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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国读博士，成败都会影响一生
心言
九八年去西北国家实验室开会，听说哈佛大学化学系的一位博士生自杀了。这是那位教授自杀的第五位博士生，那位教授也是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奖的。感慨之余我写过一篇短文，“想帮一个人，让他来美国读博士；想害一个人，也让他来读博士。"现在网上已经找不到了。
其实，科学技术被商品化以后，人们以前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就一直被名利所侵蚀着。学生因为压力过大走向极端虽然鲜见，但是导师滥用权力，对学生利益的侵犯的事情是屡屡发生的。人们一般看到一篇论文学生署名在前，指导教授居后的事实只是对一般没有重要意义的文章。教授们乐于这样做，一是为了争取后续经费，二是学生答辩之前必须有起码一篇论文发表。但是，真正有重要意义的论文是不可能太顺利的。第一，由于导师自己对研究没有把握，担心引起争议后不仅无法发表，更怕得罪同行以后申请经费评审遇到麻烦。其次，导师倘若了解这样的文章的重要性的话，却未必是学生之福。因为从此这样的学生出去以后大半可能还是在短期里继续同一方向的研究，也是成了他申请经费的竞争对手。这样，越是重要的文章他就越不敢发表，因为哪怕获得诺贝尔奖，学生的成名绝不是瓜分他一次奖金，而是今后研究上所有可能的经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做学生的最好结果也是导师玩弄手段让同组的其它学生来写。如果那个学生知趣的话，把导师的名字写在前面，事情不了了之，这样原来搞出结果的学生倒可以侥幸毕业。如果那个学生不知趣把自己的名字放前面，引发争议的话就要看这个导师心肠到底好坏了，因为原来搞课题的学生毕竟翅膀还没硬起来，这时他趁机一脚把这个学生踢走绝对留不下什么把柄。稍好的，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自己拿过来写，这样就名正言顺地把研究成果据为己有了。因为从道理上讲，导师才是真正的主要课题研究人员，研究生是排不上去的。再好点的教授就是直接和搞这个课题的学生谈，告诉他为了将来申请研究经费他必须要同意导师署名这前。
我本人就见到过这样的教授，他坦白给自己的学生讲了自己第一署名的"重要性"以后，允诺立刻帮那个学生申请绿卡，毕业答辩和找工作也都给那个学生提供方便。但是，导师给自己学生找工作能提供什么方便呢? 当然是让学生毕业以后立即搞别的东西。但是，这样的教授现在的学术圈里已经算是很好的了。他毕竟没有让学生半途而废。
事实上，学生在搞一个课题时，在对这个课题里面的东西认识上完全是可能超过导师的，但是，就整体的科研能力，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入的程度等等，在不独立做课题以前没有那样的经历和思维方式的升华，都不可能超过自己的导师。更不要说在学术圈子的人际关系了。但师生间形成这种畸形的关系，说到家还是现在的科研体制。假如一个科研领域里，提供经费的只有那么一两个机构，每年的预算早就划好只有那么多，该给谁多少也基本有了底数的话，那么，将来出现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的话，就势必打破现状。
我很喜欢提起物理界的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是约翰巴丁一组在超导理论上有了突破之后，他知道这个发现会获得诺贝尔奖，就大方地让当时还是做博士生的约翰施利佛和博士后里昂库柏署名在前。虽然他们那个时代科学研究的空气还比较纯净，但是，他这个举动对他个人的影响，绝对不是只拿了一笔奖金的三分之一。那样的决定意味着他的这两个学生在以后的几年里也要从同一类研究经费里和他竞争，起码分享，而不是立即开辟一个领域。巴丁的举措，我的猜测是和他本人在贝尔实验室的一段经历有关。当时，他们的固体物理实验室的研究气氛非常好，大家的关系也非常融洽。他在注意到固体表面效应以后在晶体管的基础研究上取得了突破，但贝尔实验室的律师们申请专利时忽视了他那个固体物理实验室的主任肖克利，结果引起肖克利一系不满的举动，不仅严重打击巴丁，更把当时固体物理实验室的几个人都搞分裂离开了。其实，这个冲突暴发以前肖克利让巴丁调查一下按他原来场效应的想法为什么搞不出晶体管，直到巴丁验证出他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忽视了固体的表面效应，那时他们的关系也还是很好的，肖克利对巴丁的这个结果也是认可的。可惜律师们在申报专利时的疏忽，引起一场物理界的巨大风暴，更不要说对贝尔实验室的直接影响了。巴丁的出走，一是他早就有了搞超导理论的想法，二是的确被肖克利搞得根本无所事是。
巴丁成就了两个年轻人的故事，是非常令人推崇的。其中库柏曾经是杨振宁老先生的博士后，正是巴丁向杨老要搞理论物理的人，杨老送去了才跟自己一年的库柏。超导理论里库柏对就是这个年轻学者提出的。那时还在做学生的约翰施利佛是在课题进入僵滞期时，在纽约乘地铁时突然受到启发，想出了库柏对在基态下向同一个方向流动的数学公式，立即回到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向巴丁说了他的想法，BCS超导理论这才算是有了雏形。
从巴丁，库柏和施利佛的三人组合到今天科技的商品化和追名逐利，变化何其显著。
说到巴丁和肖克利的恩怨，我想就便提一下中文媒体对杨老和李政道前辈关系的扭曲和炒作报导。对这些事情，其实任何人想做评论的话，首先要了解事实，其次就是要尊重当事人。巴丁和肖克利的冲突，谁对谁错都是明白确实的，但是在这两个人生前基本上没有其它人罔做评论。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尊重他们，让他们还有改善关系的余地，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创造出安宁的个人发展空间。肖克利的才华也是非常卓著的。他居然出于对当时专利申报不满，一个人孤立奋斗，搞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商用晶体管。以后也做了很多高质量的研究。如果有人出于其它目的，把他们俩人放进是非圈里炒作的话，真正的意义会是什么?
由做学生从事研究谈起，我还想再提到一个更重要的话题，就是从十九世纪初物质结构发现以来科学进步的幅度。人们可能会泛泛而论，以为近两百年来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已经很多了，但是我想不妨这样问一句，自物质结构的发现以来，科学呈飞跃式的发展还有哪些? 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如果人们只按目前对物质结构的了解程度来继续对地球资源疯狂掠夺，进行浪费性的低效益开发的话，那么不仅地球资源远远不能满足今后五十年里人类生活的需要，而且相应的环境变化也足以把人类推向无法生存的边缘。意识到这样的危机以后，什么所谓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如果人类世界只受金钱利益驱动的话，那么濒临灭绝的命运将不是遥不可及。
Actually,念书无用.
新年快乐！
纠正一下，那位教授只获得过一次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