋舰队司令长斐利曼特之举动往往不少可怪之处,今亦不能辨其是否出于有心的运动。然谓英国对于我国抱恶感、敌意,<br>亦属过虑。总之,英国彻头彻尾不问有何原因,总希望不扰乱东洋之和平。”<br><br> 英国的枪杆子毕竟是听政府指挥的。在政府的压力下,斐利曼特不久即彻底改变了态度。陆奥在发给日本驻英、俄、美等公使的电文中说:“英国海军司令报告说,他考虑到船的被击沉是有理由的。并建议英国政府不要提出要求。”<br><br> 历史记录没有能提供斐利曼特个人的真实想法,但英国的对日群情汹汹,的确是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平息下去。为了减轻自己在东亚的负担,英国只好将日本扶持起来,并随后一步步地将远东第一强国的位置相让。<br><br> 50年后,这个被英国扶持起来的日本,向正在欧洲战场浴血抵抗德国的老大哥,<br>发出了致命的一击,日不落帝国从此也有了黑夜的降临……<br><br>)
ZT:这1894的事:英远东舰队因日舰击沉高升号险些与日本开战
1894年,甲午战争以一种相当特殊的方式爆发:日本军舰浪速号在朝鲜洋面击沉大清运兵船,而这条船却是由英国人驾驶、飘扬着英国国旗的地地道道的英国船“高升号”。
消息传来,英国国内舆论一片沸腾,群情激奋,要求政府对日进行报复。此时,巡弋在东亚的英国远东舰队,也做出了不寻常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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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开国大典阅兵的前奏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盛大阅兵。首都30多万人参加了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朱德总司令乘车在长安街检阅了受阅部队,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陆海空三军部队16400多名官兵接受了检阅。开国大典阅兵,是党领导人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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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开国大典:阅兵过程中通信系统受强干扰09-6-28
人物小传:艾平,陕西省米脂县人,1932年11月生,1945年1月入伍,曾任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总台报务员、报务主任等职。
3月21日,笔者拜访了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一干休所离休干部艾平,听他讲述了执行开国大典通信保障任务的情景。
接到紧急命令
新中国成立前夕,艾平任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总台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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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延杰(华北军区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处长)、刘仁(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书记)等人担任。杨成武兼任阅兵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副主任。<br><br> ●阅兵式地点有两套方案:一是天安门广场,一是西苑机场。最终接受周恩来意见定在天安门广场<br><br> 当时由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杨成武与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了一个《阅兵典礼方案》。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是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二是市郊西苑机场。<br><br> 这两套方案各有优缺点。天安门地处北平市中心,天安门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受阅部队和参加庆典的群众容易集中,在这里举行开国大典无疑会增加热烈的气氛和效果。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台,便于检阅。但是,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四小时;当时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阅兵方队的排面不能太宽。<br><br> 与天安门相比较,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刚进北平时曾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更重要的原因是,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但缺陷是,首先须另搭两三个看台,工程大,且不如天安门城楼宏伟壮观;其次,西苑机场距市区较远,数十万群众要参加大典,往返都不方便。<br><br> 两套方案,阅兵指挥部倾向于第一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经过反复权衡,写下了自己的意见:<br><br>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br><br> 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br><br> 最终,中共中央采纳周恩来的意见,将阅兵式地点定在天安门。<br><br> ●阅兵分列式是按海、陆、空的顺序,海军方队率先出场,这与以后历次国庆阅兵都不同<br><br> 1949年10月1日下午4点35分,开国大典阅兵分列式开始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声中,海军方队走在最前面。来自安东海军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的两个方队:海军军官方队和水兵方队昂首率先走过天安门,代表着新中国最早的海军。他们当中许多是“重庆”与“灵甫”两舰起义的官兵。当他们通过天安门主席台时,广场上顿时群情激昂、欢声雷动。这不仅因为海军是人民军队新出现的军种,也是因为海军的服装特别——以蓝白色为基调,与草绿色的陆军服装明显不同;大檐帽、水兵帽、飘带、披肩更是海军特有的。<br><br> 开国大典阅兵式是按海、陆、空的出场顺序。当时的习惯叫法是“海陆空军”,如“海陆空军大元帅”。而1950年以后,在天安门举行的历次国庆阅兵式,都是按陆、海、空的顺序。<br><br> ●30岁出头的年轻师长、政委担任步兵方队领队,受阅步兵统一使用日本造“三八大盖”步枪<br><br> 水兵方队之后是陆军的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诸方队。担任步兵方队领队的是两位“老”红军——32岁的步兵199师师长李水清和他的搭档、年仅30岁的师政委李布德。30岁出头当师长,这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战争造就人才,他俩十三四岁就参加红军,身经百战,功勋卓著,1955年都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将军。<br><br> 据说李水清将军是影片《打击侵略者》中志愿军李军长的原型。李将军回忆说:“开国大典头天晚上,我与两千多名受阅官兵几乎一夜无眠,崭新的军装整了又整,手中的武器擦了又擦,许多人还用鸡油擦拭枪械钢盔,使锃亮的装备更显威武。”<br><br> 因为当时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大多是从战场上缴获来的,所以战士手中的枪械五花八门,严重影响受阅时的持枪动作,也有碍观瞻。为了整齐划一,阅兵指挥部规定,受阅部队统一使用“三八大盖”(日本制造,明治三十八年定型生产,由于枪身上有一防尘盖板,故称“三八大盖”)。<br><br> ●阅兵方案中本来没有安排空军参加,开国大典前一个月中央决定新中国成立之日“空军也要出动”<br><br> 当战车师进至天安门广场时,新中国空军分别以双机、三机编队,一批批接连飞临上空。现场气氛达到高潮。<br><br> 1949年9月1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传达中央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时说:“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日,除地面部队以外,空军也要出动。” 本来,阅兵指挥部报给中央的阅兵方案中没有安排空军参加。但是在8月中旬情况有了变化,人民军队的第一个飞行中队已经在北平组建了,通过半个多月的试飞、训练,已经完全具备了升空作战能力。8月下旬的一天,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听取关于北平安全的汇报时,突然向在座的空军代表提出:你们能不能够组织一个飞行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新中国领导人的检阅?当时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肯定地答复:可以组织一个小队,小一点的,大队也组不起来。<br><br> 这样,就增加了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的精彩内容。一开始只安排9架“野马式”战斗机参加开国大典。9月上旬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南苑机场观看完飞行表演后,朱总司令用企盼的口吻说:“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什么飞机都行。”后来,又有两架“蚊式”战斗轰炸机、三架刚修复的运输机、一架通讯机和两架教练机加入了受阅飞行队。军委航空局最后敲定,10月1日那一天,将有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这几乎是当时人民空军的全部家底。<br><br> 开国大典那天,为了显示人民空军的力量,第一批9架战斗机飞过天安门之后,兜了一个大圈,跟在教练机后面,又飞过天安门一次,给人感觉是共有 26架飞机。而在场的外国记者也没能看出个中奥秘,他们在随即发出的报道中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br><br> (作者系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研究员、大校))
ZT:开国大典阅兵细节:受阅部队统一使用三八大盖09-6-29
新中国开国大典中的阅兵式,历时两个半小时,受阅部队共1.64万余人,场面非常壮观。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威武雄壮的阵容展现在国人面前,不仅为新中国的开国盛典献上了一份厚礼,也给世界以震惊。这次阅兵是我国现代阅兵式的蓝本。以后历次天安门国庆阅兵的程序和内容基本无大的改变,仅在方队和人员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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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变后,在钱壮飞(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暗中努力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虽未被一网打尽,却也损失惨重。<br><br> 陈赓是特科的情报科长,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契卡”(前苏联秘密警察组织,即“肃反委员会”,后来发展为前苏联秘密间谍组织“克格勃”)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命他立即设法转移至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br><br> 陈赓身穿灰色丝绸长衫,深色绸裤,脚蹬一双崭新的布鞋,脸上是商贾惯有的似笑非笑。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根英和3岁的儿子知非,王根英扮成“老板娘”。“账房先生”是陈养山。还有一个叫张麻子的“帮工”。<br><br> 陈养山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随行,肩负两个使命,一是护送陈赓一家安全抵津。顾顺章叛变,处境最危险的是周恩来和陈赓,周恩来避走广州前,叮嘱特科身份没暴露的陈养山确保陈赓的安全。二是跟随陈赓到北方继续搞特科工作。<br><br> 在海上颠簸了4天后,客轮到达塘沽,陈赓一行住进了法租界的交通旅馆,<br>对外称是来天津开店做生意。住下后,陈赓马上让陈养山去北平联系胡鄂公 (当时为国共两党效力的高级情报员)。没想到,胡鄂公在陈赓到天津的时候动身去了上海。原来,顾顺章叛变的两个月前,中共顺(天)直(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京津大批中共党员被杀害,安子文、周仲英、陈原道、刘亚雄等人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杨献珍赶往天津设法营救。<br><br> 化名“王同志”的陈养山设法与留在天津的杨献珍联系上。<br>杨献珍当年住在天津大同公寓,他得知陈赓到天津后很高兴,马上把陈赓和“王同志”秘密请到自己住处。<br><br> 胡鄂公带着赎金从上海返回天津后,与陈赓见了面。陈赓告诉胡鄂公,自己此次来天津的任务是在北方建立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br>“最好是在特委和军委里工作过的同志,他们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能最大程度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党的损失”。<br><br> 吴成方受命创建北京特科<br><br> 胡鄂公第一个想到了吴成方。吴成方是湖南新化人,1926年加入中共,<br>曾任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胡鄂公是北京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的秘密党员,受吴成方直接领导,深知吴成方的出色领导能力。<br><br> 作为中共顺直省军委的特派员,吴成方刚结束石友三部队的兵运工作回北京。<br>吴成方希望特科建在北京,因为他对北京的情况很熟悉,工作基础厚实。<br><br> 陈赓已多方了解天津和北京的情况,也认为特科建在北京比建在天津更有利。<br><br> 在讨论机构名称的时候,吴成方问陈赓:“这个组织叫什么贴切呢?”<br>陈赓想了想说:“苏联叫政治保卫局,要不,正式名称就叫北方政治保卫局。<br>因为属于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属机构,内部就称北京特科。”<br><br> 吴成方表示赞成,“好!”又问陈赓:“谁来领导呢?”<br><br> 陈赓回答:“北京特科直属中央特科,所以,由周恩来同志领导。”<br><br> 陈赓向吴成方明确了三项工作:一是搞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br>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br><br> 告别陈赓后,吴成方立即回北京着手物色组织成员。<br><br> 陈赓向吴成方布置任务的时候说:“周恩来同志要求开展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绝不能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要广泛联合华北的爱国力量开展工作。”<br><br> 吴成方根据这个原则,开创了中共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br>他甚至在敌人各个机构发展特科工作关系,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br>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机构。<br><br> 这个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完全一样,甚至,<br>专门负责营救与复仇工作的“打狗队”的名称也和上海中央特科的一样。<br><br> 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设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br>这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br>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br><br> 从这个春秋书店里走出的很多中共谍报人中,韩子栋是其中的典型代表。<br>他正是在北京特科的历练下才成长为“特殊材料铸成的钢铁战士”,在深牢大狱里书写出一段名垂青史的传奇。<br><br> 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潘东周<br><br> 潘东周也是北京特科精心物色的特工——<br>曾为粉碎敌人的反围剿立下奇功的他暴露身份后,把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br><br> 当时,北京特科得到一份情报:“九一八”后,张学良的思想陷入苦闷,<br>他向身边工作人员透露,希望能与中共取得联系,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br><br> 吴成方认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情况,决定让张学良身边的李渤海从中搭桥,<br>把潘东周介绍给张学良。李渤海 原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被张作霖抓去后投靠了<br>张作霖。<br><br> 潘东周与张学良第一次见面,就博得了张学良的好感。潘东周的博学,<br>特别是对时事的评论,让张学良很折服,认为潘东周是一个难得的人才。<br>潘东周也适时表达了愿意为少帅效力的愿望。于是,当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br>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时候,张学良特意把潘东周从北平调到武汉,<br>委任他为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在自己身边工作。<br><br> 潘东周的学问让张学良很是仰慕。他不但虚心请潘东周讲述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很认真地听取潘东周关于中共团结抗日的战线、方针和政策等的讲解。<br>特别是,他把潘东周主编的《匪情辞通》作为随身携带的书籍之一。<br><br> 潘东周之所以主编《匪情辞通》,是因为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由华北调到华中<br>“剿匪”过程中,连续遭到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的沉重打击,这让张学良感到不可思议,决定做一番研究和探索。同时,他也思考能不能联共抗日。于是张学良责成“剿总”<br>机要组长黎天才搜集有关中共和红军的资料,而黎天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潘东周。<br><br> 潘东周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中共和红军的有关资料仿照《辞源》的体例<br>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得到张学良的赞赏,张学良亲笔写了序言,<br>印发各部队作为工具书。<br><br> 取得张学良信任后的潘东周,利用工作便利,<br>把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的军事行动情报及时传给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立刻报给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潘东周的情报对红军摆脱国民党围剿堵截、出奇制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br><br> 不幸的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东周提供给红军的一些文件落入敌手,致使潘东周的身份暴露。蒋介石急电张学良,立即把潘东周抓起来,<br>并且催促张学良抓紧结案。张学良认为潘东周是个有用的人才,想方设法想保住他的性命,甚至让潘东周在蒋介石的一个别墅里讲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br><br> 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命张学良限期处死潘东周。爱才的张学良下不了手,<br>电复蒋介石,为潘求情,“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极少。”<br>这招致蒋介石严厉斥责。担心张学良作伪,蒋介石指定参谋长钱大钧监视处决潘东周。<br><br> 潘东周遇害后,中共北方局特科联系张学良的线从此中断。<br>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东周的家属,<br>并作为烈属对待。<br><br> 北京特科仅存在了三年<br><br> 1934年秋冬,对北京特科来说是残酷无情的。11月7日,北京特科成员李光伟、<br>杨青林、刘子奇、袁国振、陈红、鲁克明、冀丕扬、贺善培、宋兰坡、陈东阜、阮慕韩、沈一平、佟子实、李雪飞、姚文秀、冀文广、龙殿林、贺林、郝任夫、李澄之、隋灵壁、王慎明 (王恩华)等20余人突然全部被逮捕,各地党组织也遭受了沉重打击。<br>这是国共两党间谍战中中共损失空前的一次。<br><br> 为了摧毁北京特科,国民党北平当局几乎出动了河北省国民党党部、北平警察局、<br>宪兵三团等全部军、警、宪、特力量,捕获了北京特科全部人员。<br>李光伟、刘子奇、杨青林、陈红、袁国振、沈一平、鲁克明被抓到南京。<br>随后,杨青林、刘子奇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br>刘子奇的妻子陈红在监狱临盆,产后惨死狱中。<br><br> 从创立到被毁,短短几年时间里,北京特科全体成员出生入死,<br>果敢机智地为中共获取了众多重要信息。其成员人数绝不止上述搜集到的这些,<br>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沉睡在那段轰轰烈烈的红色岁月里。<br>)
Zt:陈赓,周恩来,中共北京特科的成立和遭遇
“北京特科”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中共隐秘机构,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搜索重要情报。陈赓、潘东周、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都是北京特科的谍报员。
陈赓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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