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家是每一个人无法绕开的话题，人除开出生和逝去的一刻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是在家中度过的。家凝聚了每一个人几乎所有的惆怅、期许、努力、荣耀，甚至哀怨。世上有多少家庭就有多少故事，而那些故事无论是爱、是恨、是喜、是悲都是与家形影相随。

成长，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都是从离开家门那一刻开始的。人生从此迈入寻觅之旅…

1969年3月2日—3月17日，暴发了震惊世界的中苏珍宝岛事件。1968年7月到1969年5月（8月），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宁波等大中城市的五十余万名血气方刚的高中、初中学生，纷纷响应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先后报名来到兵团加入到解放军的序列，屯垦戍边，报效祖国。http://www.bjzqw.com/lanmu/zqsk/2015/0707/7374.htm

或许是因为“加入到解放军的序列”，兵团知青的生活质量相对上千万上山下乡其他知青要好了许多。我们20几位北京88中初中到68团老牛队的队员每月有32元工资外加30斤粮票。每天的主食以白面为主，想吃大米或玉米据说还是到临近生产队换来的。肉食也有，队里养了些猪逢年过节都要杀猪吃肉。还有就是生病的羊也都被拖回吃了。记得第一次食堂将得了病的宰了做了羊肉包子，我一口气竟吃下8个羊肉大包。真好吃呀，可这还是班里男生吃的最少的。素菜相对短缺，大白菜、萝卜、洋葱、土豆、还有就是豆腐。收获的庄稼主要是大豆，到了冬季队里的唯一一匹瞎马的任务就是磨豆腐。白菜萝卜吃完了，天天吃豆腐。浇上点酱油就是一道菜，没得选择。土豆更是要担负起主副食的重任，早餐土豆，中餐晚餐炒土豆丝或片。经过一个冬季的磨练，至今我对豆腐，土豆都提不起食欲。

记得离开家之前也说过要让父母以后过上好日子的话，那时的理解就是有钱的话给家里寄点钱就算是兑现了。第一个月拿到32元后，我还真的寄了10元钱回家。后来再没了，32元工资除了吃饭其余大部分都用去抽烟喝酒了。数个月后甚至还不够用，那时抽烟的男生都有同样的问题。后来大家想出了个办法，月初把抽剩下的烟头留在一个大盒子里美其名曰“战备烟”，到了月底没钱了就到盒子里捡烟头抽。喝酒可能是遗传所至，在老牛队的第一个节日是中秋节。那天食堂改善伙食，很丰富可详细记不清了。我能记得的的就是一瓶一斤装东北高粱酒下了肚，走起路来晃晃悠悠。那天夜里月亮的样子和月饼的滋味有的话也从记忆里被抹去。

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按道理还是在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可那时没有书读。也没有期刊和小说，中国古典4大名著都当成四旧破掉了。报纸也少得可怜，好在每天下午5点村里的大喇叭响起还能传来党中央的声音。可这里远离最高指示发出的首都北京，即使中央广播电台以重要广播吹响了当晚去天安门游行的集结号，待那声波跨过长城穿越冰封大地达到时也早已失去了原有的穿透力。曾经的教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曾经的认知“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渐渐地在无知无畏的生活中烟消云淡。尚未经历风雨的年轻生命一下子跨越到了暮年，“5分钟后的事不去想” 是我们那时的口号。

生活中的乐子还是有的，特别有趣的是猜标题游戏。规则是这样的，闲暇时四五个同学躺在炕上看着被旧报纸糊满的天花板。一位同学念出一段报纸标题，其他人满天花板找。找到者胜出，胜出者继续开始新的找标题。若未能找到，出题者给出答案后继续。标题字迹太小或不存在属违规，下一位领猜者从违规者右边开始循环。就是这么个游戏，哥儿几个玩得不亦乐乎。一躺下就能玩上个把钟头，有时天黑了拿着手电继续。

游戏开始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位同学念出一道标题。或许是在直视范围很快被破解了。“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另一位同学念出新标题…“活着干，死了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狠斗私心一闪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红卫兵杀向世界，打到美帝苏修。”；“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这样一个个标题被四五双眼睛在布满报纸的天花板上搜索着，标题就像种子一样深深埋入记忆里。有时候命题者出其不意很难搜，其他人就盯着他的目光希望得到某些启示。游戏在说笑中继续着，可谁也不会去在意那标题后面发生的故事。

离京的日子久了，想家的氛围渐渐凝重了许多。偶尔深更半夜隔壁女生宿舍传出哭泣声，有时还很大。不知是那位男生说了句：“听，谁有在哭？还挺伤心的。”话音一落，男生宿舍这边刚刚还窃窃私语立刻变得寂静了。是的，上山下乡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并非年轻人可以另有选择呀。

临近1969年年终时节因为有一位女生父亲病重被准许回京探视，回家的议论热络了起来。有几位男生还商量着一起走，可谁敢啊。传言说，XX连队试图回京的知青被抓回处理了。若是被当成“前线”逃兵处理，年轻人这辈子不久完了吗。偏偏此时，我接到家里来信说医院要搬迁去甘肃，数周内离开北京。虽说离家当知青是我自己的选择，可一旦家里人去了西北以后何时再见就没底了。无论如何我要回去，请不了假就溜。决心下定心里反而不慌了。

傍晚我们几个已成为把兄弟的又喝了一通酒，酒后我提议当晚去老大打更的鸭舌过夜。因为我有重要决定要告知他们。鸭舌距村东约2里路程，是利用坡地地形盖的简易窝棚。窝棚的居民就是那百十来只北京鸭，窝棚的一端是供人居住的茅草屋。屋子有三、四平方，屋内仅有一口为人鸭烧水供暖的大锅和一个简易火炕。老大白天给锅里续满水，晚上烧火升温避免人鸭受冻。清早还要钻进窝棚找鸭蛋，哥儿几个眼见过一小箱鸭蛋。除了玩笑说过煮了吃之外，不曾真的动手过。可怜那些北京鸭还是没熬过严冬，数九刚开始就全没了。

或许是喝高了些，那天傍晚去鸭舌的路十分狼狈。起初还有两位女生帮助扛着老大走，走了半程路因天快黑了就让她们回村了。哥儿几个相互搀扶着，不太远的路走走歇歇直到天黑了才到鸭舌。一到鸭舌老大还就酒醒了，他指导我们生火烧水。小屋暖和了，哥儿几个也坐上了炕。第二天醒来才发现，放在灶边烘干的鞋子被烧掉了一半。酒与火是北大荒冬天里的必需，却也是许多不幸的起点。

坐稳后我说出我要回京的决定。老四一听我要回京他坚持要和我一起走，他父母也在搬迁之列。路上有个伴儿有事儿还有个商量，那是再好不过了。我问他如果出了事后果你想过没有，他回道:”我不想那么多了“。沉默了片刻哥儿几个就在那弥漫水汽和烟气中商议如何成行。从老牛队到生产队五连有五六里路，只能步行。即使在冬季只要没有暴风雪这点路难不倒我们。五连有个小火车站，每周都有去往通北镇的小火车。所以叫小火车因为它的车厢宽度和公共汽车差不多，“林海雪原”里的小火车该是那个样子。通北镇到哈尔滨有绿皮火车，哈尔滨到北京就有直达列车了。出发时间定在了12月30日，那时大家都在忙于过元旦我们的行动不会引起关注。顺利的话，节前就到家了。哥儿几个都觉得这样的安排不错，最后约定要保守秘密。

接下来的十几天，我即兴奋又慌恐。兴奋的是要回到那个当初决意离开的家，慌恐的是不清楚这样的决定是否从此成为“逃兵“。为了赞下路费，我不可以再买烟抽了。只能向同学要或从装有”战备烟“的盒子里挑烟屁。最后还从老大哪儿借了10元，路费问题解决了。

虽说有保密约定，消息可能还是传了出去。临近出发的一天，老四悄悄跟我说同院长大的女生想带些从山里采到的榛子孝敬父母。我想了想回道：你跟她说我们只是有想法但还未定，能定下的话最后一刻会告之你的。“为什么这么说？“老四问。”别人也许听到了什么，可你要接下委托不就坐实了他人的猜测吗“，我回道。说实在的，临近出发的日子里我心里也是七上八下一团乱麻。大概是12月29日午饭后，老牛队队长要我去队部办公室说事儿。我忽然意识到要坏事儿了，战战兢兢到了队部。队长面带微笑问我最近怎样？和家里有联系吗？“没事儿，没联系”我顺口撒了个谎。“没咋地就好“，说完队长让我离开了队部。这下可把我紧张坏了，回到宿舍马上找老四。他已下地干活去了。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找到他告知刚刚发生的一幕，并说我今晚就走无论你是否也走。”我们一起走“，老四竟然和我一样坚定。

溜回宿舍收拾行李的功夫，李大哥碰巧也来到宿舍。李大哥是哈尔滨下放知青，是北京知青到老牛队之前队里仅有的三名知青之一。他是回民，因为年长些我们对他十分尊敬。不懂的事情第一个向他请教，也是位烟酒哥们儿所以相处特别融洽。他问我俩为啥收拾行李，自然要实情回他。“我今晚带你俩走！“，李大哥看着我俩说道，我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不只是因有他相助，更因为无论出走成功与否估计都不会有”灭顶之灾“了。我们约好了天黑之后偷偷溜出村子去五连乘小火车，若今晚走不成明天继续。俗话说得好，人间真情实意莫过于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乡，可能还有一起PIAO过CHANG的人际关系了。

或许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亦或心虚。太阳刚落山我们三人探头出门就看到女生宿舍门口站着几位女生，吓得我们立马缩了回去。要知道黑龙江北部跨年时分，下午3点半以后天就全黑了。过了个把时辰村头的大喇叭停止了播报，四周围安静了下来。没有过多的寒暄，我们三人在十几双眼睛的默送中离开了宿舍。向后坡走去。

记不清那晚的月亮躲到哪里去了，借助微弱的星光和脚下雪地上发出的吱吱声我们知道是行进在马路上。身后老牛队的灯光慢慢消失了，我们来到了一块洼地。四周漆黑，听司机说过这一带夜里常有狼活动。如果见到不时晃动的两颗绿色光点，那就是遇见狼了。遇到狼一定不要背对着它，因为狼会从背后扑上来的。我们一边走一边不是四处张望，只求有备无患。好在我们有三个人，走夜路也不是太紧张。走出洼地前方有灯光闪烁的村子该就是五连了，我们加快脚步前行。

进村没多久，麻烦来了。先是听到狗叫的声音，不一会儿五六只狗围着我们咬。踢不到狗，可一转过背它就过来咬你。转身慢了就被咬了裤腿，太快了滑倒在雪地，狗狗一准会一起扑上来。我们三人手忙脚乱虽说没被狗咬伤，可半天基本原地未动。这可咋办，除开李大哥手里有根木棍，老四和我赤手空拳。“捡起那根木条”，李大哥命令我捡起半埋在雪里的干树枝。又捡到一根，我们三人算是都有了打狗棍。背靠着背，李大哥前面开路，老四和我举着木条断后一步一步向车站挪去。

村里的人似乎早就熟悉狗吠的场景，道路两边的茅屋竟没有一个人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或许夜里狗咬人对村里人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若第二天发现被咬的是阶级敌人才大快人心那。百十来米的路边走边跟狗狗斗智斗勇竟费了半个时辰才到车站，进站后狗狗们就不再追咬。很幸运当晚有去通北镇的小火车，但要等。没有准确的时间并不奇怪，小火车是山里一个林场经营的。时刻表林场说了算，旅客进站发现有值班人员在上班就是有班次会来。买好车票心里踏实了许多，但还担心队里会不会派人来抓我们回去。经商议我们三人轮流在候车室外放哨，那段时间可真难熬。

呜呜，小火车终于开过来了。其实鸣笛仅是通知站长火车过来了，停不停全看站长挥旗指示。我紧张地注视着站长的动作，他敏捷地做出不同的招式让火车停了下来。刚停稳，我们三人快速登上一节车厢。车厢里乘客不多，过道两边各有两个座位。我们找到车厢尽头的空位子坐了下来，尽力压低了嗓门不想引起他人的注意。车窗外黑黑的静静的，小火车开动了。总算上路了，只盼一路顺利。

通北镇站是正规火车站，买票乘车都按时刻表作业。到哈尔滨北站时大概是晚上九、十点了，下车一打听去往北京的始发车不在北战而是三棵树站。李大哥立马带我们去乘公交车，只记得可能是接近末班车了。车上挤满了乘客，我们三人被挤到公交车中部。到站下车时都挤不动，车子关了门可我们还没能挤到车门口。我一急大喊道：“我们要下车，请开门让我们出去。我们是刚从兵团过来的，身上有虱子。让我们下去！”。还真灵，乘客马上为我们让出了道下车。

买到去北京的车票时已是半夜了。因为担心北京站可能被认出是穿着绿色军大衣的兵团知青而遇到麻烦，车票的终点站是丰台站，出发时间是次日清晨五六点。还有几个小时本想就呆在车站等，可李大哥说他家不远还是去他家歇一歇。出了车站才知道此时末班公车也没了，只好走。

李大哥父母住的地方的确离火车站不算很远。那是一片棚户区，很多房子好像一半地上一半地下。三拐两拐到了他家，李大哥上前敲门唤醒家人。他父母十分友好，大半夜为我们烧水还准备了些食物。那时我才感觉到又累又饿，主食是棒子面薄饼。吃上两口还新鲜，可没几口嘴就酸的不想再咬了。上世纪60年代末哈尔滨居民粮食供应主要是玉米面，还不如兵团以白面为主的饮食。吃过后李大哥父母安排我们休息，三人挤在一张床上。不大会儿我就觉得眼皮很重很重，可好像还没睡着就被叫醒了。又是一阵小慌乱，我们三人出了门。天还是漆黑一团，脚下似乎被什么东西黏住了走起来路来有些艰难。可我不能停下来呀，再有十七、八个小时就能回到北京了。

为了安全李大哥坚持送老四和我到车站，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忽然喊道：“回老牛队后一定写信我们告知队里的情况！”。那一刻我担心或许这一走再无堂堂正正做人的机会了，也许从此成为浪迹天涯的游子。

三棵树去北京的列车准点启程，一路上大部分时间我都是昏睡着。即使醒着也只是呆呆地看着不断变换着的原野，村庄，和城镇没留下任何珍贵记忆。“五分钟后的事情不去想”。是的，你可以试着不想但根本做不到啊。下车出站会不会遇上麻烦？出了站有没有回家的公交车？要不要转车？进了大院碰见熟人如何解释？那时生活的人们距离都很近，近到邻居吵架的内容隔壁都能听到。进了家门如何跟大人解释？说出实情会不会让家里人又一次成为革命的对象？太多太多要去想却又想不清楚的事情了。

临近北京，我和老四商议在那儿下车。丰台距天坛有点远，也不清楚有无公交车的情况。思前想后我们决定在永定门下车，最多不就是补个票的事儿。丰台站过后列车不知何故走的很慢很慢，似曾相识的景色预示即将平安回来了。列车员还没宣布准备下车，我和老四已经迫不及待了。在出站口检票员拿着我们出示车票迟疑了片刻，可什么都没问就让我们出了站。车站内外也没看到传说中会堵截回城知青的警察，实际并不总是比预想要遭。

溜进院子的时候是12月30日晚上九、十点，提前了一天回来。筒子宿舍楼道里的人看到两个穿着绿色军大衣带着栽绒帽显得有些诧异，既没有阻拦也没有询问什么，只是目送我们敲开各自的家门。

砰砰砰急促敲门声惊动了我父母，刚刚他们似乎还在大声讨论着什么顿时停了下来。“谁呀”？我妈妈问道。“我”,“你是谁呀？”又问。“是我！”我喊道。门开了，是妈妈打开的门。屋里的灯很亮，爸爸、妈妈、妹妹都还没睡。可我的腿好像被什么拴住了，直挺挺的站在门口没动。家里人根本没想到我会回来。“快进来，快进来。”，“你怎么也不知道提前来信说一声呀”，妈妈有些怪罪我不懂事儿。提前说？一阵酸楚塞满了我的鼻子。我尽力掩饰几乎就要落泪的窘态，“说哈呀，有哈好说的”我自作镇静的答道。“哎呀呀，短短几个月怎么就把送走的北京娃儿变成了东北娃儿了呀。”，可我看出母亲的脸上挂满了欢喜。一句打岔，原本凝固的氛围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