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每天布置的作业,我们在温课小组上集体完成。因为有我讲课辅导,所以效率很高。还余下大把的时间,那就撒开了玩。最经常玩的游戏,是打乒乓球。
院子里架起两块木板,中间用一排砖隔开,就是乒乓桌了。大小也就是标准桌面的三分之二。我比较缺乏运动细胞,小南和李家的中伟,打乒乓球的水平都比我高。比赛采取五分擂台制,输五个球就下台。赢者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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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上海,是为了上学。离家最近的,是瑞金二路一小,就在明德邨的斜对面,也就是一百米的距离。学校条件相当好,但我无缘入读。倒是我弟弟小南,后来我儿子万方,都在那里读了几年小学。我是插班生,瑞金二路一小的五年级没有名额。有名额的泰康路小学,条件要相对差一点,距离也要稍微远一点。
泰康路小学是二部制。所有的学生只在校上半天课,另外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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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搬的家,是我在上海生活期间居住过的最漂亮的房子。瑞金二路地处原来的法租界。明德邨一律是带小花园的法式三层小楼。我们租的是一楼客堂间,小花园自然也归我们使用。
房东姓李,是个资本家。他有两个太太,这里住的是大奶。按上海人的规矩,我称呼他们李家伯伯、李家姆妈。他们家有一堆孩子,只有一个男孩和我们年龄相仿,叫中伟,能和我们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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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上学期结束,还有一年半,就要读中学了。母亲担心我在乡下撒开了野,收不了心,不适应城市生活,下令我必须回上海了。还说:那才是你的家。
童年时代无意中交替在农村和城市生活,使我的一生获益良多。对城市孩子来说,我了解农村;对农村孩子来说,我知道一点城市。处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点,偶尔擦撞出一星半点火花,也许就成了你生存竞争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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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驻小学很小,学生也不多。有一间房又高又大,原来是地主家的祠堂,平时是五、六年级的教室,全校甚至乡里开大会时,就是礼堂,《打面缸》就是在这里上演的。另有三间平房。一间作为老师的办公室,另外两间分别作为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的教室。
上五年级了,我满了九周岁,可以加入少先队了。入队仪式就是在教室兼礼堂。结上了红领巾,佩上了一道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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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跟外公到戏院里去看的戏,除了华佗替关公刮骨疗毒,其余都记不得了。记忆中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出村里老乡自己演的戏,叫《打面缸》,是逢年过节的保留剧目。套一句现在的流行语,该剧“很黄很暴力”。而我当年,“很傻很天真”,所以现在回忆起来,很逗很有趣。
这是一出四个丑角和一个旦角的戏。英驻村上最漂亮的姑娘,一个叫祥珍的,担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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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那一学年,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作文和读书。
我还记得首篇作文,是记一次郊游。小时候背的唐宋诗词,什么花褪残红、什么江水绿如蓝,不由自主地蹦到作文里来了。还用了“穿过了田野、跨过了小桥、渡过了溪水、登上了山岗”之类的排比句。老师大为赞叹,把我的作文当成范文,在班上朗读了一遍。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我的每篇作文几乎都要被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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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外婆家的那个假期,我玩疯了。捡田螺、粘知了、捉蜻蜓、摸鱼钓虾、爬树抓鸟……是啊,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玩的。
最好玩的,是跟着小舅到瓜田里去守夜。外婆家种了大片的瓜田,西瓜、黄金瓜、香瓜、水瓜……守夜,就是在瓜田里架起一张竹床,支上蚊帐,小舅还带上他那支竹笛,在野外过夜。繁星满天、蛙鼓虫鸣、凉风习习、笛声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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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表三千里。但我家这个表婶,也就是一表三百米。她家的前门是前塘河,外婆家的后门是后塘河,中间是菜园和“场”,间隔也就是三百米。
认真论辈分,她是我母亲的表婶,是我的表外婆。因为她年纪和我母亲相仿,我也就没大没小,跟着叫“表婶”了。鲁迅笔下有个豆腐西施,大约就是我记忆中表婶的模样。
我跟着表婶,坐火车、乘轮船。我们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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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巨鹿路小学读完三年级,放假了,想家了,我吵着要回外婆家。
在我心目中,“家”,是一个可以撒野的地方。外婆家是“家”,而上海不是。
在乡下,我可以放开嗓子喊,撒开丫子跑,在上海却不可以,太憋屈。在乡下,吃西瓜是一人分半个,用调羹挖着吃,西瓜汁能喝个够,多痛快!在上海却把西瓜切成薄薄的一瓣一瓣的,汁都流光了,真可惜,也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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