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疫情时期

几天前惊闻公司有人确诊，发觉这次疫情比想象中更加凶险。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平安度过这次危机，但还是不能不为最坏的情况做些打算，比如把过去的一些心得体会总结一下，以备不测。

 

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正确认识，在其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就可能走上弯路，遭遇重大挫折。在如今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了解真相、积累知识、总结规律本来不是太过困难的事；可惜当下教育、出版和言论都几乎被专制政党垄断，那些被视为不利于“政治安全”，可能会威胁其统治地位的思想都统统遭到禁止；经年累月，我们的民族在对于历史进程、经济活动、政治体制的认识上产生了种种谬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发生，反宗教改革时期的西班牙，纳粹时期的德国，军国主义盛行的日本，战后的苏联与东欧，都出现过“党”或“国家”对思想的严密控制，教育、新闻与出版行业都被用来作为宣传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具。随后的历史表明，这些民族无一例外都因为丧失思想的自由而付出了沉重代价，有的甚至将整个民族带向毁灭的边缘。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有幸看到民众重获自由的一天。如果那一天来到了，我希望能将一直以来学习思考形成的心得传给下一代，也希望诸位同道能一起努力，冲破传统的束缚，对那些不利于社会民生，甚至可能导致灾难的观念不懈的加以厘清、批判。

 

一. 历史观

 

    1. 打破对马克思“唯物辩证”历史观，即“阶级斗争”历史观的垄断

      欧亚大陆广大地区的历史并没有遵循马克思阶级斗争的演化历程，而是陷于帝国兴衰的更替循环中。受压迫阶级的抗争可能会成功推翻统治者，但他们取得政权并不一定意味着任何“进步”；事实上曾经的被压迫者翻身后往往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压迫者，而他们的统治比起前任可能更加残暴。在实现法律约束下的宪政政府之前，“阶级斗争”的胜利者都会将手中的政权视为自己及后代的私产；而其他人，不论属于哪一阶级，都会成为他们“平等”的奴隶。

 

    2. 正视宗教对西方近代史的重大影响力

      认清宗教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并非是要让今天的人们入教信教，而是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不至于在认识上误入歧途。                

      长久以来宗教一直被官方定义为民众的“精神鸦片”，被等同于粗鄙的迷信加以批判、轻视。在信奉“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眼中，生产力-生产关系才是社会演进的核心，宗教则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事实上，从中世纪开始到近代初期，天主教会一直处于西欧历史进程的中心——罗马帝国灭亡后，教会安抚民众、维持秩序，教化蛮族首领，让他们从野蛮的掠夺者逐渐变成国家的守护者；教会在中世纪享有巨大财富，并拥有可以左右民众舆论的至高地位，形成了以教皇为中心、遍布西欧的势力网络，这使得教会可以对国王、贵族形成有效的制约，让他们遵从道德、尊重传统、爱护臣民，无法随心所欲发动战争。虽然历史上教会曾多次鼓动十字军，但更多时候教会在国王、领主之间交涉斡旋，充当和平使者，试图让双方息止干戈、相互妥协，维持彼此间的和平，集中资源应对文明的外在威胁。西欧在长达一千年的岁月中保持相对分裂且和平的状态，没有出现新的大一统帝国，除了欧洲地理环境的因素外，教会的存在与努力功不可没。近代伊始，宗教又成为各国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对于荷兰独立和英国议会民主的确立起了催生作用。

 

     3. 研究议会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

       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演进模型中，议会民主制乃是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地主后的自然产物。但如果对英法两国历史做深入的学习，就会发现议会在两国都起源于封建统治时期，最初是为方便国王政府征税而创立；其代表不仅有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还有代表封建势力的教会首脑，以及大领主、大贵族，而后来两国议会都与崇尚绝对权力的国王发生了冲突。英国议会能够在与国王的斗争中胜出，一是得益于其岛国环境，国王没有常备军做后盾，无法轻易镇压议会派；二是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倾向新教的中产阶级、贵族联合对抗国王的结果；在“光荣革命”后确立的宪政体制中，贵族并没有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而被推翻或排除在政权外，而是作为胜利者之一，不仅保存了财产，而且其参政议政的权力获得了宪法的保障。在法国，则是掌握常备军的国王占据了绝对上风，议会被迫解散，国王领导下的政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任意征税而不受制约。这在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  

 

      4. 重新认识近代西方崛起的内在原因

       西欧在近代一跃成为最先进的文明，是宪政政府、自由贸易、科学技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发动了许多不义的战争，犯下了侵略、殖民、贩奴等种种罪行，其经济发展也一定程度上从中获益。这些事实不容否认也不可能为其正名，但它们曾经发生并不等于就是这些文明成功的原因，更不意味着其他欠发达地区只有重走奴役、剥削其他民族的老路才能获得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对近代英国、荷兰的崛起因素做了全面分析，并指出曾经从殖民地掠夺最多财富的西班牙并没有因此富强，反而在后来的竞争中逐渐落伍。二战后由于民族独立的兴起和世界范围和平环境的实现，发达国家纷纷认识到殖民主义弊大于利；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证明了不需要侵略、掠夺他国，凭诚实劳动也可以实现经济腾飞。

 

     5. 认清和平与发展的主流，改变对战争的错误认识

      有一少部分人执着于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认为战争直接推动了各国对全新科技的研发，并由此将实现“统一大业”战争与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把军事领域的耀武扬威当作国家强大的证明，鼓吹与西方的敌对意识。他们完全忽视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并局限于二战这一不具代表性的例子，盲目信奉所谓战争对技术的刺激，而全然不顾其巨大的“机会成本”——二战固然促进了原子能、喷气式发动机、雷达等有限技术领域的突破，但考虑到其消耗的巨大人力物力，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些资源本可以用来推动并实现更为广泛的社会进步；战后半导体、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很好的说明了和平时期不仅能产生技术飞跃，这种进步还能被更好的利用在提高生产力、改善民生上。二战的特殊性是其刚好处于一个技术全面进步的时期，除此之外，历史上发生过数以万计的战争带来的无一不是死亡与毁灭，即便真的促成了些许“进步”，与其巨大代价相比也是得不偿失的。 

 

     6. 改变对丛林法则的野蛮崇拜，发展注重人性的现代文

       在缺乏公平、正义的严苛环境中长大的人，会倾向于认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成为强者，“平等”、“正义”、“博爱”只不过是弱者限制强者的借口。在国际社会中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执法者，更加强了一些人对于国家间只能遵从“黑暗森林法则”的印象；日复一日的仇外教育下，近代历史上的一系列屈辱经历在国人心中留下无法抹平的创伤，形成严重的“受害者-加害者”人格——一方面对曾经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怀有深刻的仇恨，另一方面却又认同通过对外扩张、建立殖民地获取“资本原始积累”的错误理念，妄想有一天自己取而代之，将已经过时的帝国主义暴行等同于强大和成功。

       保证充分的竞争，让有能力的人可以发挥才干、脱颖而出，对于社会长远发展至关重要。但同时需要知道的是，社会的文明程度并非体现在上位者金碧辉煌的宫阙或穷奢极欲的奢华享受上，而是体现在其底层弱势群体的尊严与福利上。

 

二. 经济理论

     1. 摒弃对“共产主义”的迷信和对财富的偏见，建立对私有财产的正确认识

       传统文化宣扬“大同”思想，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将平均视为经济上的理想状态，这是近代中国陷入共产主义泥潭的文化根源。自从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重农抑商”一直是政府秉持的重要经济政策；儒家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将商人视为不劳而获的投机者，法家更直接将商人称为社会的“蠹虫”，对商业活动充满偏见；千年官本位之下当官入仕才是“经济”正途，可以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财富则是权力地位的附赠；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财富，哪怕完全正当合法，仍然会被视为一种罪恶，一定与剥削、压榨甚至欺骗他人脱不了干系——如果这种臆测属实，那恰恰说明了制度本身存在严重缺陷。旧制度下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忍受层层盘剥，终日劳作所得仅能糊口，根本无法积累任何财富，只能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共产主义幻想视为解脱。

       西方社会的进步正是从私人财富的增加开始的，资本的积累使得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生产出多余的农产品才能支持供给附近城市的工商业。洛克认为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基础，而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障私有产权。努力致富、改善生活乃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虽然这一过程中人会因为天赋、勤奋程度、机遇的不同而产生贫富分化，但如计算那些亿万富翁致富过程中创造出的财富和机会，其价值往往远超过他们一生所能消耗享受的；个人通过合法方式致富通常会令整个社会都随之获利，而取消贫富差异则不可能不同时抹杀经济体的基本活力。

 

     2. 正视公有制经济的局限，认清“举国体制”的弊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仍然有很多人迷信“举国体制”、“国家队”，相信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他们不明白的是，能够生产某种产品和生产某种产品盈利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从无到有创新和照抄他人的创意更是天差地别。拥有“公共”资源和政府便利，又不需要承担对股东责任的国有企业，本身更像是一个“衙门”，其主管并没有太大动力承担研发创新的巨大风险，只需要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出错”即可保住官位；致力于拓展市场、壮大企业并不能为领导带来多少实际利益，相比之下讨好上级、获得主管部门的欢心对其升迁更为关键。大企业内部往往人员冗余、派系驳杂，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众所周知——这些问题是企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体系官僚化的必然结果，即使私有企业也无法避免；所以经济体中最具创新能力、最有活力的往往是那些中小企业，而非体量庞大的垄断企业。国有企业倾“举国之力”或许能够攻克一些技术难关，但这个过程中投入消耗的海量资源都无异于剥夺了其他领域进步、发展的机会，而“举国之力”的低效率又注定了这种模式即便能开发出产品也不见得具有竞争力，通常一旦失去了国家提供的廉价资源和垄断地位，面对外来竞争时便不堪一击。

 

     3. 了解“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警惕各种“刺激政策”

       社会主义号称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并自认为是领先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事实上马克思从未真正参透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所谓“生产相对过剩”引发危机完全经不起逻辑推敲，在历史上也从未发生过，真正引发危机的是“生产错误”，例如“一拥而上”在某些领域过度投资、过度生产。有权对全社会经济活动实施干预的中央政府最有能力制造这种“错误”，正如“大跃进”中全民“大量钢铁”时发生的那样；除了通过行政指令扰乱经济外，现代国家最常使用的是所谓“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央行通过人为压低利率刺激信贷，引发通货膨胀扭曲市场，令资源配置发生失调，最终引发波及整个市场的严重危机。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分析一针见血的揭示出政府才是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可惜二十世纪以来凯恩斯主义由于投政府所好得以大行其道，央行操纵利率、滥发钞票已成为常态；各国政府争相出台各种“刺激”政策，中断市场的正常调整过程，将纳税人的血汗钱投向低效率、产能过剩的行业，强行为人造“繁荣”输血续命。这种情况不从根本上得到限制，经济危机就永远不会停止，号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亦难幸免。

 

三. 政治体制

     1. 摒弃对“明君”的幻想，认识到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

        奴性，即对明君和清官的信仰，深深植根于大部分国人心中。他们会因为明君恩赐的“太平盛世”而感激涕零，会在昏君残暴乖戾的统治下隐忍苟活，但绝不会站出来承担责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想法如果不成为绝对少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不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千年帝国统治下，几乎从未有人想过皇帝不应该随心所欲的生杀予夺，君权应该被置于法律之下；政府被赋予大权乃是为了维护公义，而非鱼肉百姓。这种绝对君权并非中华帝国所独有，而是欧亚大陆古往今来众多帝国的共同特征，而伴随争霸杀戮的兴亡更替也是帝国无法摆脱的宿命。

       各种机缘巧合之下，近代的英格兰经过革命成功阻止了国王将君权绝对化的企图，实现了司法独立和民选议会对于王权的制约，首先在一个君主制国家建立了立宪政府。这一成就揭开了人类历史的全新篇章，并使得英格兰成为近代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

 

     2. 改变中央集权的“治理”模式，建立地方分权的自治模式

       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下，地方官员由中央任命，只对上级负责；地方百姓对官员没有直接影响力，充其量只是其“治理”的对象；民众不是成为官员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就是沦为他们盘剥自肥的鱼肉。由于地方官员惯于欺上瞒下，中央不得不向地方派遣检察官员；久而久之监察官变成常设官，政府层级逐渐增加，民众负担随之加重。

       历朝历代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持续不断，“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权力悖论并非今天特有。其根源在于中华百姓自秦汉王朝起就是被“维稳”的目标，而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任何像样的政治权力——如果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由于民众被排除于权力之外、无法参与地方事务并发挥主导，地方官做事缚手缚脚只顾揣摩上意；而如果给予地方的权力过大，由于没有来自当地民众的监督，官员就可能因为失去制衡、自把自为，成为“土皇帝”。

 

    3. 了解“三权分立”的优势，认清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

       最好的政府是那些管得最少的政府，没有什么比关在笼子里的权力更安全。政府权力符合分权制衡的原则，各分支行动受到宪法的约束，乃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为所欲为的政府，是时刻悬在臣民头上的利剑，强权之下民权被随意践踏，民众如肥羊般只有任人宰割。        

       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是公民权益的最后保障，也是对官员贪腐、渎职、侵犯民权的最有力震慑。议会民主和司法独立，是近代宪政革命的两大核心成果，它们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如果一个政体构成违反了这两个原则之一，那么申明公民权利的宪法就只是一纸空文，其议会不可避免会沦为橡皮图章，而司法机关则变成维护统治、镇压异己的工具。

       无论独裁者如何为专制体制辩护，他们都无法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这个体制真的像宣传的那样廉洁高效、“伟光正”，那么他们为什么那么畏惧司法独立？

 

    4. 限制大企业对政府对影响力

      日益增长的政府债务是美国政治的顽疾之一，而另一大体制缺陷就是大企业、大财团在政治选举中拥有远超一般民众的巨大影响力。美国法律规定大选中每个公民的政治捐款上限，却对于流向Super PACs的捐款金额不做限制，这就给大企业操纵政治提供了方便——只有迎合大资本利益的候选人才能获得大笔资金支持，而谁拥有更多资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谁能在竞选中胜出。

      虽然企业与雇员在一定程度上休戚与共，也有权力在一定范围内争取对自身有利的政策，但社会福祉的最终落脚点是每个自然人，而民主政府负责的最终对象也应当是公民，而非资本。企业的利益已经在与其相关的公民选票中得到了部分体现，而给予大财团额外的政治影响力就不可避免会导致政策失衡，甚至可能让民选政府成为大资本的傀儡。

 

四. 环境保护

       一些发展中国家将限制碳排放量的国际协议视为发达国家限制其他国家发展的阴谋，并声称发达国家已经污染世界上百年、现在却对发展中国家类似的行为指手画脚。在这种声音下，对环境的担忧被弃置一旁，一切都为达成GDP指标的疯狂盛宴让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刺激”政策推动下，海量资金被投入所谓“基础建设”中去，整个国家都成为大大小小的工地，无处不在大兴土木，不管是否必要都统统推倒重来。令人震惊的“中国速度”让无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公路桥梁从无到有，背后是每年惊人数量的化石燃料消耗，连同石灰、水泥生产将亿吨计的二氧化碳排入大气。近年来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极端气候逐年加剧，不知道这样脆弱的体系还能维持多久或是会突然崩溃。

       即使中国人也无法再造出一个地球。

 

重塑一个民族的历史观、世界观绝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即使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仍然可能需要超过一代人的辛苦付出……然而留给我们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相信今天身处疫情当中的人都会深有感触，这一次灾难终将过去，但更大更深重的灾难可能即将到来；那时遍寻整个世界恐怕也找不到一个安稳的角落，没有谁能真正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