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17) 合資企業雄心勃勃

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17) 合資企業雄心勃勃　

1981年開春，石化公司併入通用機械製造公司。石化的大部份科以上幹部另行安排，只有我進入通用公司任副經理。所以在新崗位，大多人我都不認識。

領導班子共八人，黨委正副書記，正經理和五個副經理。真是時代不一樣了，我的資本家身分和留學經歷，不再是短處，黨委書記和同事都很尊重我，大家有說有笑，氣氛輕鬆又合作，改革開放真好 ！

最年輕的副經理，是從下屬中華冶金廠上調、畢業于清華的工程師黃菊，我和他面對面合一張大辦公桌。黃菊後來成為上海市長、市委書記、政治局常委。

1981年8月上海市檢察院在虹橋路空軍招待所，審問當年造反司令部的徐景賢、王秀珍、黃金海（原是我父三十一棉紡廠一個工人）、陳阿大。我去旁聽，當時不可一世的這幫人，如今低頭在被告席上受審，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9月初黨委書記成捷通知我，汪道涵市長指定上海國際投資公司總經理徐鵬飛，機電局局長張遵敬和我三人去參觀加拿大國際石油機械展覽會，另外還有北京機械委外事局長等三人。

邀請我們前往的華裔美商周纊結也是上海人，其父在阿爾勃省開採石油致富。他太太何麗麗，北京人，何父曾在機械委情報研究所工作。當時汪道涵是情報所所長，汪後來當電子工業部部長，文革後任上海市長，周纊結夫婦回上海拜會了汪。

9月11日我們從上海出發，當時中國尚無飛加拿大的航班，因此先到舊金山再轉飛加拿大阿爾勃省愛明頓。愛明頓是個僅二萬人口的石油小城，但其富有程度和現代化程度是上海無法比擬的，我們看得目瞪口呆。

展覽會展出各國最新的石油設備，令我們驚嘆。又去愛明頓郊外參觀採油工地作業。展會方為我們中國代表團作了一次專業介紹。我們上海三人都懂英語，但三個北京大官不懂，加拿大人剛開始講，徐鵬飛就叫停，說：「請老章翻譯一下吧！」我說：「徐總，你水準高，你來翻譯吧。」他說：「我不懂技術，許多專業名詞譯不好。」這樣我就當了譯員。

會後，我們三人同周纊結舉行商務會談，當時國際油價較低，西方各國大舉開發海上石油。一座自昇式平台要六、七千萬美元，一座半潛式平台造價一億美元以上。周想利用中國製造成本低，在上海建造。由我起草意向書，雙方簽署。

我們的官式活動結束，機電局長張遵敬同我商量，他哥哥是溫哥華大學教授，想抽空去看他一次，邀我陪同一起去。問題是來回機票不好報銷，我去找周，周很爽快說機票由他辦。我陪張飛溫哥華，徐鵬飛去了紐約，之後張回舊金山，我去芝加哥看次子一家。9月23日我和張局長回到上海。

1982年，中美合資「上海海上石油工程公司（SOPEC）」 (簡稱海聯) 组成，中方為上海機電局下屬通用機械公司、上海國際投資公司、上海造船公司及中國銀行，美方為周纊結及當時美國副總統喬治布希的弟弟小布希，機電局局長蔣濤任董事長，我任總經理。美方負責取得海上鑽油平台定單，上海市機電局下屬工廠製造鑽井設備，造船公司製造平台船體。市府對此項目專門開了會，予以肯定，汪市長接見了所有參與者。海聯公司在錦江飯店二號樓租下辦公室，掛牌開張。

中國改革開放初見成效，我家生活明顯好轉，我心情舒暢，工作得心應手。但幾十年來反覆無常，文革的陰影始終心有餘悸。我和妻還是決定舉家逐步移民。我次子1980年移居美國後已立足，就申請媽媽，此時我長子已從新疆去了香港，1982年夏美領館通知我妻，移民已批准。                           

1983年初，我和黃菊從通用公司調任機電工業局副局長，又與黃菊合用一間辦公室。我分管進出口，上午在機電局，下午在海聯兩頭辦公。

這一年香港船王董浩雲屬下的東方海外公司代表金樂琦，來上海與機電局商談合資。金樂琦的祖父金潤泉﹐三四十年代任中國銀行杭州分行經理，是我父親的老朋友。我代表機電局和他們談判，組成海懋工程公司。「海聯」和「海懋」項目，將帶動港口、直昇機、駁輪、潛水器材、消防器材及作業服裝、食品等一系列用品的發展。

但當時合資公司多如牛毛，大多徒有虛名，中國的開放還處在初級階段，和海外企業很難對接，工作一深入，矛盾就暴露了，所以大多最後不了了之。

金樂琦的夫人董建平，是董浩雲女兒，國際知名的藝創畫廊主人，他的哥哥就是後來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後來我和董建平女士有很多合作，下面再述。   

1983年上半年周纊結已爭取到兩座半潛式海上平台訂單，每座可售一億二千萬美元，局和市對此極為重視。夏天周帶美方訂購團到上海，我陪他們參觀上海製造石油鑽採設備的大型工廠和造船廠，他們對上海製造技術有信心，但認為必須引進國際認可的技術，才能接受海外工程。為此安排我們去美國和挪威考察，引進技術。

1983年11月，由機電局局長蔣濤，上海船廠廠長和我等七人組成考察團，先到北京，出發那天才知道上面派下來的翻譯是學俄文的，對英語一竅不通，當然是上面什麼人安排的，這是「中國特色」，結果我這個副團長又兼了翻譯員。

我們11月5日到紐約，在周礦結的辦公室與美國平台訂購商會談，之後在紐奧爾良坐直昇機去考察墨西哥灣鑽井平台，到休士敦參觀石油機械製造廠，到達拉斯訪問美國石油協會（API），到奧克拉何馬大學聽教授介紹技術。儘管行程緊密，在紐約期間我去看了剛移居美國的畫家陳逸飛夫婦，在洛杉磯兩天與家人相聚。在洛杉磯休息兩天後到加拿大參觀鑽井現場。從加拿大奎北克去挪威奧斯陸，原是經濟艙，北歐航空公司把我們免費改為頭等。

在奧斯陸參觀了平台船塢和近岸油井，第一次看到北極白夜。按原定日程我們從挪威到法國，乘中國民航回國。快離開時才得知 ，中國民航要在我們到法國後第四天才有班機，我們在法國三天既無接待方﹐又無經費，當時外事紀律和經費控制極為嚴格。我立即聯系一個老朋友薛威武，他與法國海洋石油界有關係，薛先生立刻安排我們去鄧扣克（Dunkirk）和馬賽（Marseilles）參觀法國石油平台製造公司。

我們到巴黎已是傍晚，大家都是第一次來巴黎，我帶他們從凱旋門，一直走到法國大革命國王王后被斬首的協和廣場，一邊向大家講解這些名勝古跡的歷史。這時已近聖誕，香舍麗榭大道兩旁掛滿聖誕燈飾，除了我其餘六人都是第一次出國，從沒見過西方花花世界。

我抽空致電汪漱芬，和她夫婦餐聚。這次巴黎三天行程，一切全靠我友薛先生安排，沒化國家一分錢。可是回到國內，北京外事部門卻說我們自行安排巴黎行程，「嚴重違反外事紀律」，蔣濤陳述了事實經過，但外事部門不接納，蔣濤局長只好寫檢查，承認犯了錯誤。要在過去，我這算是腐蝕共產幹部，又要罪該萬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