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情招待,参观访问,游山玩水之后,老海归们便和一些所谓“旧知识分子”一起进入“中国人民革命大学”学习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当前政策、党的建设四门课,共六个月。华北、华南、华东、华西都分别成立了“革大”。华北革大建于1949年3月,旨在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共产党干部,校长为刘澜涛,位于北京西苑一个荒凉的大院子里,校园里没有草坪树木,只有二十幢灰色的两层楼房。这个大院曾经是清朝禁卫军的兵营。后来日本人来了,就成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西苑集中营。后来国民党政府将集中营又改成兵营,被称为西苑兵营。
沈从文对华北革大有如此描写:“我现在坐在西苑旧军营一座灰楼房墙下,面前二丈是一个球场,中有玩球的约三十人,正大声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两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
老海归们恐怕有如同沈从文的离奇感觉,这一辈子哪儿受过这种教育,开始明白李正道不愿意回国的原因了-“怕洗脑”。“革大”把在校学员分成“积极”、“中间”和“落后”三类。丁则民是华盛顿大学历史硕士,32岁,被分为“积极”类,对他的“思想基本特点”评语是,“46年入国民党,曾任美军华北作战部作翻译。有青年热情,历史单纯,旧社会影响不大。自高自大,背年轻、进步的包袱,对帝国主义很崇拜。思想顾虑少,有啥说啥,口吻直率不策略。感情脆弱,经不住打击,容易感情用事。入学动机为适应潮流,情绪饱满,进步要求迫切。靠近组织,没有或很少怀疑,对我们也能批评建议。”
朱耀忠,29岁,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硕士,被分为“落后”类,对他的评语是,“入学动机为找职业,镀红,对学习不感兴趣,政治与我无关,自高自大,瞧不起别人。近来变化较大,主动听大课。承认改造,但思想认识不够,缺乏自信。对自己不批评,发言是按文件一边倒,有混时间想法。对组织不靠近,表面应付,对我们有怀疑或看不起。”
在革大学了四门课后,老海归们最大收获是知道天下还有“自我批评”这一说。这些喝洋墨水的博士硕士们把写论文的精神都使出来了,“毕业”后还是满脑子疙瘩,“革大”就有了外号叫“疙瘩”。
俄亥俄大学物理博士虞福春的自我批评:“过去,我是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但我还自以为很清高…今年二月准备回到祖国时,我心里存在一个矛盾。我想:呆在美国是为美国人服务,回到祖国总是为中国人服务,我应该回去。但是,我有些贪恋美国式的物质生活。最后,我的爱国思想促使我回来…我感到这次学习运动对我仅仅是一个开头,我决意更加努力不懈地改造自己。”
在联合国工作过的金善宝的自我批评:“我为了补偿自己的过失,我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事实一件一件地在考验着我、教育着我,也改正了我在思想上的许多错误观点,事实证明: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大家才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向前迈进!”
回国稍早些的梁思成也没能躲过自我批评:“我这样的挖根是要今天的我分清敌我,站稳立场,爱我们人民中国,坚决地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我的分析还不够深入,这不过是现阶段学习中初步的认识而已。我的问题离挖根到底还远得很。我还要不断学习改造,希望大家多帮助我。”
“革大”没有维持多久,华北革大与人大合并。1955年以后回国的留学生都没上革大,洗脑工作在招待所进行。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回国留学生招待所。北京有两个,一个是给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留学回国的,另一个是给从西方国家回国的。后者先设在西单白塔寺王府仓,由教育部主管,后来搬到前门西河沿永安饭店,由国务院专家局管理,所长叫刘志安。
永安饭店是一座三层楼的老式拜占庭建筑,木板地板楼梯。楼下多半是单间,给单身留学生,浴室和厕所公用。楼上有套间,给携家带口的。一楼有个餐厅,四五张圆桌,每张桌子可坐十人,一日三餐,好吃好喝。每天都安排各种娱乐活动,从参观名胜到戏曲欣赏,逢年过节周恩来总理都忘不了会见招待这些老海归。二楼有个会议厅,每天都要在这里进行政治学习,内容基本上和革大差不多。大人开会学习的时候,孩子们由小刘阿姨照顾,有时候带他们逛街,有时候教他们游戏、唱歌。这些孩子在中国学会的第一首中文歌是“三只老虎”。小刘回忆说,整天跟一群咿咿呀呀不会说中国话的孩子们团团转,最后也竟能听得懂“bathroom”“water”等简单的英文字。毕竟是在华人家庭中长大,这些孩子也能似懂非懂地听小刘的话,但大人说正经事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懂了。有时候孩子们跑到楼上,在会议厅外面偷听大人开会,晚上莫名其妙地问大人,你们为什么总是说“Jane eye”,问得大人也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大人在谈“将来”。
改革开放后,永安饭店成了一家普通旅馆,多次改名。周围的建筑都拆除了,唯独这所曾经接待海外归来的老海归们的老建筑仍然伫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