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113) 鎮反運動

上海舊事話百年 (113)  鎮反運動

在抗美援朝運動同時，一場血腥的運動「鎮壓反革命」開鑼了。

毫無疑問，新政權建立之初，社會是複雜的，國民黨潛伏下來和殘留下來的力量極其巨大，他們的破壞活动、舊政權人員的反抗，以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會道門組織等勢力的活動，是新政權面對的首要問題之一，因此推行一場鎮壓反革命運動是必要也是必然的。

但是對於以階級鬥爭起家的中共，恐怖和血腥，是每次運動的基調，所謂「滅反動派威風，長革命群眾志氣」。中共副主席劉少奇解釋得很清楚：

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死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就不好辦。 (轉引自楊奎松《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史學月刊》2006年第1期)

幾十年來，一次次駭人聽聞的政治運動，極大地損傷了中華民族傳統的善良本性。在腥風血雨的農村「土改運動」猛烈開展同時，「鎮壓反革命運動」震撼全國。

章榮初在菱湖的企業已被蠶食剝奪，突然出現一件事，令章榮初的清譽和心緒，又遭受到突如其來的打擊。那就是王冼的被捕被殺，自章榮初投資建設菱湖起，人所共知王冼是章榮初的代理人，1948年菱湖地下黨成立，王冼擔任菱湖中共黨支部書記。

長期處於敵強我弱的非法狀態，造成中共強烈的猜忌心和防備心，本來，經過犧牲沉重的鬥爭，取得了政權，應該皆大歡喜，天地共慶，孰料建政伊始，勝利者首先就警覺自已內部是否乾淨，怕在戰爭中混入異己，魚龍混雜，喘息未定就杯弓蛇影，清理門戶。中共黨內歷來分紅區白區兩大部分，延安中央一貫對白區地下組織疑慮重重，「解放」戰爭期間發展起來的很多地下組織，不被南下的北方幹部承認。毛澤東對處理「白區」中共地下黨員有過一個指示：

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唐寳林《中共安排地下黨幹部的十六字訣》，《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在「解放」初和爾後的肅反運動中，這些出生入死為中共政權立下不為人知的功勞的地下黨員，相當部份蒙冤受屈，真不知讓外人同情還是訕笑好。菱湖的黨組織，也在那個時間被中共自己摧毀，還莫名其妙地牽連到章榮初。

1950年3月，中共下達《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報告中說：

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國主義特别是美帝國主義在背後策動，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都必須堅決肅清。

10月10日，「鎮壓反革命運動」大規模展開，直到1951年底收尾。

1951年1月下旬毛澤東致電上海市委：

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决問題。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壓低敵焰，伸張民氣，是很必要的。

3月18日毛澤東對公安部批示：

必須用很大的力量，大殺幾批才能初步解決問題，天津準備今年一年内殺一千五百人，……上海是一個六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我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一千五百人左右。南京是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份子不止二百多人，應在南京多殺。

領袖高度讚賞一口氣殺了一百五十人的天津市委：

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

鎮反運動演變成了大規模的階級報復運動。( 紀彭《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鎮反》人民網文史頻道2011)

毛澤東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說：

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盡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楊奎松《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

鎮反運動開啟了按指標殺人的先例，大規模暴力鎮壓行動極大地樹立起新政權的政治權威，整個鎮反運動究竟鎮壓了多少人？1954年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報告，全國共逮捕反革命二百六十二萬餘名，殺了十一萬二千餘，關押百二十九萬餘，管制一百二十萬餘，教育釋放三十八萬餘。尚有幾十萬計的自殺人數，不在統計之內。

1951年9月底，已擔任吳興縣人民代表會議常務委員、生產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的王冼，在「鎮反運動」中突然被捕。沒人知道王冼究竟犯了什麼罪，案件未經周密調查審訊就在11月12日，由吳興縣人民法院《[51]判字第2025號刑事判決書》對王冼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鎮反」運動雖不是以資本家為主要對象，運動中各廠都有一些人被捕，章榮初的四弟章榮康，因爲菱湖警察派出所長曾給他一把沒子彈的手槍，被定為「歷史反革命」，榮豐紗廠也有十七名所謂「反革命份子」被捕【註】。

【註】此時榮豐一廠已被軍方接管，下文寫到的「榮豐紗廠」都是指原榮豐二廠。

1951年秋，各工廠、機關都建立了人事檔案，被視為「有問題的人」，按「出身、成份、個人歷史、社會關係」分為五類，如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解放」前做官吏、教導主任或童子軍教練，有海外關係等等。可以想像這種背着當事人建立的秘密檔案，對資本家和知識分子造成多大的心理壓力，這個檔案制度一直延續至今。軍管會頒佈了《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辦法》，章榮初有些天天來陪他下棋聊天的朋友，突然成了「管制分子」，嚇得章榮初叫他再不進門。

當年身為鎮壓者一員的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尹曙生﹐在六十多年後撰《觸目驚心的殺人運動》深悔反省道：

1976年前，我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一直没有真正停止過，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條』、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專案審查等等﹐還在繼續鎮壓反革命﹐同樣﹐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式辦事﹐完全是無法無天﹐使得中國人民一次一次受到極大的摧殘與傷害。 (《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鎮反運動不僅把舊時代留下的勢力清掃乾淨，為了把潛在的反對勢力一并清除乾淨，不惜把很多戰鬥在灰色地帶的自己人，和可能的「不合作份子」，也借機清除掉了，如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1918-1951)是打入國軍的中共地下黨員，也被槍斃了。王冼在地方上勢力很大，在國民黨時期當過區長，又是吳興縣黨部執委，自然在清除之列。

王冼在章榮初眼裡，本不是一個好人，狡詐，能幹，心術不正，行為詭異，1948年7月章榮初發現王冼的不軌圖謀之後，離開了菱湖，此後再沒和他聯係。王冼身為菱湖中共地下支部書記，「解放」伊始就被新政權鎮壓，這本是共產黨的家事。應該說，章榮初對共產黨，並沒有多大好感，也沒有直接的接觸，但王冼在「解放」前的活動，畢竟得到章榮初的同意和默許，章不但給予財力支助，很多地下黨員的活動，章也眼開眼閉任由他們藉青樹學校名義，尤其菱湖黨支部屬下由王冼為司令的武裝力量章貢縱隊，本是章榮初出資的菱湖自衛隊。無論怎麼說，章榮初也算為「革命」，為「解放」，出了一份力。

章榮初算不得革命功臣，也不是革命的敵人，但他的代理人王冼突然成了反革命，這支為「解放」出過力的武裝也就成了反革命武裝，章榮初由革命的支持者，莫名其妙成了「反革命應變組織」的幕後人。王冼被殺後，青樹學校幾個激進教師把校園內體育場花廊中的章榮初父親章清儒的銅像拆除了，這對章榮初是個沉重的打擊 (1958年「大煉鋼鐵」時被熔毀)。

直到1988年3月18日，湖州市郊區人民法院撤消原吳興縣人民法院1951年對王冼的死刑判決﹐宣布無罪﹐但內情至今無人知曉。王冼獲中共湖州市委追認為「離休老幹部」﹐發給其妻一次性冤獄費一千元﹐一次性生活補助五百元﹐及每月三十三元補貼。槍斃三十七年後居然還能「離休」，只有湖州的共產黨人想得出。

這個消息來得太遲，章榮初已去世十六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