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获了一种恬静的生活, 像一条波澜不惊的小河, 流过春夏 流过秋冬
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四次逃港潮：1957年、1961年、1972年、和1979年。今天，又面临新一轮的“逃港潮” 。--- 不同的是，过去逃的多是穷人，是要远走高飞另择高枝，是真的逃。这一次不一样，是富豪迁移，他们只是暂避香港，不是逃，是“躲”。从过去的求富，希望长期定居，到今天的求安，只图临时落脚。
过去25年，中国的法律对官僚/资本形同虚设，个个贪婪官官贪腐，钱权一接触，个个发得不红不白。如今，在反腐风暴之下，为了躲避有关部门的协助调查或被问话，越来越多的富豪选择了暂避香港，寄居五星酒店。--- 在位于中环的四季酒店，他们能够暂时安放自己，相互慰藉并彼此传递消息，寄望找到信息灵通的‘神秘人士’，甚至自己的救星。
最近，追逃海外逃“犯”的声浪很大。但真正见效的寥寥无几。仅看香港的“逃客”，你就会惊叹：太多了，几百个处局干部躲在那里，几百号“钱柜”藏在那里.... 新一轮的“逃港潮”，正在进行时。
逃港者的贫富差异巨大
过去的逃港者是穷腿子，逃是因为不甘贫穷；现在的逃港者是亿万富翁，逃是因为财富不太清白。
历史上的逃港者有不少是政治原因，但多数还是经济原因。有多穷呢？宝安县(后来的深圳市)一个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平均是0.7元，而香港则有70元港币左右。一边早就用上了电视、冰箱，另一边只能吃红薯、咸鱼……《大逃港》作者陈秉安讲过一个舞蹈演员因为一瓶养乐多而逃港的故事。每当有香港人过这边来的时候，当地的孩子总是跟着他们。有一次，一个香港人给了他的孩子一瓶养乐多，孩子喝完后还不肯扔瓶子，拼了命地想把最后剩的一点东西吸出来。这个演员觉得让孩子吃别人的东西已经很没尊严，而那种吃相更让他心疼，于是下定了要逃到香港去的决心——他游了5个小时，游过了深圳湾。
现在的逃港者有多富呢？香港中环四季酒店的套房价格根据等级及季节，在1万到7万港币之间浮动。四季酒店旁边还有可长租的“四季汇”公寓，月租从5万港币到20万港币不等。
逃港的方式及安全性不同
以前九死一生，现在安全舒适。
历史上逃港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陆路、游海、坐船。其中，中老年、妇女、儿童一般选择陆路，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游海的主要是年轻人，也是最常用的方式。很多广东人回忆说，那个时期珠江里总是有很多练游泳的人，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异常严厉。逃港被视为“叛国投敌”。最大的风险是遇到边防部队，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偷渡者死亡概率很高，以致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与以往相比，现在的逃港不论走陆路还是坐飞机，都十分轻松写意。
到达对岸后的遭遇不同
历史上的逃港者，逃过去之后并不就万事大吉了，在当时的港英政府治下，逃港者有相当大的概率是要被遣返的。遣返之后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批斗、劳改都等着他们。
港英军廓尔喀步兵旅的士兵押送逃港者前往遣返地
因此，当时出现过一些可歌可泣的场面。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非常同情，从慷慨施舍发展到组织起来，救济灾民，对抗军警抓捕。有送衣送粮的，有把饥民藏到自己家里的，有为饥民介绍打工的。最值得铭记的是，有一次，数百辆汽车装着待遣返的偷渡者，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而现在的逃港者，之所以选择香港，是因为他们认为香港比内地更安全。律师说，这种“安全”只是富豪们的心理安慰，香港和内地之间有司法互助机制。但两地间至今尚未签订任何刑事司法协助协议这一事实，已足够让富豪们在当下这个节骨眼安心待着。
逃港后的打算不同
以前是为长期定居，现在只图临时落脚。
历史上的逃港者，到香港之后，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做起，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都曾是逃港者。
而现在的逃港者，并没有在香港久留的打算。他们每天泡在酒店的泳池里等消息，等到“好消息”，就回内地；等到“坏消息”，就远走高飞；没有消息，就继续等。
结语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的香港是内地人人艳羡的“奶与蜜”之地。而今日的香港，在大众眼里已从神话落入现实，但逃港者的方向没有改变。只不过，曾经费尽心力逃港的穷苦百姓，变成了今日的亿万富豪。逃港的理由，从求富变成了求安。
这一历史的吊诡，映射三十年的巨变。普通民众对香港的经济发展已没有多少仰望，足见内地进步所在。而涉腐富豪关于“香港更安全”的想象与行动，亦映照出两地司法环境的差异。而从更深层来看，“逃港”值得反思之处是，物质丰盈之后，文明的其他维度也亟需进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