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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回国的老海归中，许多学文科，回国后才发现，他们的专业派不上用场，只好改行教英文。心理学被打成“伪科学”，只有少数大学的教育系设有心理学专业。1951年，中国科学院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心理研究所，但是规模很小。有21名老海归学心理学，只有三人有幸被分配到心理所。
詹锳回国就碰到了这个问题。他1948年告别妻子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1953年回国。中央人事部把他介绍到科学院，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与心理所商讨结果认为，詹锳先生不适合在我院工作，现将材料退回，请查收。” 中央人事部又把他推荐到高教部，答复一样，“兹退还由美国回国的留学生詹锳的材料，在高等院校内此类心理学师资尚有多余，无法安插，特此转告。”
除了心理学不受重用外，詹锳碰钉子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学心理学是改行，他出国前酷爱中国古典文学，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后，在多所大学任国文教员，并从事古文研究，发表过大量关于李白的文章。二是他曾任国军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的秘书，虽然中央人事部已确认，他只是为了赚取自费留学费用，但毕竟成为历史污点。
最终，天津师范学院愿意接受他为教育系教师，从事心理学教学。好景不长，心理学被取消后，他被调到中文系。这一下反倒是塞翁失马，他可以重操旧业，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同时花大量时间继续研究李白的诗词，还担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李白研究会会长。他算少数幸运的老海归，第二次改行后回到本行，如鱼得水，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颇有造就，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文章和书籍。
出国五年潇洒一趟，也不冤枉花掉的一把银子，只可惜委屈了他那心理学博士学位。在他发表的著作中，倒是有一篇谈到语言学和心理学，就算是对得起他的博士学位。
詹锳文革期间遭批斗，住牛棚，被抄家。妻子先他而去，孩子们都定居海外。他的生活条件非常简陋，斗室一间，卧房就是书房，床上常常铺满书籍纸张。他的身体健康也很糟糕，住院期间都是他的研究生陪护。最终心脏病和胆囊炎夺走了他的生命，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后事全部由他的同事和学生操办。
詹锳1998年于天津逝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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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上过你母亲的英语课，也去过你家里吃过馄饨，著名的金华馄饨。可能也见到过你。
我妈圣玛丽女中（张爱玲母校）六年，圣约翰大学四年，美国雪城大学两年多，用的都是英语，期间还学了四年法语为外语（中文不算外语），但是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识。至于她是怎么学俄语的，可以另外写一篇长文。
在复旦教俄语使我妈逃过了反右运动 — 俄语组没有一个右派分子，而英语组右派分子一大帮，我妈圣约翰的英文老师潘世兹教授也是。她在中学、大学、留学时都是合唱团成员，也修过好几门声乐课。在复旦每年的春节、国庆等联欢会上，她代表外语系用俄文独唱俄语歌曲，如 ”祖国颂“，”列宁山“，”莫斯科-北京“等。那时对苏联有不同看法就是右派分子，我妈唱俄文歌曲却成了标兵。试想一下她在英语组，在那些场合唱英语歌曲，当右派分子在数难逃。
她在复旦教俄语一直教到1959年。1960年上海工学院成立，她去那里才开始教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