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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历史哲学,比较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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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谈古论今

(2021-02-14 20:54:03) 下一个

 

现在还有必要读135年前写的社会心理学的著作吗?我个人觉得对照当今美国的政治局面《乌合之众》仍然很有参考价值。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本书,或读过其评论,但是真正读过并理解这本书的人可能并不多。不仅如此,《乌合之众》必须镶嵌在19世纪法国历史的框架中,作者的命题和评论才会显现出它独特的色彩。

 

十九世纪的法国史被称为“漫长的19世纪”。从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1789-1792)起,法国建立了第一共和国(1792-1799)。1793到1794罗伯斯庇尔当政的时期被称之为恐怖统治,当时有1200人因反革命罪被送上断头台,断头台成了巴黎市民的观景台。当然这同一个世纪后斯大林大清洗与中国的各次政治运动中规模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1799年拿破仑发动霿月政变成为首相(first counselor)。1802年修改宪法让他成为终身首相。1804年参议院以99.93%的选票宣布他为法国皇帝。12月2月他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登基仪式请梵蒂冈教皇前来主持加冕仪式,据说拿破仑从教皇手中夺走皇冠自己戴在头上,这为法国革命建立的第一共和国画了句号。拿破仑王朝只维持了十年,1813年第六反法同盟联军击溃了拿破仑的军事防守,向巴黎挺进,1814年3月底占领了巴黎。法国参议院宣布废除拿破仑的皇位,将他流放到厄尔巴岛。1815年拿破仑又闯回巴黎再次夺取政权,重新向英国普鲁士宣战,结果惨败于滑铁卢,复辟100天后被流放至圣海伦岛,6年后去世。 拿破仑的战争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预演。

 

拿破仑下台后路易18,登上王位,史称波旁复辟王朝(1814-1830),这是法国最后一个君主专治王朝。16年后波旁王朝在七月革命中被推翻,路易-菲利普成了七月王朝(1830-1848)的新国王。七月王朝已不再是君权神授的君主专治体制,而是君主立宪制。1831年受政府委托年仅26岁的托克维尔去美国考查政治现状,1835他发表了《论美国民主》,最广为流传的观点是托克维尔关于“多数人的暴政”的论述。按勒庞的想法,“多数人”的暴政可以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和理解。

 

《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1841-1931)出生于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1848他7岁那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代,法国革命的理念“自由平等博爱”在欧洲广为流传,君主专制政体土崩瓦解, 法国暴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7月王朝,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几个月后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在普选中以五百万票对十五万票的优势当选总统。三年后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封自己为法国皇帝,第二共和国变成第二王朝。

 

生于乱世的勒庞成绩优秀,兴趣广泛,从巴黎大学医学博士毕业后没有从医,却开始了写作的生涯。普-法战争(1870年7月-1871年1月)爆发后,他参加了法国陆军。 普法战争结束了拿破仑三世的皇位和法国第二王朝,法国第三共和国政府宣布成立。政府还没有站稳脚跟,法国国民自卫军发动起义,成立了著名的巴黎公社(1871年3月至5月)。当法国陆军包围巴黎镇压暴乱时,陆军有数千人伤亡。巴黎公社自卫队员的伤亡可能高达数万。勒庞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巴黎公社时期的革命运动所造成的动乱和灾难。

 

法国十九世纪之所以漫长,一言以蔽之,是因为政权迭变和无休止的动乱。同十九世纪英国在经济政治稳步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乌合之众》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来研究与认识社会动乱与文明建设的起因与过程。勒庞认为不理解群体心理学,不理解乌合之众的行为特征,就无法理解社会是怎么在进化与发展。

 

《乌合之众》的英语名是《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Corwd在英语中是个中性词。中文版翻译为乌合之众带有明显的贬义。当群体思维取代或压抑了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这样的群体用乌合之众来形容还是挺贴切的,因为这样的群体基本被情绪控制,表现得冲动,过激,无法逻辑思维,极易被指使或煽动。这样的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偏执和狂热,沉迷于简单而极端的情感。


 

勒庞虽对群体行为的方方面面作了入木三分的描述。他认为当人陷入乌合之众后,个人的自我意识丧失,退化为野蛮人的心理状态,群体就像一个被催眠术控制(hypnotized),处于梦游的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群体究尽会野蛮到什么程度,同人种,社会结构和文明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是文明的民族人群越是理性,社会动乱的几率就越低。当然勒庞的种族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会遭到很多人的抵制,因为文明程度与社区环境关系明确,同生理或基因没有直接关系。

 

理性不是天生的,需要通过教育栽培。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动物的大脑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情绪思维。英语中情绪是emotion,词根是motion。最原始的情绪就两大类,休息寻找食物获得营养(Rest or digest),不然的话就是格斗或逃避(fight or flight)以求生存。情绪思维不受大脑的直接控制,而由所谓的脑干(在解剖学里指处于大脑皮层与脊椎之间的脑组织)管理。通过教育与训练,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间接调控。

 

情绪思维的进一步发展是联想性思维。著名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验中他证明只要在狗进食前敲次钟,久而久之狗对钟声产生条件反射,即使没有食物,敲钟同样可以引起狗的消化液的分泌。虽然消化液分泌不受大脑直接控制,这个实验说明通过重复训练,动物可以把任何外界讯号同体内“情绪”建立关系。巴甫洛夫因此获得1904年度诺贝尔医学奖。

 

联想思维是知识的基础。语言的本质是声音同意义之间的联想。在这个过程中你不需要分析判断。中国的传统教育过于强调死记硬背,之乎者也,四书五经,只要能背诵就行。这样的教育几乎完全建立在联想的基础上。你不需要理解知识本身,只要记住标准答案就行。知其然即可,无需知其所以然。

 

联想虽是知识的基础,但联想不是知识发展的动力。理解外部世界需要的是理性思维,理性思维让人类从伴随关系中找到因果关系,从而能去伪存真。科学的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理性思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实质是理性思维的时代。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以心理学家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11年出版了畅销书《快思慢思》(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提出人的脑子在功能的意义下可以分为两个系统,系统一能快速反应,人脸识别实际上是属于很困难的计算问题,但这对大部分人都很容易,属于系统一的范畴。理性思考和逻辑思维则属于系统二。系统一是大脑思维的缺省状态(default state),以情绪思维与联想性思维为主体。逻辑思维,自知之明,理解别人的看法与想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需要大脑逻辑和抽象思维,这需要冷静,需要时间。这正是系统二的思维方式。大众的系统二思维能力需要通过教育与培养使之成为社会大部分人的习惯与追求。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许可以用有多少人化多少时间在使用他们大脑的系统二进行思维。当一个群体的大部分人完全情绪冲动(系统一)而无法静下心来理性思维(系统二),任何小道传闻都可能导致群体采取极端的非理性冲动。这就是乌合之众形成的心理学基础 。

 

一个社会有多少人可能卷入乌合之众,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勒庞认为法国的教育是培养乌合之众的温床。他认为法国的教育体系同(清朝)中国的教育体系很类似。学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对知识的记忆,考试测量的是学生记住了多少课本中“知识”。毕业后学生的最佳选择是成为政府部门中的一个官员,能不能找到这类工作的主要条件是考试成绩。他认为英美教育体系与法国完全不同,英美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独立思维能力是系统二的功能。如果教育的重点是记忆,技巧和驯服,而不是独立思维,这样培养出来年轻人只能成为一个社会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一旦社会变革产生动荡,这些螺丝钉是乌合之众最现成最可怕的武器和弹药。之所以法国近代的动乱之所以可以同中国近代史上的动乱相媲美,教育上的类似之处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

 

据说希特勒也曾读过《乌合之众》,深知群体思维上的缺陷。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大众的深层心理由情感驱动,所以头脑简单的大众更容易被大谎所迷惑,即使事实与弥天大谎完全相反也没有关系,因为大众仍然会觉得也许还有其它的解释。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得更露骨,一个大谎言只要反复宣传强调就会变成真理。希特勒的谎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其实没有战败,之所以被视为战败国是由于国际犹太组织(International Jewry)的阴谋“。这个弥天大谎被反复宣传后点燃了德国(乌合)大众对犹太人的仇恨,导致了种族灭绝的悲剧。

 

不知道川普是否也读过《乌合之众》,或许群体心理学对他来说是生而知之,无师自通。2016和2020年大选前他就放风造舆论美国大选是做了手脚的(rigged)。2016年他意外获胜,于是乎偃旗息鼓不再作声。2020大选他以为自己必胜却意外地输了,于是他开始煽风点火在推特上重复大选舞弊的弥天大谎。弥天大谎果然成功地挑起了部分选民的愤怒,由此导致1月6日国会山暴乱,暴民们高呼“绞死庞斯!绞死庞斯!”,砸碎国会大厦玻璃,冲入国会大厦,参众两院议员们紧急撤离。2021年的乌合之众的极端和暴烈,与135年前勒庞描述的乌合之众如出一辙。忘记了历史注定会重复历史。

 

同勒庞时代的十九世纪相比,现代社会因为有了互联网,脸书,推特,油管或微信这样的社交平台和自媒体,原来必须相聚在一起才能建立的群体心态,现在可以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果群体的基础只是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相互帮助,这是一桩好事,因为大家可以分享知识相互交流。但是同样的社交平台也可以成为传播谣言与渲泄情绪的工具。当大家共享的情绪是仇恨和谣言时,社交平台就成了仇恨的播种机和谣言的放大器。这是新技术带来的新风险,如何在言论自由的社会中有效地防止象QAnon之类的阴谋论的扩撒,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不尽如意的事情,每个人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有的找人聊天发牢骚寻求同情,有人借酒浇愁,有人刻意寻找各种活动来忘却烦恼。但是如果有一个政治煽动家告诉大家你们的郁闷和焦虑是因为社会上某些人的阴谋诡计,很多人会发现对“敌人”的仇恨其实是一味奇效的精神兴奋剂,专治各类精神压抑症。仇恨还是团结大众的聚合剂,是名副其实的精神鸦片。希特勒的兴起是建立在对犹太人的仇恨之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建立在对“土豪劣绅军阀割据”的仇恨,虽然革命成功后农民依旧贫穷潦倒。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少海外华人,尤其是华人海外自媒体,在极右翼媒体的煽动下,集体失智,忽然燃烧起对美国“深层政府(deep state)系统性腐败”的强烈义愤,动辄高呼”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称民选产生的总统是伪总统,如果川普不能续任他们宁可军管,宁愿打内战。这一切不禁让人联想起当年文革时要揪出和打倒“党内外牛鬼蛇神”和隐藏着的赫鲁晓夫阴谋份子的狂热。当年红卫兵的是非标准极其简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到底是谁并不清楚,也并不重要,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领袖,他的一句话顶一万句话。在这样的政治狂热中,真实性与合理性已经不再重要。这种观念的简单化极端化和偶像崇拜,在半个世纪前的文革时期如此,在当今美国川普引导下的“文化革命”中仍是如此,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这正是乌合之众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勒庞说社会运动的危害在于此,其威力也源于此。

 

2010年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盗梦空间》故事中,主角为了辨别自己是不是在梦中,他用一个陀螺作为检验。如果陀螺一直旋转不倒,因为这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梦中才可能如此。因为乌合之众的思维状态类似于梦境,我们有没有办法检测自己是否正处于某类“乌合之众”的梦境之中呢?我觉的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果我们还有自我观察的能力,能够客观冷静地“看见”自己的言行举止。能看见自己言行举止的人称之为有自知之明。

 

有了自知之明后,我们应该观察自己的思维是否情绪化,是否意气用事。《中庸》第一章提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中庸之道并不是保持中立,或自甘平庸。中庸之道的中是指能保持冷静,做事说话要有分寸。思维情绪化就是背离中庸之道,这正是乌合之众形成的先决条件。

 

其次我们可以观察自已是否有思维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嫌疑。是不是把某些人某些东西作为偶像崇拜,不是绝对肯定就是绝对否定。丧失思辨能力和偶像崇拜是成为乌合之众的充分条件。

 

怎么才能避免陷入乌合之众呢?《中庸》第二十章的这段话用在这里很合适。子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忘记历史,就注定会重复历史。忘记了什么是乌合之众,自己就有可能陷入乌合之众。与各位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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