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大海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而我只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正文
5 父亲
父亲是家里的老么，拿三伯父的话来说是王家的“正根儿”。六岁上爷爷便去世了，他跟着奶奶吃了很多苦。然而，他也继承了奶奶乐观开朗的性格，生活的艰难对他而言并不是最可怕，最令他耿耿于怀的是没有机会继续读书。这是他今生最大的遗憾。当年家穷，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两回中学，都因家里供不起而罢休。当时，他曾恳求当家的大伯父：“你现在供我上学，将来我必定供你的儿子上学。”可大伯父说：“我不供你，我儿子也不要你供。”就这样，父亲始终没能读成书。可他不怪大伯父，他说：“只怪家里太穷了，连一星期一兜土豆、一罐酸菜都拿不出来。”他的知识，全是在军队里自学的。——也是机缘凑巧，他在书店遇上了当时大学已毕业、在驻军附近工作、多年后成为我公公的老乡，在他的指导下，自学了从初中到大学的所有文科。
因为这个遗憾，父亲对自己发誓：“不管多么困难，砸锅卖铁也要让自己的孩子读书。能读多久就供多久。”可是，要兑现这个诺言是多么艰难！那时候，大伯父去世了，大妈和两个堂兄弟跟我们一起生活，家里地又少（因为父母都是干部，我们全家是没有地的），一应吃穿用度、娶妻生子、看病送终都落在他的肩上。光伯伯（与大妈后来生活在一起的另一个本家长辈）的腿伤就住了两回医院，大姐和哥哥又先后患了黄疸肝炎，家里一度要揭不开锅了。好在父亲从军队复员后安排在银行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贷款。那些年借的钱，还了二十多年，在我读硕士后才彻底还清。当然，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四个子女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哥哥和大姐读了大学，二姐和我读了博士。在那个不大的城镇，父母亲是有名的“教子有方”。
正因为这样，父亲对贪图享乐的人极为反感，也因为我挑嘴而打过一次，那是记忆中父亲唯一的一次打我：那年春节，我还很小，五六岁的样子，吵着闹着要吃包子——包子是当地年三十的传统食品。那时候生活困难，包子便有限，除了三十晚上人人有份外，剩下的要留作待客。——母亲怎么哄都哄不乖，从来不对孩子发火的父亲恼了，把我靠在柱子上打了几个耳光。疼不疼已经忘了，但这件事让我铭记在心，以至于再也不喜欢吃包子，直到现在。长大后想起来，总是为自己的贪嘴而惭愧，因为父母非常节俭。我清晰地记得，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穿补丁衣服了，可那时已作了县银行行长的父亲，穿得还是打了补丁的衣裤。
父亲从小教导我们要勤劳，小时候他给我们买的不是玩具，而是小铁锄、小背篓、小铁铣、小铁锹，可以让我们量力而行，参加劳动。我那个背篓小巧玲珑，非常合适，小伙伴们都很羡慕，我也非常喜欢，每天背着去打猪草或拾柴禾。三年级时，奶奶去世了，我们跟随父母进了城，节假日没农活可干，父亲便从单位图书馆借书给我们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英雄儿女》、《上甘岭》、《牛虻》、《舒拉和卓娅的故事》、《绞刑架下的报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等，都是那时候读的。他还帮我们办了县图书馆的借书证，也订了《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杂志。每到暑假，他总是让我们回老家，帮家人割麦、碾场、挖土豆，参加生产劳动。
生活是艰难的，父亲却是乐观的，总能发现并享受乐趣。还是少年的时候他就喜欢办社火、编节目、演新戏，成家后喜欢上了秦腔，有空就往县剧团跑，听戏、学戏，和那里的演员都成了好朋友。他请懂乐谱的母亲教会了简谱，没钱买戏本就自己刻写、油印，那种自制的细麻绳装订的戏本我还记得：三十二开的大纸，牛皮纸封面，蓝色的油印字，一行简谱一行戏词。那些年，他们对唱戏简直入了迷。村里人娶了新媳妇，先看相貌如何，再问识不识字，然后做工作，再三动员学唱戏。除了春节里唱，二十三、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甚至农忙的六月也偷空唱。大家都上班请不出假，便白天在单位上班，下班后让堂哥开车赶回去唱戏，午夜戏毕吃点夜宵再赶回来。父亲是台柱子，除了自己唱，还教村里所有愿意唱的人学，得了一个“戏母子”的尊号。我还记得父母临睡前手执尘佛绕来绕去练新戏，就是躺在床上，两人还在熟悉对白和唱词，或是父亲给母亲教，你一句我一句的低声唱。可是，父母却不刻意教我们唱戏，虽然那时常演的几出戏，从唱词到对白，我都能倒背如流，但都是耳濡目染听来的。印象中，父亲只教过我们一次戏，那是一个傍晚，我们围在灶台边看母亲做饭，父亲在烧火，火光一明一暗地映在我们脸上。他教的是当年新排的戏《屠夫状元》党凤英的唱词，现在只记得一句了：“玉蟾～～～～～～移步～～过～～东墙～～～”是花音慢板，旋律悠扬动听，至今还能张口就来。
也许是父亲长得英俊，也许是当年唱旦角的人少，也许是父亲的嗓音天生只能唱旦角，总之，在我的印象中，他只唱过一次男角，是《辕门斩子》里的杨延昭，并且只演了一出便换成了二伯父，因为出场第一句对白：“逆子不孝，定斩饶！”就把嗓子吼哑了。他唱的旦角都是主角，什么《铡美案》里的秦香莲、《游龟山》里的胡凤莲、《火焰驹》里的黄桂英、《三滴血》里的李晚春、《柜中缘》里的孙玉娇、《宝莲灯》里的山圣母等等，天天唱满场，十五、十六白天晚上的赶着唱。大雪的夜，戏台上取暖设备又不好，身穿薄背心，外套单戏衣，有时候在台子上一跪就是半小时，比如《告状》和《献杯》两折，着实是个考验。他却乐此不疲，常常抱个保温杯，里面泡着胖大海，随时抿一口润嗓子。如今退休在家，买了无数秦腔的碟片，闲来便看几折。每天去河堤上散步的时候，与母亲一唱一和大吼秦腔，陶陶然也。今年春节，在电话里又聊起唱戏，我自告奋勇地唱了一段苦音二流，父亲大加赞赏。其实，我知道他不过是因为高兴，他早就说过，我唱的秦腔“不是秦腔是流行歌。”
父亲虽然没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迂腐念头，但自己深知不能读书的痛苦，于是，全力支持我们读书成为他的信念。然而，他并不想我们成为只会认字的书虫，自始至终强调：“身体第一，学习第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凭着这把尚方宝剑，我的大学生活过得极其悠闲、自在。从来都是“60分万岁”——舍友顶风冒雨抢座位上自习的时候，我总是舒舒服服听着音乐窝在被子里读小说；同学们削尖了脑袋争奖学金的时候，我骑着自行车去给市里一家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上课；老乡们彼此传授着争当学生会干部经验的时候，我正大汗淋漓地爬祁连山……最过分的一次，是大四第二学期，已修够了所有学分的我，整整逃课两个月在宿舍看书，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被班主任树作“典型”，自然是反面的。呵呵。父亲的宽容给了我最大的自由，让我有机会认真选择自己的道路。如今，身在异乡，又为人母，心底里越发赞同父亲的观点。将来，我的孩子自然也是要“身体第一，学习第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
父亲是家里的老么，拿三伯父的话来说是王家的“正根儿”。六岁上爷爷便去世了，他跟着奶奶吃了很多苦。然而，他也继承了奶奶乐观开朗的性格，生活的艰难对他而言并不是最可怕，最令他耿耿于怀的是没有机会继续读书。这是他今生最大的遗憾。当年家穷，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两回中学，都因家里供不起而罢休。当时，他曾恳求当家的大伯父：“你现在供我上学，将来我必定供你的儿子上学。”可大伯父说：“我不供你，我儿子也不要你供。”就这样，父亲始终没能读成书。可他不怪大伯父，他说：“只怪家里太穷了，连一星期一兜土豆、一罐酸菜都拿不出来。”他的知识，全是在军队里自学的。——也是机缘凑巧，他在书店遇上了当时大学已毕业、在驻军附近工作、多年后成为我公公的老乡，在他的指导下，自学了从初中到大学的所有文科。
因为这个遗憾，父亲对自己发誓：“不管多么困难，砸锅卖铁也要让自己的孩子读书。能读多久就供多久。”可是，要兑现这个诺言是多么艰难！那时候，大伯父去世了，大妈和两个堂兄弟跟我们一起生活，家里地又少（因为父母都是干部，我们全家是没有地的），一应吃穿用度、娶妻生子、看病送终都落在他的肩上。光伯伯（与大妈后来生活在一起的另一个本家长辈）的腿伤就住了两回医院，大姐和哥哥又先后患了黄疸肝炎，家里一度要揭不开锅了。好在父亲从军队复员后安排在银行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贷款。那些年借的钱，还了二十多年，在我读硕士后才彻底还清。当然，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四个子女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哥哥和大姐读了大学，二姐和我读了博士。在那个不大的城镇，父母亲是有名的“教子有方”。
正因为这样，父亲对贪图享乐的人极为反感，也因为我挑嘴而打过一次，那是记忆中父亲唯一的一次打我：那年春节，我还很小，五六岁的样子，吵着闹着要吃包子——包子是当地年三十的传统食品。那时候生活困难，包子便有限，除了三十晚上人人有份外，剩下的要留作待客。——母亲怎么哄都哄不乖，从来不对孩子发火的父亲恼了，把我靠在柱子上打了几个耳光。疼不疼已经忘了，但这件事让我铭记在心，以至于再也不喜欢吃包子，直到现在。长大后想起来，总是为自己的贪嘴而惭愧，因为父母非常节俭。我清晰地记得，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穿补丁衣服了，可那时已作了县银行行长的父亲，穿得还是打了补丁的衣裤。
父亲从小教导我们要勤劳，小时候他给我们买的不是玩具，而是小铁锄、小背篓、小铁铣、小铁锹，可以让我们量力而行，参加劳动。我那个背篓小巧玲珑，非常合适，小伙伴们都很羡慕，我也非常喜欢，每天背着去打猪草或拾柴禾。三年级时，奶奶去世了，我们跟随父母进了城，节假日没农活可干，父亲便从单位图书馆借书给我们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英雄儿女》、《上甘岭》、《牛虻》、《舒拉和卓娅的故事》、《绞刑架下的报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等，都是那时候读的。他还帮我们办了县图书馆的借书证，也订了《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杂志。每到暑假，他总是让我们回老家，帮家人割麦、碾场、挖土豆，参加生产劳动。
生活是艰难的，父亲却是乐观的，总能发现并享受乐趣。还是少年的时候他就喜欢办社火、编节目、演新戏，成家后喜欢上了秦腔，有空就往县剧团跑，听戏、学戏，和那里的演员都成了好朋友。他请懂乐谱的母亲教会了简谱，没钱买戏本就自己刻写、油印，那种自制的细麻绳装订的戏本我还记得：三十二开的大纸，牛皮纸封面，蓝色的油印字，一行简谱一行戏词。那些年，他们对唱戏简直入了迷。村里人娶了新媳妇，先看相貌如何，再问识不识字，然后做工作，再三动员学唱戏。除了春节里唱，二十三、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甚至农忙的六月也偷空唱。大家都上班请不出假，便白天在单位上班，下班后让堂哥开车赶回去唱戏，午夜戏毕吃点夜宵再赶回来。父亲是台柱子，除了自己唱，还教村里所有愿意唱的人学，得了一个“戏母子”的尊号。我还记得父母临睡前手执尘佛绕来绕去练新戏，就是躺在床上，两人还在熟悉对白和唱词，或是父亲给母亲教，你一句我一句的低声唱。可是，父母却不刻意教我们唱戏，虽然那时常演的几出戏，从唱词到对白，我都能倒背如流，但都是耳濡目染听来的。印象中，父亲只教过我们一次戏，那是一个傍晚，我们围在灶台边看母亲做饭，父亲在烧火，火光一明一暗地映在我们脸上。他教的是当年新排的戏《屠夫状元》党凤英的唱词，现在只记得一句了：“玉蟾～～～～～～移步～～过～～东墙～～～”是花音慢板，旋律悠扬动听，至今还能张口就来。
也许是父亲长得英俊，也许是当年唱旦角的人少，也许是父亲的嗓音天生只能唱旦角，总之，在我的印象中，他只唱过一次男角，是《辕门斩子》里的杨延昭，并且只演了一出便换成了二伯父，因为出场第一句对白：“逆子不孝，定斩饶！”就把嗓子吼哑了。他唱的旦角都是主角，什么《铡美案》里的秦香莲、《游龟山》里的胡凤莲、《火焰驹》里的黄桂英、《三滴血》里的李晚春、《柜中缘》里的孙玉娇、《宝莲灯》里的山圣母等等，天天唱满场，十五、十六白天晚上的赶着唱。大雪的夜，戏台上取暖设备又不好，身穿薄背心，外套单戏衣，有时候在台子上一跪就是半小时，比如《告状》和《献杯》两折，着实是个考验。他却乐此不疲，常常抱个保温杯，里面泡着胖大海，随时抿一口润嗓子。如今退休在家，买了无数秦腔的碟片，闲来便看几折。每天去河堤上散步的时候，与母亲一唱一和大吼秦腔，陶陶然也。今年春节，在电话里又聊起唱戏，我自告奋勇地唱了一段苦音二流，父亲大加赞赏。其实，我知道他不过是因为高兴，他早就说过，我唱的秦腔“不是秦腔是流行歌。”
父亲虽然没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迂腐念头，但自己深知不能读书的痛苦，于是，全力支持我们读书成为他的信念。然而，他并不想我们成为只会认字的书虫，自始至终强调：“身体第一，学习第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凭着这把尚方宝剑，我的大学生活过得极其悠闲、自在。从来都是“60分万岁”——舍友顶风冒雨抢座位上自习的时候，我总是舒舒服服听着音乐窝在被子里读小说；同学们削尖了脑袋争奖学金的时候，我骑着自行车去给市里一家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上课；老乡们彼此传授着争当学生会干部经验的时候，我正大汗淋漓地爬祁连山……最过分的一次，是大四第二学期，已修够了所有学分的我，整整逃课两个月在宿舍看书，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被班主任树作“典型”，自然是反面的。呵呵。父亲的宽容给了我最大的自由，让我有机会认真选择自己的道路。如今，身在异乡，又为人母，心底里越发赞同父亲的观点。将来，我的孩子自然也是要“身体第一，学习第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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