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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写过一篇“对美中建交贡献重大的老海归”，介绍林达光的功绩。文中讲述林达光在北京对外广播电台工作时，常和李敦白发生争执。
李敦白是个有争议的人物，1921年出生于美国一个犹太人家庭，40年代投靠中共。共产党在中国掌权后，斯大林指责李敦白是美国派来破坏革命的秘密特工，结果他从1949年到1955年被监禁了六年。尽管还极力吹捧中共，文革又被关了十年。
1955年出狱后，李敦白被分配到北京对外广播电台，担任英文顾问。在电台和李敦白有过节的老海归不就是林达光一个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右派名额下来，上面要求广播事业局必须“揪出”一名右派分子。李敦白以后回忆道，“如果我积极参与这个运动，就可以保护自己不再被误解。”虽然他认为广播事业局没有一个人符合右派分子的标准，但他仍积极协助领导，将陈为熙和温济泽打成右派，并参加批斗大会。李敦白承认，那是他第一次参与迫害一个人，而且是朋友，而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私，因为他当时最大的焦虑是觉得自身难保。（林达光有特殊背景，不然也会被打成右派。）
被揪出的这两名右派中，陈为熙是老海归。陈为熙1928年出生于重庆，童年曾寄居在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家里，同其子女一起生活了5年。抗战胜利后，文幼章回到加拿大。陈为熙中学毕业，1947年也负笈加拿大读书，在多伦多大学主修经济。他上多伦多大学可能是受到文幼章的影响和帮助，因为文幼章也是多伦多大学毕业的。
陈为熙1951年学成回国，由于从小受到英语的熏陶，又留学加拿大，英语流利，被分配到北京对外广播电台工作，负责审稿并主持英语广播节目，用他自己的话说，“成绩平平”。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北黄骅县劳改三年。1961年平反后回到广播事业局，在中央电视台任英文编辑，仍属于“监督劳动”。
在对外广播电台工作时，陈为熙认识了担任音乐编辑的江美用，二人一往情深。江美用是香港人，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播电台。陈为熙被打成右派后，江美用拒绝与陈为熙划清界限，反而宣布要跟陈为熙结婚。陈为熙下放后，江美用在广播电台也呆不下去了，后来去了二外教英文。
改革开放后陈为熙一家四口赴香港定居，陈为熙受聘为《大公报》英文周刊撰写评论。从《大公报》退休后，又先后为《经济导报》《明报》《中国日報》（香港英文版）担任英文撰写工作。他的英文几乎比中文还好，日记、传记全部是用英文。
晚年陈为熙落叶归根，回到重庆，于2008年去世，享年80岁。
那位满意了吧？
此篇的结尾是：doubt tangled with loyalty. Dogma, pride, common sense, disbelief, certainty, fear, altruism, self- interest, and self sacrifice all struggled within me, and held me frozen in their thrall.
传记的结尾是：if there one thing my life has taught me , it is that one can change, one can learn, one can grow.
李敦白在上海时期，认识了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包括巴金，宋庆龄先生的秘书。经宋庆龄先生的秘书介绍，宋庆龄先生请李敦白先生吃饭，当场有陶行知先生作陪。宋庆龄先生介绍李敦白先生为联合国组织的观察员参与了一些美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谈判。给当时共产党印象深刻的是大别山的新四军，国民党和美军的谈判，那次在大别山地区，李敦白先生见到了李先念和王震等…，
以上的内容来自李敦白先生的自传“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偶然李敦白夫妇，也是从大别山新四军开始聊起的，因为我是武汉人。李敦白先生逝世前的几年，他喜欢我送的信阳毛尖，令他想起年轻时的往事。
我和我先生，现在常常怀念李敦白先生，极为智慧，幽默。
博主开篇写成“40年代投靠中共“，不妥。应该是二战期间，他离开美军，选择了投奔延安。
如果想多了解李敦白先生，请看”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先生的自传， 我只有英文版，very honored 有先生的亲笔签名，因为我不知道中文版是否有删减。李敦白先生的夫人写的“苦尽甘来”的自传，可能只有英文版。
李敦白先生是一个卓越的智者，历史学家，思想家。晚年仍然思想非常活跃，90多岁又完成了对自己在秦城监狱十年生活的心理分析著作，并且还在学习量子物理。在他老人家去世前一年，我们还乘过他老先生开着的Tesla 外岀。任何时候，他老人家总是在关注着世上的新的东西，从政治到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