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务实小民

第一部分 傅聪的传奇

《傅雷家书》出版于1981年，它是傅聪自1954年留学后，父亲写给他的家书集锦。《傅雷家书》被认为是中国亲子教育的经典范本，其摘选被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全书为教育部课外推荐书目，近40年来一直畅销不衰。

某种意义上讲，傅聪作为《傅雷家书》中傅雷的儿子有名甚至超过他作为钢琴家更有名。但是傅聪本身作为钢琴家的光芒以及人生经历的曲折也极富有传奇色彩。

傅聪生于1934年3月10日。他出生这年，父亲傅雷26岁，刚刚自国外留学归国不久。

对于恩爱的傅雷夫妇而言，长子傅聪的出生无疑给这个家带来了温暖。但傅聪的出生并没有减缓父亲在事业上的拼搏，儿子出生的第二年，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等便被出版了。后来，傅雷又翻译出版了《约翰克里斯多夫》、《欧也妮葛朗台》等巨作。

年少时傅聪便在父亲的影响下对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傅聪七岁半那年，傅雷好友雷垣发现其极高的音乐天赋，他断言：这个孩子很可能会成为伟大的音乐家。傅雷听了后便打消了让儿子学画的冲动，他转而让儿子拜雷垣为师，学习弹奏钢琴。

傅雷既懂艺术。因为，除了在音乐上造诣极高之外，他还在文学等等各方面都极其出色。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傅雷之于傅聪更是如此。傅聪开始学习钢琴后，傅雷便利用闲暇时间潜移默化影响儿子了。

相比后来《傅雷家书》里的慈父形象，傅聪小时认识的父亲显然是另一副模样。傅雷脾气非常暴躁，因为这暴脾气，他在圈内还得了个“傅老虎”的“雅号”。

相比同是钢琴家的董竹君女儿夏国琼早年的学琴路，傅聪显然更加艰辛。幼年练琴时，只要有稍不到位的地方，傅聪便会被父亲按着头撞墙。

有一次，傅聪在练琴出错时，傅雷竟直接拿盘子扔了过去。被盘子砸到后，傅聪当时便血流如注，后来甚至还落了疤。

有一次傅聪见到父亲好友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时，竟忍不住抱怨说：“爸爸打我真疼啊！”当时的杨绛听了，心里是五味杂陈。

也因为这种种，傅聪晚年时曾不止一次地指出：“父亲的教育方式未必适合所有孩子！”想来，他说这话时，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

都说严师出高徒，在亦师亦父的傅雷的严苛教育下，傅聪的琴技突飞猛进。为了进一步给儿子良好的练琴环境，傅雷干脆让儿子退了学。之后，傅雷还自己编撰课本亲自给儿子授课。

而当时傅聪课本上的文章，则都是傅雷从《战国策》、《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著作里精选并抄录下来的。

1952年2月，傅聪就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的《协奏曲》。这年，傅聪年仅18岁。

两年后，年仅20岁的傅聪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获钢琴比赛第3名，同年，他受邀赴东欧各国演出。

行到此时，傅聪无疑已走上了音乐艺术之路的“康庄大道”。

但此时的傅雷却反而比寻常时候更加忧心忡忡，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傅聪的艺术之路，实际才刚刚开始，要想真正在艺术上走远，他要经受的历练还远远不够。

为了进一步让儿子学习艺术，1954年，在傅雷的鼓励下，傅聪决定赴波兰留学。临行前，傅雷在给儿子的家书里写道：

“孩子，你此去前程远大，这几天更应当仔仔细细把过去种种做一个总结，多多锻炼意志，预备忍受四五年中的寂寞和感情的波动。这才是你目前应做的事。”

在信里，傅雷还对儿子说：“苦闷时多听听贝多芬的第五，多念念克里斯朵夫里极端艰苦的事迹，可以增加你的勇气，使你更震惊。”

交代完这些后，傅雷鼓起勇气在信里对儿子写到：“好孩子，安安静静准备出国吧！”

到波兰后，傅聪便进入了华沙国立肖邦音乐学院学习，这所学校是欧洲最古老的音乐学院之一。到这里后，怀揣着为国争光之理想的傅聪便开始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知识。

人在到达异国后，往往会更加思念母国。在中国长大的傅聪到达波兰后也是如此，最初，他之思念母国多是因为恋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身处异国的他便对母国有了更深的体会。在写给父亲的信里，他数次提及要用艺术让自己成为国家的骄傲。

1955年，傅聪做到了。他在波兰举行的“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中，获得了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

那天，当傅聪深情地弹奏完肖邦的乐曲时，整个观众席都沸腾了。在雷鸣般的掌声里，傅聪优雅地起身向大家鞠躬致谢。

这是值得纪念的时刻，须知，傅聪是有史以来唯一获得“玛祖卡”最佳奖的亚洲人。也因为此，观众们惊叹道：“这真是不可思议，中国人怎么能那样深刻地抓住肖邦的灵魂？”“傅聪是最有波兰性格的！”

当人群涌向傅聪时，他在杂乱中听到人们在喊：“为什么你不是个波兰人？”傅聪听了却反问：“我为什么要是波兰人，我是中国人。”

在得奖后写给父亲傅雷的家书里，傅聪谈及这些时提笔写到：

“要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必须先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波兰化的中国人，但我终究是属于我最亲爱的祖国。”

傅雷看到儿子的这封信时，顿时老泪纵横。他经常告诫儿子“不能忘本”，看来，这些话他是听进去了。

可叹，世间事从来变幻莫测。尤其，福祸还能互相转换。得奖不久后，傅聪竟因为这次国际比赛得奖被人请去演出而“挨批”了。

原来，在被人请去演出期间，已经有些收入的傅聪便单独住了，为了节省时间，进出时他都坐出租。这本没什么，可在“整风”运动期间的1957年，傅聪在国外的这些生活方式，后来被国内批判为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很快，傅聪便被召回了北京。这次回国，他和父亲同时挨批了。好在，因为态度“端正”，不久后，傅聪被允许返回波兰继续学习。

1958年12月，傅聪留学毕业。这年，他年24岁。此时的他面临两个选择：留在国外，返回国内。傅聪想回国，可当他了解了国内的形势，知道父亲此时在国内正遭受的种种批判和他即将面临的对他的批判时，他犹豫了。

傅聪想：如果回国，势必是儿子揭发父亲，父亲揭发儿子的闹剧。而且，上次被召回北京之前，文化部部长钱俊瑞就告诉过他：因为与朋友谈及苏联时的种种“不当言论”，他将被调回乡下劳动。

想到这里时，傅聪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双手，他无法想象这双钢琴家的手拿锄头种地或者养猪挑粪会是怎样的情景。

对于当时的傅聪来说，“被下放”无异于让他放弃艺术。而这种种，当然是他之所不能接受。思来想去后，焦虑万分的傅聪决定出走英国。

做出这个决定后，傅聪的手心便开始冒汗了，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自己做决定，他心里能不紧张吗。登上飞往英国的班机时，傅聪觉得自己的腿都好像不是自己的。

当飞机开始起飞时，傅聪觉得自己整个的脑子都是嗡嗡的，他分不清那究竟飞机起飞时的生理反应，还是他因紧张而导致的结果。当飞机冲入云端时，他的心里被内疚占满了，他看着窗外一个人默默地流着泪。

很快，傅聪出走英国的消息便传到了国内，对于此时正身处困境的傅雷而言，这个消息简直和晴天霹雳一般。也是在此间，“傅聪是叛徒”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傅聪出走英国后，曾经风雨无阻的父子两地书也断了。在国内完全不知发生了何事的傅雷整个人都懵了，一夜之间，他便成了“教育出叛徒的罪人”了。可是，昨天，他儿子傅聪不还是国家的骄傲么？

在这一重大打击下，傅雷开始茶饭不思，以往作息极其严谨的他竟分不清晨昏了。

在傅雷过得浑浑噩噩的当口，已经到达英国的傅聪也过得非常不好。此时的他活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他日日心里惦念着父母家人，可他又害怕收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因为他知道：自己捅了这么大篓子，国内绝不会有好消息给他。

无数次，傅聪从噩梦中醒来，之后他便呆呆地一个人坐着等天亮，期间的傅聪觉得自己像极了流亡异地的肖邦。

整整十个月后，在身为地下党员的傅聪舅舅的走动下，傅雷才得以再度与儿子取得了书信往来。当傅聪收到父亲自国内寄来的信时，他拆信的手分明已经剧烈抖动了。好在，信里的是好消息，傅雷在家书里说：

“孩子，你既没有忘了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永远是向你开着的......”

看这封家书时，傅聪一直在不停地抹眼泪，它终于替他卸下了对家人和祖国的担忧之心。收信的当晚，他把家书放在了枕头底下，那晚，他总算没再做噩梦。

在英国期间，已有相当名气的傅聪经常面对记者们的骚扰。同时，独居异地的他还面临着经济困窘。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靠弹琴挣钱。

得知傅聪的窘迫状况后，外国记者提出给他一大笔钱，条件是让他做一期专访。傅聪果断拒绝了。他知道：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他的任何言论都可能给家人、国家带来麻烦。

最难熬的日子里，每天早上醒来时，傅聪都默念父亲在家书里写给他的那句话：“你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义、人格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不久后，为了堵住那些把他说成“中国叛徒”之记者的嘴，傅聪在1959年公开登报声明了自己的三原则：一，不入英国籍；二，不去台湾；三，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

然而，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声明被刊发五年后的1964年，傅雷在国内收到了一则消息：他的儿子加入了英国国籍。

收到消息后，傅雷和妻子朱梅馥整整几夜未曾睡着，他们再次被重新戴上了“教育出叛国者之罪人”的帽子。不久，傅雷和傅聪的家书再次中断。

在1964年10月31日，整整几个月的沉默后，傅雷写了一封信给儿子。在信里，他写到：“亲爱的孩子，几个月的沉默也使我魂不守舍，坐立不安。你的迫不得已的苦衷，我们都深深地体会到，怎么会责怪你呢？”

傅雷信里提及的“不得已的苦衷”，便是傅聪不得不加入英国国籍的背后原因。原来，当时正在英国的他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他当时的英国妻子弥拉还怀了孕并且刚刚生下了孩子。此间，为了生计，傅聪不得不一年到头“跑码头”，也就是去多国演出。

根据当时的英国相关规定，若傅聪不加入英国籍，他出入各国办理签证护照将非常不便，有的国家，他甚至还可能不能出入。

傅聪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在那个特殊时期里会给父母带来多大的伤害。直到，他看到了几个月后父母给自己的这封信。

在信里，傅雷对儿子加入英国国籍的“不得已”表示理解后写到：“便是万事随和和处处乐观的你的妈妈，也耿耿于怀伤感不能自已。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念你，可是我和你妈妈都不敢谈到你；大家都怕碰到对方的伤口，从而加剧自己的伤口。”

倾诉完这些后，傅雷在家书里再次提笔安慰儿子道：“我们知道一切官方的文件都只是一种形式，任何法律手续约束不了一个人的心！我们也知道，文件可以单方面的取消，只是这样的一天遥远得望不见罢了。”

傅雷相信：儿子的心，是向着祖国的。

知子莫若父，傅雷对儿子的了解超过了所有人：他的儿子几乎没日没夜都在想念自己的祖国和家乡。1965年5月，演出路过香港时，看到无数黑头发黑眼睛的傅聪内心激动极了。他给家里打了长途电话，那天，朱梅馥只“喂”了一声，傅聪的眼眶里就满是泪水了。喊了一声“妈妈”后，他的喉咙便哽咽住了，那一刻，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落。

1966年开始，傅聪给父母的信明显减少了，这自然因为此间的他一直备受家事、事业所累。身在国外的他并不知道，此时他的父母之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这年春天开始，察觉到“风雨欲来”的傅雷便在一次和友人谈话时说：“要是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了的。”

果然，1966年8月30日下午，傅雷家被抄家，带头抄家的说了：你被抄家，是因为你有名，因为他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抽烟斗、喝咖啡）。

这之后不久的9月3日，不堪受辱的傅雷选择了自杀，妻子朱梅馥亦在安顿好一切后随夫而去。

死前，在留给傅聪舅舅朱人秀的遗书里，他写到：

“含冤不白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谁也不知道说这话时的傅雷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但遗言里的这句无疑让傅聪一生罩上了重重的阴影。父母去世后，他多次以各种方式、各种途径向祖国提出要回归。

可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傅聪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1979年傅雷被平反，这年4月，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决定为傅雷夫妇举行追悼会。在父母追悼会举行那天，终于再度回到国内傅聪怀着巨大的悲痛参加了追悼会。

回国这年，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音乐会，他还被中央音乐学院聘请为钢琴系兼职教授。之后，他几乎每年都回国演奏、讲学。

后来傅聪还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国音乐家”。

“最伟大”三个字，傅聪当能担得起。须知，仅在六、七十年代的20年间，他就举办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并录制了约50张唱片。他还担任过萧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的评委。

几十年来，这位被世人称作“钢琴诗人”的音乐家，其演奏的足迹已遍及几乎整个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大洋洲各地。

一直以来，这位土生土长的中国音乐家都被认为是：对西洋音乐了解最深切的音乐家。一个中国人何以能做到如此？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位意大利教授曾如是评价说：

“不得不说，傅聪这方面的成就大半得力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识与体会。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具备自己的民族灵魂，才能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

第二部分《傅雷家书》的传奇

《傅雷家书》用情至深，影响甚广

“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

这是一个多么慈爱的父亲！读《傅雷家书》，每每读到这一段，心中便如阳光抚过粼粼水波，温柔而潋滟。

是的，信中的傅雷对傅聪，用情至深。从1954年傅聪离家留学波兰，到1966年5月终止，12年间186封家书，字字情真意切，充满了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在信中，他毫不吝啬赞美，夸奖儿子的演奏“从低洼中到了半山腰”，鼓励儿子注意整个的修养，攀登峰顶；他似一个碎碎念的婆婆，告诉他应当如何选择终身伴侣，再三嘱咐儿子“从今以后，处处都要靠你个人的毅力、信念与意志”，努力争取机会；他愿意低下高傲的头，真诚地向儿子忏悔“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

拥有这样的父亲，傅聪何其幸也！

可是，傅聪对父亲的评价却颇有意思。他在《爸爸到底教会了什么》一文中写道：“我父亲责己责人都非常严，是个非常严谨的人……”

傅雷是个严于律己的人，哪怕是一般的生活小节也极严谨。傅聪曾回忆，父亲的写字台永远是一尘不染，所有东西都有条有理。

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是令人尊敬且愿意亲近的。可傅雷不单对自己严格，对别人也同样高标准严要求，在子女的教育上尤为突出。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父亲，我想，傅聪绝不会用“慈”。因为，傅雷对孩子的管教，放在今天，完全可以算得上“虐待儿童”。

傅雷本来是希望傅聪学画的。在傅聪七岁半时，好友雷垣发现这个小不点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傅雷这才打消念头，转而让儿子拜雷垣为师，学习弹奏钢琴。

可是，哪一个少年不叛逆？哪一个孩子不爱自由？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很少有自己愿意下苦功学习，尤其是日复一日枯燥的练习。少年傅聪当然不例外。加之傅雷脾气火爆，对孩子要求太过严苛，傅聪有一段时间就专门和父亲对着干。

有一次，他按父亲的要求在底楼客厅里弹钢琴，可他只是放好乐谱摆出姿势做出弹琴的样子，事实上眼睛却盯着放在大腿上的《水浒传》。结果，在三楼翻译作品的的傅雷马上就觉察到了，悄悄地下楼大喝一声，上去就是一拳头。

看到这儿，也许有人会说，谁没个脾气？看到熊孩子非但不好好学习，还如此阳奉阴违，做父亲的当然生气，严格要求原也无可厚非嘛。可是，傅雷对两个儿子的惩戒太过火，像这种抡拳头的事情并不是偶然为之。比如，有时候傅聪练琴中途只要稍稍停顿一会儿，正在楼上翻译作品的傅雷突然听不到儿子的练琴声，就会火冒三丈，扔下笔冲下楼，不由分说抓着傅聪的头就往墙上撞。

而且，傅雷对儿子这样的“棍棒教育”从来都不藏着掖着。

傅雷的挚友刘抗对此颇不赞同。他对傅聪鼻梁上那块疤印象深刻，因为那那次傅聪被傅雷严厉训诫了。当时，傅雷非常生气，顺手就抓起瓷盘向儿子扔过去，结果傅聪的脸上永远留下了印记。

杨绛对两个孩子也深表同情，她在《忆傅雷》中记录了一件很小的事。那一天晚上，傅雷和几个友人正在谈论，傅聪、傅敏兄弟俩偷偷地躲在门外听，结果傅雷发觉了。脾气火爆的傅雷当然不能容忍，随即就给了两个儿子一顿老拳。

这样的做法太过残暴，多年之后，谈起父亲，傅聪还会说：“爸爸打得我真痛啊！”

这应该是当时典型的“中国式父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严父慈母”俨然成了定式，绝大多数父亲们都想树立一个“严父”的形象，所以对孩子实施“打压式教育”，父子之间也仿佛隔了一层透明的玻璃，难以靠近。

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中，两个孩子的身心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摧残，傅聪学习音乐的兴趣天赋并没有被很好地激发。虽然从13岁起他就一个人在昆明念书，但也没有认真学习。等到他真正下决心学音乐时，已经是17岁的事了。

多年父子成兄弟

中国式的父子，不是不爱，只是爱得太深沉、太隐忍，有时甚至爱得太简单粗暴。

傅雷当然爱儿子。在《傅雷家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傅聪的生活、学习和情感可谓是关怀备至。只不过他是性格火爆的一家之长，又是才华横溢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他总想以自己的经验来指导儿子的人生。

可是，正如崔恕在《父亲》中所唱：“我们为什么不能做朋友呢！”

幸运的是，父子二人并没有渐行渐远。17岁从昆明回到上海时，早熟的傅聪已经平稳地渡过了叛逆期，曾经水火不容的父子也已经像朋友一样了。

傅雷对儿子寄予厚望，希望傅聪在事业上能够有所建树，因此1954年傅聪提出到波兰留学深造，傅雷全力支持。从此，父子书信往来（傅雷最长的一封信竟然长达七千多字），父子间交流益深，感情愈加亲密。1956年傅聪回国一段时间，傅雷和儿子整晚促膝长谈，音乐、哲学、人生、感情……题材各种各样，哪里是昔日老拳相向的凶狠父亲和刺儿头一样的倔强叛逆小儿？

很显然，之前父子关系紧张，作为父亲的傅雷责任很大。他也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在给儿子的家书里，他满是悔恨。他对傅聪说：“可怜的孩子，你的童年怎么跟我那么相似。”“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

而傅聪，也早已释怀。多年父子成兄弟，这样的父子关系，羡煞旁人。

其实，在当时，这样兄弟般的父子并不少。

鲁迅和周海婴算一对。1919年鲁迅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对海婴的教育正是如此。他和许广平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成长，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周海婴小时候喜欢玩积铁玩具（用各种金属零件组成），还用这些零件学会了组装小火车、起重机，装好了再拆。鲁迅从来不打扰他，总在一旁予以鼓励。

汪曾祺和孩子更是如此。在他们家，儿子有时管他叫爸，有时管他叫老头子，就连孙女都跟着叫。他认为，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意思。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

是的，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的家庭，是平等民主和谐的，哪怕前一刻刚刚争吵，后一刻也可以声语欢笑。

然而，直至今天，又有多少父子如兄弟呢？

看《超级演说家》，海米提演讲《中国式父子》时，泪流满面地说，他用棉签给患癌术后的父亲蘸水润唇，不敢看对方的眼睛。因为从小到大，父亲对他始终是冷冰冰的，如此温情的场面，反而让他觉得尴尬。

总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水，我不喜欢。山是伟岸高大的，可是太过坚硬冰冷。我希望的是：

每一对父子，

既有坚硬的线条，

也有柔软的心跳。

风雨来临时，我们相互依靠；

阳光灿烂时，也可以打打闹闹互相拥抱。

第三部分 傅雷的传奇

但是在好友杨绛心中，他不仅仅有板起脸严肃的一面，还有好玩、被打趣的一面。（后附杨绛写的《忆傅雷》）

（一）傅雷去世后，朋友为其写回忆悼念文

在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的上午，上海的海港陵园一片沉寂。在这片土地下面，栖息着二十世纪一位的翻译家傅雷，和他合葬的是他的夫人朱梅馥。

他们终于得到了安息，因为翻译外国文学，他们生前受到很多人的误会和不理解，甚至有人污蔑他们叛国。

在这个日子里，他们的朋友们来到这里，纷纷为这对夫妇开一场迟来的追悼会。

在楼适夷的回忆中，傅雷先生学富五车，在艺术、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所涉及。对待文学也是非常严谨，一生钻研翻译外国文学。但是在为人处世和社会相处中，总会有些木讷，采用古板的方式，是很多人对他有所误解。

傅雷先生在社会中，常常因为过于正直，不够圆滑而被其它文学家口诛笔伐。在楼适夷的回忆文中，除了对好友才华的赏识外，更多的是关怀和心疼。

好友石西民则表现出对他不屈人格的赞叹，认为傅雷是一个有理想、有个性、有自己独特想法的独立的人。

（二）傅雷与钱钟书夫妇之间的打趣

在一篇篇的回忆录，傅雷似乎被固定化为一个生硬无趣的人。对此，钱钟书和杨绛则持有不同的看法。

傅雷经常在这对夫妇面前，称自己是墙洞里的老鼠，更倾向于自己做自己的事。而不是像别人所称赞的一支有些孤傲的云间鹤。

傅雷这只醉心于书斋研究的小老鼠，其实是很贴切的。杨绛夫妇知道他整日在书斋中，自有一番天地，傅雷并不过分在意外界的看法与言论。

他日复一日地安心做自己的翻译工作。傅雷内心也知道自己不善言辞，在仕途交际圈中不能够像其他人一样，圆滑周到。

杨绛夫妇并没有觉得他很古板，只是作为一个亲密无间的朋友，一面和他开玩笑，一面善意地提醒，性格温柔些总是有好处的。

（三）充满理想，却被毁灭

傅雷夫妇在上海的外滩选择了自杀，他的自我毁灭，可以看做是对自由的向往，对现实的反抗，对理想幻灭的妥协。

傅雷的一生都在致力于翻译外国的理想型小说，在他的文字世界中，理想总是高大的，通过奋斗是可以实现的，是需要每一个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

他痛恨黑暗，追求心中的光热。在翻译《贝多芬》的作品时，主人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感染了他。有着翻译才华的他，唯恐不能生动再现表达出核心思想。

傅雷和朋友几次商量，如何在作品中，更加生动形象地突出人物。他企图在巴金的作品中，探寻灵感，没有效果后，十分懊悔，继续奔赴下一位有魅力的文学大师的作品中，找寻自己想要得到生命力。

傅雷翻译一本书，用了整整十年。早起翻译后，钢笔全部划掉，重新再找更加贴切的翻译。在文学上的“锱铢必较”，是因为他是有着自己的骄傲，不翻译就算了，如果动笔，就要拼劲全力。

他热爱自己的国家，想用自己的笔尖，为祖国的文化建设添砖增瓦。文革风暴来到，刚直如傅雷难免倒霉，看到理想幻灭后，傅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留恋的了。

如果不是作品里面世界太过于美好，傅雷沉醉其中。或许，他不会选择在一九六六年，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傅雷和钱钟书关系最好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著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著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著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锺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馀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著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著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著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濒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夹杂著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著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锺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上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他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只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哽咽著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末一次通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锺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锺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著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锺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锺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锺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锺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六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中共建政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过天津。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作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个法国朋友，锺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d Art（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我只看到傅雷和锺书闹过一次别扭。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锺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著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这传记五种，一部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个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一九六三年我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有个问题常在我心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样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六四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养，来去匆匆，竟未及拜访傅雷和梅馥。“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年轻时只看作李后主的伤心话，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转动的圆架上，摊著几种大字典。沿墙的书橱里，排列著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他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傅雷说，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①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著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恃才傲物。不同的处世态度，不同的命运归宿。

      傅雷和钱钟书两人都才华横溢。傅雷是有名的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他的《傅雷家书》广为人知。他的翻译被称为“傅雷体华文语言”，有人讲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钱钟书是著名的作家和文学研究家，《围城》的热播使他家晓户晓。有人称其为“博学鸿儒”或“文化昆仑”，甚至成立“钱学”研究。

       有道是文如其人，傅雷的文字十分严肃认真，而钱钟书的文字多幽默调侃。傅雷主张“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 为了真理，他主张 “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　他的文章比较直白，甚至指名道姓，狂傲之气跃然纸上。在评张爱玲珑的小说中写“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的序言》中说“年来国人治西洋美术者日众，顾了解西洋美术之理论及历史者寥寥……肤浅庸俗之流，徒知悦目为美，工细为上，坐井观天，莫此为甚！”。 钱钟书则用极具讽刺意味的笔触雕刻这个社会的丑陋和人性内心污浊,有时甚至有卖弄文字之嫌。他把人写成兽样儿，把鬼写成人样儿。在《猫》中写道“读他的东西，只觉得他千方百计要有风趣，可是风趣出不来，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乱转乱动，办不到摇尾巴讨好。”在把人用X光一样剥离包装描写一番后，总是忘不了在序言里加上那几句: “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规溜出书外。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惟有事先否认，并且敬谢他抬举我。”

      在人生的历程上，傅雷是个最为投入的演员，呕心沥血，孑然独行。而钱钟书则是一个十分清醒的观众，超然物外，笑看明月清风。傅雷在其严肃的外表下掩盖是为国家为民族的一腔热血。五卅运动时，他参加在街头的讲演游行，北伐战争时他又参加大同大学附中学潮 ，在罗马演讲猛烈抨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新中国的成立让他满怀激情的投入的祖国的建设，在给傅聪的信中说：“大家都在前进，决不是喊口号式的。我们的国家虽则在科学成就上还谈不上原子能时代，但整个社会进展的速度，的确是原子能时代了。大家都觉得跟不上形势。”“政协的文学-新闻-出版组派了我副组长;最近作协的外国文学组又派我当组长……自己的兴趣又广：美术界的事又要多嘴，音乐界的更要多嘴。一多嘴就带来不少事务工作。就算光提意见，也得有时间写出来。”钱钟书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冷嘲热讽基本就销声匿迹了，他所做的基本是对已死文字的专业研究，写出了《宋诗选注》和《管锥编》，并忙于翻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正如钱钟书自己在《猫》中阐述的“在这变故反复的世界里，多少人对主义和信仰能有同样的恒心呢？”从反右倾开始，他更是三缄其口，默而存活，父亲给他取的默存一名终于有了实际意义。

       当然翻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或许也成为护身符，免死金牌，任何人不敢动。

       如果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傅雷和钱钟书两人必定会各得其乐，写有所成。可那个动荡的社会里两人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一个有着强烈爱国心，天天教育儿子“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的傅雷在反右的时候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他的夫人朱梅馥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爸爸说他过去老是看人家好的地方，对有实力的老朋友更是如此，活到五十岁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么简单，老朋友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会出卖朋友，提意见可以乱提，甚至造谣，还会反咬一口……”文革中，傅雷和他的夫人不堪其辱，愤而弃世。他在遗书中写道：“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至死仍然爱着自己的国家和既能拨云见日又能拨云蔽日的领袖，不知反右和文革的风从何处来，到哪里去。较之于傅雷，钱钟书在其生存策略的保护下躲过此劫，想来有翻译《毛选》和《毛诗》之功，较之于他人，他不会经历太多的折磨。在有外国记者问及此事时，他说：“请不要对外界提及此事。”其实他也不想把自己变成政治文人。改革开放后，以其地位和影响，他只要对国家对社会保持沉默，便是有功于国，享受着中央领导的鲜花和探望。

     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可性格本天成，无所谓对错美丑，而且难以改变，人生不过百年,也应该依着自己的性格活着。傅雷的经历对于其家人是极大的悲剧，儿子傅聪几十年后提及此事仍痛苦失声，但对于个人也许那是最合理结局。他用心和血在天地之间写下了一个大大的“人”字。他虽然没有象钱钟书一样写下讽刺文学，可他自己的经历和结局却是对那个时代的最大嘲讽。在那个黑白颠倒，罪恶大行其道的时代里，他刚直的人格还是得到人们的敬重。右倾的帽子未除，人民文学出版社便保留其作品以等来日发表，而稿费照常支付，让他能够正常生活；一个与傅家毫无瓜葛的普通读者，冒着被打为反干革命的危险，以干女儿为名，认领了傅雷夫妇的骨灰。大爱无言，唯有让人泪水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