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出租车司机新年伊始罢运让俺感慨万千

郑州出租车司机新年伊始罢运让俺感慨万千

                   2011年1月13日

何必

为缓解中心城区 “打的难”，成都将再增加投放1200辆出租车……（略。）

河南郑州出租车集体罢运。

哈哈。

新年伊始，又开始咧。

来看看与出租车相关的内容吧。

2007年，俺经常参加各式各样的座谈会，总是能够碰上中国社科院唐钧兄，他对其他人开玩笑说，看俺如此文字，先跳过“破小孩”的段落。哈哈。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何必注，这孙子从南方都市报负责人位置表面上下来后，“改抽白面儿”——给洋鬼子撰稿啦。说穿了，还是公民权利那套棵儿。）

（何必注，略。）

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俺曾经的广州市的网友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崔之元曾经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无所不能的胡星斗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老周发来的参考材料。

（何必注，略。）

白祖诚老先生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呵呵。

看到了吧。

现如今，出租车罢运事件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了吧。

其中，也穿插着各式各样辛酸和悲惨的真人真事。

当然啦，也不乏臭不要脸的崔之元厚颜无耻吹捧的重庆模式里像什么薄熙来啊黄奇帆啊等等串的在处理重庆市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当中的倒行逆施，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暴露出重庆模式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的哥造反罢运，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出租车司机就业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一方面，散兵游勇，一盘散沙，组织性很差，即使不是个体出租车（中国委府的管理体制实际上在打压个体出租车的存在，悉数划归出租车公司，而使得我党能够对出租车司机进行强取豪夺），出租车公司对每个出租车司机也形成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局面，出租车司机完全要凭借着个人的素养、经验、技巧等能力应付全部运营过程中千奇百怪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则是出租车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更是被划归公共交通的序列（国外很多地方并非如此），因此就构成了道路交通的绝对的、不可或缺的主力军，极大地影响着所在地道路交通乃至整个公共秩序的是非毁誉。

俺关注中国的出租车行业，也经年累月了吧。

2004年俺所在的电视节目还可以说人话时，出租车是俺们节目里一个非常具有看点的节目。

当然，作为现如今的中国电视节目，只要涉及公共交通内容，就会取得非常不错的到达率和忠诚度。

为什么会如此？

在公共性非常稀缺的中国，道路是仅有的货真价实的公共空间，其他的都可以有什么特权啊、绿色通道啊、天价领地呀、高档区域呀等等进行等级森严的划分，但道路却成为除了像胡锦涛温家宝那样的狗娘养的以及各地的党政军头面人物才具有的交通管制警车开道之外，其他所有有钱有势者也必须与无权无势的穷鬼一起，仅仅依靠交通工具体积（比如大货车挤兑小轿车）和车德在道路上摸爬滚打辗转腾挪，首尾相连的车流里，无法区分车主或者驾驶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及道德状况的层出不穷。因此，道路就成为中国最能够表现公共空间德行样的地方，也最能够体现出中国人劣根性的场所。同时，包括道路和交通工具在内的公共交通，由于中国委府的揽权卸责，成为越来越不堪入目的垃圾场，拥堵、污染、事故、血腥等等如影随形，中国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假冒伪劣质次价高比比皆是并且构成了对每一个在中国具有户外行动能力者的嘲弄和侮辱，反过来，道路交通也就成为万夫所指任人唾沫的对象。

而此中，出租车作为道路交通的主体，又是非常别开生面的。

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如何？这个话题俺连篇累牍说过太多了吧。

人们把北京出租车司机称之为现代的骆驼祥子，起早贪黑夜以继日，最终还是无法逃脱每天一睁眼就几百块的份子钱的命数。

全国各地都如此，将出租车行业也纳入委府搜刮民脂民膏的领地，无论是通过类似什么出租车燃油附加费呀、取消低价出租车呀、上调出租车行驶收费价格呀等等向每一个出租车乘客（当然，也会经由此形成对整个物价水平的影响、以及与出租车使用无关者的财政效应，形成对全社会的财富剥夺）强取豪夺，还是对出租车司机本人财富、精力、健康乃至生命经年累月的剥夺和透支，这种状况早就是中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了吧。

现如今，全中国都知道，出租车司机是最好欺负的群体之一。在道路上，只要发生摩擦里有出租车，那么就是很一边倒的局面，傻都知道，稍微有些社会关系或者门路者，也不会去干出租车司机的行当，在一个小区里，如果谁家有人开出租车，这个家庭的所有社会资本状况就一览无余，也就成为小区里二话不说的下等货色。也就是说，出租车司机成为最弱势群体之一。

石油巨头涨价导致全社会为此付出代价，出租车行业未能幸免吧。

中国人嘛，见着怂人压不住火，柿子专拣软的捏，欺软怕硬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基本属性之一。

因此，出租车司机饱受欺凌，也就在所难免。

俺做电视节目过程中了解到，北京市的出租车公司，老板个个都有黑社会背景，那可真是惹不起的，而所谓黑社会，又是于委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甚至可以说，当局就是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因此，做出租车报道，也得小心翼翼欲言又止。

现如今，果然不出所料，被俺不幸言中了吧，北京市开始限制机动车数量了吧。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城市的规模是有限的，不可能无休无止地增加机动车数量。

这点，俺在中国汽车业的话题里说过无数遍了吧。

而北京市限制机动车数量，当然就不可避免地恶法频出。最近，北京市相关部门改弦更张，在按照尾号限行的规定里，将原来的如果没有按照如此法规出行者每天罚款100元的规定，改为一天里可以数次罚款100元，也就是可以在一天里没完没了地罚。这在法律上涉嫌违背一事不二罚的原则。在报道如此内容时，俺就鼓动节目主持人，提及如此改变或许与法律原则相抵触，并且拿出2005年北京市著名的杜宝良案件说三道四，（这个农民工早晨贩运蔬菜，在一个有禁行标志处连续数天违章，被交管部门的摄像头拍到77次，共计罚款10500元，却没有任何人对他进行告知，成为当时北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那时候俺所在电视节目还可以说人话，拿着此事大做文章，结果让北京西城警方收回了罚款主张。）别有用心地涉及到了，别把治理交通秩序变成了罚款经济，弄成了衙门创收的工具。实际上，机动车按照尾号限行这个规定本身，就涉嫌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毕竟，当初购置机动车时，并没有出台尾号限制措施，属于当局单方面修改合同，应属无效。退一步说，就算是不得不屈从于强权，按照尾号规定出行，对于违反规定者，也不应该一天里数次罚款，而应该坚持一事不二罚的原则，只是提高单笔罚款额度，让有违章出行车主进行成本核算，直至放弃开车出行而改为乘出租车。

嘿嘿。

话又回到出租车这儿来了吧。

北京市机动车限行，注定是火了出租车行业（当然，还有汽车租赁行业）。

孙立平不是说了嘛，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的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说是好坏参半的话，那么此后所有的改革都沦为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剥夺，无一例外。

火了出租车，并不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得利。得到实惠的，还是出租车公司。

俺在涉及到北京市公共交通的内容里多次提及，王岐山那个狗娘养的当北京市政的时候，从香港照猫画虎邯郸学步弄来了治理交通拥堵的法宝，也就是公交优先，结果变成了什么？公交公司优先。这个话题俺洋洋洒洒说得太多了吧。

现如今，北京市限制机动车，又摇身一变最终成为委府操控的出租车公司不可避免当选最大受益者的结局。

万变不离其宗，公共利益就这么被裹挟、绑架和谋杀，在公有制的名义下，最终沦为官有制。概莫能外。

在中国新闻界，能够把出租车行业了解得相对门儿清的，非王克勤莫属了吧。这个西北汉子，居然能够长年累月混迹于出租车司机之中，潜伏下来，对出租车行业各式各样的规则了如指掌。俺一直认为，王克勤是中国新闻界的一面旗帜。不管是俺曾经与他还有什么郭玉闪等等一起喝大酒，还是中国专门进行公益诉讼的王振宇（他将如此行径称之为“影响力诉讼”，俺很不认同他这种过于强烈的社会认同诉求）一直忽悠俺要再与王克勤在酒桌上一拼高下，总还是对王克勤很是钦佩。而王克勤有关山西疫苗事件的报道，则捅了一个巨大的马蜂窝，让当地恨之入骨。当然，王克勤向来都是让各级委府非常头痛的主儿。而这种人，在中国真是比大熊猫还要少的珍稀动物。

因此，此次郑州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吧。

进入今年，才几天哪，就如此乱象频仍。北京市委门口数百人呼喊打倒刘淇法办刘淇了吧，山东泰安枪击并杀害了四个警察了吧，1月10日昆明人们围攻警察并抢夺枪支了吧，郑州出租车司机罢运了吧……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嘛。

现如今全世界都看到了，胡锦涛、温家宝这10年的任期快要寿终正寝了。最能够盖棺定论的字是什么？“混”。这帮子狗日的就是混，混吃等死，得过且过，击鼓传花，无德无能。

以出租车行业来说，出了事儿，就草木皆兵，拿芝麻官兴师问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有本质上的沉疴都岿然不动，出租车行业惨绝人寰的杀人越货制度没有一丝一毫的触动和改善，反而愈演愈烈。

他妈的。

当然啦。俺今年伊始也说咧，今年俺会将目标更多地转向中国人劣根性方面。如此，骂完了狗的我党，出租车司机又是什么货色呢？

其实，从全世界各国的情况来说，出租车行业的口碑一直都很差，这并不是中国特色。出租车司机宰客绕路等等缺德勾当成为国际性问题。

其实，这种现象本身，就很有趣。

咱不说是不是真的存在马克思所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么回事儿，倒是真的看到了，全世界出租车司机的道德状况都让人不那么喜上眉梢。作为单独作业的行当，出租车司机的就业道德状况、及其由于特殊的必须时时刻刻在公共空间（道路）上对公共秩序构成直接影响，就更加表现出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内在矛盾的张力。中国古人云，车船店脚牙没罪也该杀，说的就是这几个行当本身的职业属性都与公共道德的败坏形成了恶性循环，职业道德沦落与公共道德败坏之间互为因果，形成了恶性的互动。就算一个原本善良者，只要进入了这个行当，道德状况也必然江河日下，到了没罪也得杀的程度。

就拿北京市出租车司机这个行当来说，格雷欣效应太典型了吧。

原本，在北京遍布什么大发呀昌河呀之类的小面包车（由于车身被涂上标志性的黄色，被人们称之为“黄虫”）以及夏利等出租车时，基本上都是北京城里人干，而当委府取消黄虫和夏利提供出租车价格但出租车司机却越来越不堪重负之后，越来越多的从事这个行当的城里人不干了，也采取了群体性罢运措施，结果呢？当局招收北京城乡结合部甚至远郊区县的农民来干出租车司机，城里人，死不死啊你。结果呢？“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废寝忘食的北京农民任劳任怨在北京大街小巷东奔西走，把原本出租车司机行当里的城里人挤兑得死无葬身之地，不得不大规模退出，这是进步还是倒退，见仁见智，不过，让咱们看到，中国真是个盛产奸细和叛徒的宝地吧。

而前面引用的有关出租车司机运载智障人士贩卖给累死黑砖窑主之类的王八蛋，咱们或许可以看到，中国出租车司机的道德底线状况吧。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是不敢或者不能干的呢？

没辙。

谁让咱们在中国的人只能存活在人类各式各样的底线之下啊。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