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会拿日本开骂

只会拿日本开骂

                                           2006年5月21日

何必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内阁府20日发表的“社会意识舆论调查”显示，对“日本正朝坏方向发展的领域”的回答中有31.3%的人选择了“外交”，……（略。）

这种报道，其倾向性非常之明显。其实，在主观性很强的信息使用上，如此内容并不是什么新鲜举措。就像对于《红楼梦》鲁迅说：“道学家见淫，经学家见易，才子见缠绵，流言家见宫闱秘事，革命家见排满。”这才是个见仁见智的世道。换作当下时髦的说法，就是半杯水效应，也就是说，傻乎乎笑逐颜开的乐观主义什么时候看到杯子里那半杯水都认为：不错，还有半杯；而像老潘这种愤世嫉俗吹毛求疵的悲观主义者却总是看着那空着的半个杯子，认为这才是世界的灾难。

而如果只是选择这种日本的负面消息来说，那就是故意为之的了。

从上个1990年代开始，中国改革进入了日益艰难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频仍并积淀下来，一届政府移交给下一届，就像击鼓传花那般，看到那一任上会爆发出来谁赶上谁倒霉。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眩晕当中，人为地掩盖矛盾状态，并且利用宣传舆论越来越强有力的控制折磨国民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知情权。而当国内的舆情已经不足以消弭民间负面情绪乃至社会心理形成的浩大洪流的激荡蔓延之际，则挑唆、纵容并利用民间流行的非理性到了近乎疯狂而偏执的民族主义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进行着移花接木暗渡陈仓的勾当，拿着中日之间的百年宿怨当作转移国内矛盾的道具。

小泉政府在外交上获得了舆情低分，这就要被中国人拿出来评头论足说三道四，而这种事情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

实际上，日本国民对于外交的认知程度，远远不像中国人这样清晰，或者说，日本人对国内事务的关注，要大大强于对外交往的重视。这点是中国人很难理解的。原因并不在于日本人的特性，而在于中国人。1840年之后，中国就成为世界列强的瓜分对象，百年耻辱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更是积蓄下来中国的殖民心态。这点，延续至今的“外事无小事”的民族意识就是最显著的表征。

而这种殖民地心理，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少见的。所谓崇洋媚外，这是全世界惟独中国人才有的词汇。欧美日的国民对于这个词汇的产生和沿用感觉不可理喻，根本无法理解怎么会有如此民族意识。

姑且不说日本在二战后被美军占领，获得了什么样的集体意识，以及再往前说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外族侵占而成为亡国奴的经验，只看其一衣带水的韩国在比中国漫长得多的日本占领时期总共出现了多少内奸（韩国人称之为“韩奸”）？3000人，并且现在还在对这些卖国求荣者进行法律与道义追究。而中国呢？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人在日本军队侵略时出现了我们所谓“伪军”的协助侵略者的正规军事力量，更不用说包括汪精卫这种国民党政府最高官员出任日本人组阁政府长官这种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壮举了。即使是国民党军队，面对日本人的进攻又干了些什么？这大概早就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可以查询。只是说，日军100多人进攻张家口，中国十几万守军仓惶而逃，让日本人兵不血刃没费吹灰之力就拿下城池，这也算是中国军队的荣耀了。如果计数中国人到底出了多少汉奸，那将是个什么样的工程？如果要对汉奸进行法律和道义追究，又将是个什么景象？

到了当下，中日之间的纠葛也一直被拿来说事。1月10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何必注，略。）

怎么样？中国的媒体对此很难取得其他别出心裁的立场和视角。涉及到对日关系，现在中国已经是个屡试不爽的胜地，如果有类似马立诚那样竟敢提出什么对日关系新思维的人，注定要在汹涌而猥琐的口水之中被淹没。

3月8日快讯，（何必注，略。）

如此，日本经济的增长将对中国经济构成严重的威胁。而考虑到日本经济总量数倍于中国（更不用比较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日本将成为中国这条巨龙腾飞的最大障碍。

可是，如果抛开被意识形态掌控所形成的偏狭，冷静而理智地看待日本，我们会见到什么呢？

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各国记者蚂蚁般忙碌，在紧张的赛事报道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惊异看到，一场场比赛完毕观众离去之后，几万人的运动场看台上竟然找不到一片废纸。那些欧美记者惊叹到，如此公共意识的民族，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

而针对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一直诟病的日本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之举，我们的舆论总是装聋作哑地制造着偏听偏信，全然不顾日本国内在这发方面对战争责任的分析，以及日本人讨论的为什么著名的东京战犯法庭审判只是把东条英机等战犯推上审判台、却把战争最大的主使者（也应该是最大的战犯）日本天皇豁免、麦克阿瑟之流为什么要对日本天皇网开一面之类的诘难。如果不涉及这类责任领域，中国人非议的靖国神社现象只不过是在隔靴搔痒。

再往前看。明治初年，一个旅日德国医生贝立兹，对当时明治政府激烈的教育改革评论说：“我们欧洲经过五百年才达到的文化发展，日本国民只需要十年就达到了。这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发展。”日本学者桑原武夫更精辟地指出：“明治维新是个文化革命，而其成功的要因在于民众高度的读写能力。”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确立了“教育是日本立国之本”的国策。短短十年左右时间，日本国民的识字率就由原来的百分之四十多，猛升到百分之九十多。“二战”战败后的日本更是举国上下勒紧裤带办教育，从而带来了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

这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中国人似乎更应该思考，为什么一个历史上从来都是向中国进贡的附属国（如此视角与大国沙文主义无涉，只是援引历史事实）在短短几十年间就成为中国最危险的克星，日本成长的经历到底能够让中国人领略到些什么。（对比一下中国的文化革命、以及此后改革开放所实施的教育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吧。）

日本近代思想家冈仓天心指出，明治维新的最大成功在于制定了立宪政治。在日本“帝国议会召集以来，国是、国法有效实行，经过实验时代，立宪政治终成为日本政治意识的传统要素”。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在其《世界史纲》中认为，“明治维新后近代日本‘以惊人的精力和智慧把他们的文化和组织结构提高到欧洲列强的水平，在人类全部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阔步前进。’”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给《大英百科全书》撰写卷首论文中写道：“明治时期的日本，就是这样想把所有的东西都一下子加以改变。这里不可避免地要附带产生一些弊病，但毫无疑问，它会使日本更容易引进西方文明。这种情况似乎和德川末期的攘夷运动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种主动汲取外国文明的精神才是日本人的传统性格。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是如此。从好的方面来说，是对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宽宏大量；从坏的方面来说，是日益醉心于外国文明的模仿者。”

如果按照吉田茂的话，那么中国到底是对包括日本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的宽宏大量，还是日益醉心于外国文明的模仿？这点似乎不用作任何分析，只是从一个细节就能看出来：在如今中国年轻人打电话即将挂断之际，还有几个人不说“拜拜”而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