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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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科大下迁合肥始末
柯资能（865）丁兆君（0324）
自 1958 年创建，至“文化大革命”之前，8 年间，学 校共招收本科新生 7666 名（平均 958.25 人/年）。至 1965 年，全校教职工总数达 1890 人，其中教师 822 人，教授 9 人，副教授 13 人；在校学生总数达 3034 人，其中本科生 3006 人，此外还有研究生 28 人。短短几年间，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在科技、教育界声 名鹊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前 3 届学生毕业时（1963～ 1965），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分别参加了毕业典礼，并与全体学生合影，一时传为佳 话。
全院办校，大师云集，生源优秀，领导关怀……，中 国科大盛极一时。但在“文革”爆发后，历史发生了转折。
遭遇“文革”，全校陷入混乱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爆发，高 等学校首当其冲地遭到破坏，学校停止招生，教学、科研 工作被迫停顿。1961 级学生在校长达 6 年半之久，至 1967 年 12 月方毕业分配，走上工作岗位。研究生至 1968 年才派 遣完毕。
1966 年 6 月，根据中共北京市委要求，中国科学院向 中国科大派驻工作组。6 月 17 日，工作组宣布了科大党委 书记刘达停职反省的决定，从此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工作由工作组来领导。此后，揭发会、批斗会、大 字报、大辩论持续不断，掀起了全校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至 7 月 29 日，驻校工作组才根据上级决定，撤离科大。
1968 年 3 月 5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革命委员会正式成 立，次日开始办公,在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健全之前，统管一 切有关革委会事宜。
1968 年 8 月，解放军驻京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200 余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批 300 人 进驻科大，领导学校“斗、批、改”运动。（每个军、工 宣队成员管 3.78 个教职工）
成立教育革命组，进行教育革命探索
毛泽东于 1966 年 5 月 7 日在给林彪的信（即著名的纲 领性文件《五七指示》）中，要求党、政、军、民、学等 各行各业都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和批判资产阶级， 都要成为一个大学校，即所谓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五 七指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要求教学要深入农 村、厂矿，要与工农结合。
围绕《五七指示》的教育革命理念，全国上上下下都 运动起来，进行研究、学习和实践。1969 年 2 月 27 日，学 校成立教育革命组，成员共 84 人，其中宣传队 9 人（占 11%），本校工人 1 人（占 1.2%），教员 44 人（占 52%）， 学生30人（占36%）。教育革命组提出要狠抓接受再教育， 改造世界观，站稳一个立场（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把 立足点移到工农一方来，急工人之所急，想工人之所想， 与工农兵交朋友；摆好一个位置（即把自己摆到接受再教 育的位置上），眼睛向下，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老老 实实、恭恭敬敬的向工农学习（科大的老师不服）；狠抓 一个学习（即学习毛泽东著作），并围绕狠抓突出政治和 接受再教育问题，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讲用会。
教革组成立后，学校陆续派出了 11 支教育革命探索小 分队，共 77 人分赴部队、农村、工厂进行教育革命探索， 并到上海取经。其中去铁道兵 8729 部队 11 人，主要任务是 学习人民解放军“四个第一”、“四好运动”、“三八作 风”等一整套政治建军的方针政策和经验；去农村的分队 共 8 人先到八宝山大队，后到顺义县，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 中农的再教育，征求贫下中农对教改的意见和要求；去工 厂 8 人，主要任务是调查工人对教改的意见，接受再教育， 并做试点准备工作；去上海“取经”5 人，主要任务是学习 上海教育革命经验。
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设想的产生
早在 1958 年（在科大建立的同时），在毛泽东的建议 下，借鉴苏联办劳动大学的经验，中央警卫局汪东兴少将 领衔创办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这是一 所半工半读的新型学校。 “共大”得到中央和地方的极大 关注，在“文革”中毫无疑义地成为教育革命的最佳样板。 1968 年，“共大”112 个分校全部下放到各个县，由县革委 会领导，与所在地中学合并，一时开风气之先。
1968 年 5 月 7 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 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 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为了解决大批 干部下岗、大学停办、中学停课造成巨大的闲置人员压力， 实践毛泽东《五七指示》的战略设想，在中央的支持下， 这种被称之为“五•七”基地的新型模式在短期内得到大范 围普及。此外，苏军在成功突袭并颠覆捷克政府之后，接 连在中苏边境挑起流血事件，为避免苏军突袭，全国不动 声色地展开了全面的战备工作，大中城市开始大规模地战 备疏散。这几方面的因素汇集起来，使中国在 1969 年出现 一个空前的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的高潮。
在这个背景下，1969 年 3 月，工宣队、军宣队取得中 国科大领导权之后，积极开展以落实《五七指示》为目标 的教育革命准备工作，并确立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 榜样，重建新科大的基本方针。前述到上海“取经”的 5 人 调查小分队自 4 月 14 日赴沪 2 个月后，又转赴江西共大和 清华、北大在江西创办的教育革命基地学习取经，很为共 大办校 11 年的经验及清华、北大向共大学习创办教育革命 基地的行动所触动，产生了“科大也要到江西创办教育革 命基地”的设想。当调查小分队到达江西九江休整时，他 们起草了创办科大教育革命基地的报告草稿。
《关于走共大道路，重建无产阶级新科大的初步意见》的 出台
1969 年 7 月 9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育革命调查组草 拟出《关于走共大道路，重建无产阶级新科大的初步意见》 一稿，其主要精神是：以共大为榜样，向清华、北大学习， 到江西创办教育革命基地。并建议：①在一、二年内逐步 地，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把科大的主要部分移到农 村，移到山区，至于城内要否留一部分，有两种不同意见； ②在二、三年内逐步建设起自己的农业基地和工厂科研基 地，争取做到粮菜与副食品自给，经费部分自给；③在创 建基地的过程中有计划地招收工农兵学员，改变学校的成 分，彻底废除年龄、学历、文化程度的入学限制，以“政 治就是条件，劳动就是资格”为标准，为千百万工农兵进 大学开辟道路；④把为工业国防服务和为农业服务作为科 大的两大任务，彻底改变本校专业没有一个为农业服务的 现象；⑤“彻底批判‘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资产阶级 办校方向”，“彻底改革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 的不合理的为资产阶级需要服务的系科、专业设置”，要 按三大革命运动和工农兵的实际需要来设置系科、专业； ⑥走政治建校道路等。文中要求立即向中央及有关部门打 报告，立即筹建农业基地。
7 月 15 日～23 日，学校派出多人分批去湖北、江西、 东北等地选点办“五•七”干校，以便干部轮流下放劳动锻 炼。此后，调查小分队于 8 月 2 日正式向驻校工、军宣队、 校革委会常委汇报。会议以《人民日报》1969 年 7 月关于 清华创办教育革命基地经验的报道为根据，原则上同意了 筹办科大教育革命基地的设想。
《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的初拟
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设想经工、军宣队 和常委通过后，未经校革委会讨论，亦未经全校师生员工 讨论，便由教育革命组起草了《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 基地”的请示报告》，先后修改四次，于 8 月 12 日初步定 稿。主要精神是离开大城市，到江西山区去劳动建校，创 办工厂科研基地和农业基地，进行教育革命。“旧科大必 须脱胎换骨，彻底革命，从头建设，不搞改良。因而必须 以‘五七’指示为纲，坚决走共大道路，创办中国式、抗 大式的无产阶级新科大。”为此首先创办一个“五七教育 革命试验基地”，作为重建无产阶级新科大的过渡形式和 基础。《报告》对基地的初步设想是：
①设立工厂科研基地和农业基地两部分，学生“以学 为主，兼学别样”，基地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又是农场， 同时也是科学研究单位，逐步实现学校的社会化；②坚决 离开大城市，把教育革命试验基地办到最艰苦、最偏僻的 农村、山区和三线；③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白手起 家，劳动建校的道路，逐步做到粮食自给和经费部分自给， 使工农及其子女进大学“不要国家一分钱”，不要家庭一 分钱；④组织学校原有干部、教师、职员首先到基地劳动、 锻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实现思想革命化；⑤基地师 生要以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为主体，在创建基地的过程中 有计划的招收工农兵学员，逐步改变学校的基本成分，为 千百万工农兵进大学开辟道路，使他们成为掌握科学文化 的主人，成为我国科学技术队伍的主力军、先锋队；⑥基 地要为工业、国防服务，也要为农业服务；⑦体制上逐步 发展成为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并采用多种学制， 分级办学的灵活制度，大、中、小学都有；⑧保证工人阶 级的坚强领导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走无产阶级政治建校 的道路，把“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办成一个“红彤彤 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为创建中国式、抗大式无产阶级 新科大创造条件。
①设立工厂科研基地和农业基地两部分，学生“以学 为主，兼学别样”，基地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又是农场， 同时也是科学研究单位，逐步实现学校的社会化；
②坚决 离开大城市，把教育革命试验基地办到最艰苦、最偏僻的 农村、山区和三线；
③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白手起 家，劳动建校的道路，逐步做到粮食自给和经费部分自给， 使工农及其子女进大学“不要国家一分钱”，不要家庭一 分钱；
④组织学校原有干部、教师、职员首先到基地劳动、 锻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实现思想革命化；
⑤基地师 生要以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为主体，在创建基地的过程中 有计划的招收工农兵学员，逐步改变学校的基本成分，为 千百万工农兵进大学开辟道路，使他们成为掌握科学文化 的主人，成为我国科学技术队伍的主力军、先锋队；
⑥基 地要为工业、国防服务，也要为农业服务；
⑦体制上逐步 发展成为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并采用多种学制， 分级办学的灵活制度，大、中、小学都有；
⑧保证工人阶 级的坚强领导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走无产阶级政治建校 的道路，把“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办成一个“红彤彤 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为创建中国式、抗大式无产阶级 新科大创造条件。
为实现以上设想，《报告》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① 首先组织学校大部分教师、干部到最艰苦、最偏僻的农村、 山区用自己的双手去创建“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学 校留下部分师生继续进行教育革命的各项探索。②考虑到 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地广人稀，森林矿产资源丰富，建 议基地设在江西。③争取在 1969 年冬至 1970 年春把“五• 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首先是农业基地）逐步筹建起来。
《报告》的修改与上报
1969 年 8 月初，校革委会常委在听取赴江西共大调查 的几人汇报后，原则上同意他们关于创办“五•七”基地的 报告，地点定在江西。《报告》原拟分别报送给周恩来总 理、中央文革各首长、北京市革委会、中国科学院，并由 教育革命组带领工、军宣队负责人和校革委会常委找到在 北京开会的江西共大负责人黎超，要求他帮助转送《报 告》，黎超表示欢迎。
8 月下旬，科大有关负责人将《报告》上报国务院科教 组组长、驻中国科学院联络员刘西尧。为此，刘西尧召开 了院革委会常委会议，讨论科大的报告。校工、军宣队的 指挥与政委靖树生等负责人以及黄英达、胡洪亮、李曙光、 余翔林等人参加了会议。经刘西尧点名发言，科学院革委 会副主任王锡鹏提出科大“体制未定”的问题。刘西尧表 示：“下去本身就是体制改革，我看支持他们吧。”在讨 论基地的具体问题时，刘西尧又表示：“可到河南去看看， 科学院也准备在河南”，建议基地设在豫西，月底即派人 去南阳看点。会议还决定以院、校宣传队、革委会四家名 义向中央报告。8 月底，《报告》经修改后报送科学院再修 改。
10 月 6 日上午，刘西尧、王锡鹏、石煌等科学院负责 人来校，召开了校宣传队、校革委会常委会议，重新讨论 《报告》。会上由刘西尧提出修改意见，石灿兴、李曙光 等人记录，中午修改，下午再次开会讨论通过，并决定铅 印，以四家名义正式上报。修改后的《报告》增加了如下 几点内容：①体制上逐步发展成为教学、科研、生产、使 用“四位一体“的综合性理工科学校，并尽量与科学院的 体制改革和布局相结合，成为科学院基地的一部分。②河 南南阳地区，地处三线，水电交通方便，具备发展工农业 生产的有利条件，基地最好能设在河南南阳专区，其次也 可考虑江西。③计划 1971 年做到粮食自给，并完成教学、 科研、校办厂的重要基建任务，在二、三年中完成整个基 地筹建工作，并把学校逐步迁到基地。④学校保持 3000 人 左右的规模。⑤拟先请审批 70 万元经费。
10 月 9 日，最终定稿的《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 地”的请示报告》以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两级 宣传队、革委会名义上报国务院业务组。
突如其来的战备疏散
1969 年 10 月 17 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 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 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 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 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10 月 21 日，驻科大军宣 队副指挥赵湘濮召开革委会全委紧急会议。会前，赵告诉 校革委会副主任黄英达：“我们的报告谢富治副总理和李 先念已经批了，不过不是二、三年，而是立即搬走”。在 会上，赵湘濮传达了“紧张形势” ： “苏军几个小时能打 到首都，导弹三分钟能落到北京”。在公布《报告》已批 后，他要求学校“立即搬，全部搬，立即运行”；“马上 开会，马上研究，今天确定列出前面去的人，同时就动 员”；“没房子就插队，刻不容缓，立即行动”；“夫妇 双方一方在外单位已走的，可同意这一方跟着走，其余在 京的一家不留，科大物资、器材都带走”；“清华北大已 走光了，我们落后了”。会议决定派出以军宣队李玉林为 首的先遣队带着刘西尧给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的亲笔 信前往河南联系下迁地址。在次日召开的革委会常委扩大 会议上，军宣队副指挥温风莲等提出了“分四批走，自 11 月 5 日至 20 日走完，家属都要走，包装自行解决”等具体 方案。10 月 23 日，召开全校大会，赵湘濮再次作了动员： “让你们搬迁是最大的爱护和照顾，走也得走，不走也得 走，要防止敌人从中破坏”。但由校宣传队带队，校革委 会分别派往湖北沙市和河南选点的两组人员都遇到了困难。 沙市已有科学院的干校，但不再有合适的地方给科大；河 南组虽带有刘西尧的亲笔信，受到了河南省生产指挥组组 长的接待，在南阳山区和邓县看了不少地方，但河南省只 同意在平汉路以西的南阳专区的唐河、新野一带山区、丘 陵地带临时战备疏散，若在河南建校他们表示有困难。两 组选址人员回到北京，都表示这两个地方没有条件，不能 去。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 通知》，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 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 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 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 校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当晚， 中科院革委会领导石煌召集科大宣传队、革委会有关人员 开会，传达国务院业务组关于学校下迁的《十条意见》， 表示“主要精神是高校战备疏散问题”。次日，科大向在 校常委传达了《十条意见》，并派 2 人当即去河南南阳，向 到南阳选点的校革委会常委贾志斌、黄英达、蔡有智、张秀峰等传达。在得到传达后，几位常委很快返校，根据 《十条意见》和河南情况，提出我校应进行疏散的意见。 科学院同意这个意见，校革委会也通过了先在京疏散后选 点的二步走方案。
11 月 1 日，刘西尧亲自到校传达中央《关于高等院校 下放问题的通知》及《十条意见》。针对很多人对于疏散 与搬迁异同的疑虑，刘西尧表示：“搬迁就是疏散，疏散 就是搬迁”，要求学校分两步走：先疏散，第二步再选点 搬迁，家属、仪器、设备、工厂、有科研任务的人员暂时 不动。据此，校宣传队指定李玉等人负责就地疏散。李玉 等找到钱逸泰、张景田等相关人员研究“自找门路，就地 疏散”的办法，决定每个系出 1 人联系疏散地点，每晚汇总 一次。此后张景田等联系好到门头沟煤矿疏散劳动 1000人； 李元列到北郊毛纺厂联系好疏散近 1000 人，谢宪臣等联系 好在北京二轻局所属密云山区厂房安排 500 人。六系与广西 电子技术工业局负责联系好到广西各无线电厂疏散 500 人等。 就地疏散工作很快安排妥当，并征得了科学院领导同意。 但由于在如何疏散问题上学校内部意见分歧较大，作为当 时学校领导层的宣传队、革委会认识也不一致，因此就地 疏散也迟迟未能落实。
暂居安庆
在安排在京就地疏散的同时，学校经请示刘西尧同意， 又派出 2 个小分队分赴江西、安徽选点。江西省明确表示不 能接收科大；而赴安徽的小分队在考察宣城等地后也未能 找到合适的地方。学校后派李从珠等人到安徽安庆选点， 安庆方面表示欢迎。李从珠通过电话通知了学校，说该地 能住 3000 人。宣传队吕副指挥将此情况反映到了科学院。 11 月底，刘西尧找到钱逸泰、杨秀清、张景田、刘军等人， 通知他们：“已同李德生同志商量好了，去安徽安庆，没 征求你们意见，同李德生同志没有说死，没最后答复”。 12 月 1 日，在校革委会副主任杨秀清向刘西尧、王锡鹏及 其他院革委会负责人汇报情况之时，刘西尧下达了疏散到 安徽省安庆市的指示，并说：“其它学校都下去了，科大 没动，开头早，走的晚……”；“安徽欢迎去，条件不 错……领导上支持你们，国务院业务组的都表了态，同意 去，纪登魁和李德生同志同意去，李先念同志也表了态同 意去”；“校址定不下来，先在安庆疏散”；“校址不一 定在一块，科学院将来也不会在中关村一个地方呆下 来……”；“地震专业可以不去，可到邢台去办分校…… 学生都去，就地分配”；“干部可以办五七干校或插队， 学生主要是插队……，教改是长期的，要打持久战”。12 月 12 日，在科学院负责人尚可、王锡鹏等到科大召开座谈 会时再次表示：“疏散是革命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备 战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大方向……”。根据上述精神， 科大宣传队、革委会成立了指挥组，研究了疏散计划并派 出了 90 人的先遣队。
12 月初，先遣人员 90 人赶赴安庆。12 月 17 日至 30 日 接连而来的两批 900 人也随后到达该市，被安置在安庆市委 党校的一栋仅能容纳 300 人的三层小楼里。那里条件艰苦， 根本无法支撑近千人的基本生活。该小楼位于郊外的一个 小山上，没有公路与外面相连，交通很不便利，总共只有 七、八十个房间与一个小食堂，而且自来水不通，生活用 水要越过一条沟到对面的山上去挑。房子门窗在“文革” 的武斗中被全部拆除，有的用砖石堵死。一场大雪使天气 骤冷，连睡地铺的垫草也难以购买。条件如此困难，致使 局面非常混乱。
带队到安庆的，宣传队有 2 名副总指挥，各系也都有 1 名宣传队负责人，在安庆的总人数已达 900 多人。后又接北 京通知，第三批人员即将由北京启程到皖。这时，已到安 庆的四位校革委会常委认为，由于安庆的条件困难，应急 速回北京汇报。而宣传队主张第三批人员可以下来，利用 食堂住宿，还可再找安庆市借房。在意见没有统一的情况 下，四位常委决定回北京汇报安庆的实际情况，稳妥做好 人员下迁工作。他们当即动身回北京，制止第三批人员动 身。后来此事被安徽驻校宣传队定为反对下迁的“四常委 回京反革命事件”。同一时期，曾有一、二十名学生到合 肥火车站等候科学院领导和学校领导，想要告诉他们安庆 不适合办校，希望不要把学校迁下来，但他们因被警察阻 拦而未能见到院、校领导，此事也被宣传队说成是反搬迁 的反革命行动。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向安庆的搬迁很 快停止。
定址合肥
1970 年 1 月 6 日，校军宣队政委贺魁民等接通知到科学 院开会，刘西尧指示科大有关负责人到合肥向安徽省革委 会主任李德生汇报情况，并办理下放移交手续。按此指示， 1 月 8 日，科学院负责人尚可、王锡鹏与科大军宣队政委贺 魁民、革委会副主任杨秀清等乘车赴肥。途中，尚可表示， 此行主要目的是解决领导关系问题，办理正式移交手续， 由安徽省革委会专门机构领导科大；人员、设备搬迁直接 由安徽省负责，给予做好安排；斗、批、改由安徽省全盘 考虑；一个是运动，一个是体制，体制问题由省里负责提 出计划，报计委批准；领导权问题，业务、党政、人事都 由安徽省主管。
1 月 9 日晚，尚可和王锡鹏在科大有关负责人不在场的 情况下会见了李德生，协商科大搬迁合肥的若干事宜。次 日，尚可等人又向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娄学政等人具体汇 报科大情况。对于科大迁皖，李德生指示：“安徽来了一、 二十个单位，但都是找个基点，领导关系还在原上级机关； 我们原来以为科大也是如此，现在情况更具体了，关系下 放了；经过研究，安徽有困难，可考虑在合师院……”由 此，科大正式迁至合肥，在原合肥师范学院校址办学；全 校人员分散到淮南、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厂矿、农场 进行“斗、批、改”，半天劳动，半天搞“运动”。原北 京玉泉路科大校址很快被铁道兵与海军部队占用，教室、 实验室等也被改成了招待所、宿舍。
科大自 1969 年 12 月开始迁入安徽，至 1970 年 10 月基 本完成搬迁。总计组织货运装车 70 余次，运货量 865 吨， 装运仪器、器材、图书、档案等 35000 箱；迁出家属 470 多 户，组织职工、学生、家属客运 20 多批，约 6000 人次，用 火车皮 510 多节，搬迁费达 77 万元。
学校迁入合肥时，仪器设备损失 2/3，教师流失 50%以 上。教学、生活用房严重不足，校舍面积不到 6 万平方米。 1972 年，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足百人。
《科大瞬间》文学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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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这所学校当时是蹭“大三线疏散”的热度离开贫瘠的北平，而南京是沿海发达地区，根本就不是内地三线。
--> 是的，作者是个小农，连最基本的平等认知都没有，贫瘠的北平和相对富庶的合肥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在当今的西方文明社会里，长期民主自由政体的真正实施，最后产生了并保持着社会全方位最体现现代社会文明的平等公平公正和正义。今天“辉煌”的北京，是70多年来中共政府强迫各地老百姓大量输血的结果。在两千多年来封建王朝的独裁统治下，皇帝靠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打造自己的皇宫，建各种“颐和园”和“圆明园”，中共统治集团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建设光鲜亮丽的北京城。在中共国，厚重的封建统治文化，让老百姓觉得理所当然，如果此事发生在美国，各州的老百姓会去华盛顿，把富丽堂皇的“天安门”、“首都机场”、“国家大剧院”。。。。等等，统统当作“圆明园”，一把火给烧掉。
拿北京和上海一比，马上就见猫腻。一出北京，就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北京，就是皇帝，用人民的血汗在沙漠里堆出一个金字塔。而上海经济的发达，辐射到江苏浙江和山东安徽等周围省份。一看便知，北京的发达是人民向它输血，而上海的发达，导致它为周围地区造血，向周围地区供血。北京的“高大上”，不是民主自由国家平等公平正义的体现，而是几千年封建王国中，独裁政府巧取豪夺的结果。封建王朝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心目中“高低贵贱”的各种社会等级和西方的平等公理念平格格不入。中国的“民主精英”们如果在西方生活了几十年，但对西方文明的实质依然一知半解，实在让人捧腹。
所以，俺从来就没有乐观到这种地步，认为把中共打垮，中国就实现了真正的民主自由。中共政权内部，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但在中国的各行各业里，那些大腕大拿和各路精英，同样是形形色色的行业中的独裁者。终身为了出人头地做人上人的“专家学者”，其实都是些想当各行各业中说一不二的独裁者。中共国那些七老八十的“院士”们，其独裁和知识老化的程度，实际上是行业发展和创新的绊脚石。
如果整天嘴上喊着民主自由口号，却难以理解民主自由的真谛的人，还是先读一读俺写的小文吧。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6614/202304/13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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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0636 发表评论于 2023-11-19 06:14:30
从70年到前几年一直都是叫“下迁”，这是真实的历史。当年合肥和北京各方面有巨大的差距，没特殊原因，谁会想南迁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