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的故事》（[日] 盐野七生著）（三）

“古往今来，几多帝国诞生灭亡。只有罗马帝国留给后世的伟大卓尔不群。” ——盐野七生

 

在《罗马人的故事》中，作者曾两次引用古希腊哲学家艾利斯泰迪斯的《罗马颂词》：

 

“对于我这样的希腊人，不，对于其他任何民族来说，现在，要去一个地方旅行，非常自由、安全而且容易。只要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连证明身份的文件都不再需要申请。不，甚至不一定是罗马公民，只要是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人们，自由和安全都可以得到保证。 荷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地球属于每一个人。’罗马把诗人的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你们罗马人测量并记录下了纳入你们保护之下的所有土地。你们在河流上架设了桥梁，在平原甚至在山区铺设了大道。无论居住在帝国的何处，完善的设施让人们的往来变得异常容易。为了帝国全域的安全，你们建起了防御体系。为了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你们完善了法律。因为这一切，你们罗马人让罗马公民之外的人们懂得了在有序稳定的社会里生活的重要性。 在总督作为行省统治的责任人，在决定一项政策或接到行省人民的请愿时，只要有一丝疑问，马上就会给皇帝写信，请求指示。这就是罗马帝国。在皇帝的指示到达之前，总督只会一味地等待，就好像合唱团演员等待指挥举起指挥棒一样。 只要能保证消息的传递，无论皇帝在何处，都不会影响他对帝国的统治。即使他身在帝国边境，仅靠书信也可以实施统治。因为皇帝的信一写好，就会有一个好像长了翅膀的使者，迅速而安全地把它送到目的地。 罗马世界终于在辽阔的疆域内实现了民主统治。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曾经的希腊城邦国家扩大了规模后的国家。领导者阶层集中了公民中有才华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出生地遍及所有行省，也就是说，统治帝国全体人民的这些人才来自帝国各地。 他们有的生为罗马公民权所有者，有的是后来取得罗马公民权的。由于他们杰出的才能以及由行政和军事构成的完美组织机构—— 由于这些代表帝国的人和组织机构的作用—— 罗马实现了对辽阔帝国的统治。 战争远在边境，帝国的内部毫无纷争，每个角落都浸染着和平繁荣与幸福。而帝国之外执迷于纷争的各民族就显得太可悲了。 罗马的大门向所有的人敞开着。在这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相容并存的罗马世界，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领域里安心工作。在这里，国家的节庆日由皇帝亲自主持祭祀仪式，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们也分别举行各自的祭典，这有助于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罗马人告诉我们，纵然人种和民族各不相同，纵然各种文化和宗教难以并存，可是通过完善的法律也能以法制为中心实现共存共荣。为了显示这种生活给人们带来的利益，罗马人甚至保证了曾经的败者仍能享有很多权利。 罗马是个大家庭，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个罗马世界就是这样的大家庭。” 

 

《罗马颂词》是艾利斯泰迪斯于公元143年在罗马元老院发表的演讲，当时正是“五贤帝”之一的安敦尼·庇护在位的第五年。

 

如果我们对这篇颂词的内容加以归纳，罗马帝国给疆域内的民众带来的福利包括：1. 和平、安全与秩序；2. 完善的基础设施；3. 公正、高效的政府；4. 不同民族、宗教间的和谐。

 

罗马帝国的真实情况可能不尽如颂词中所说的那般完美，不论罗马还是帝国各行省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纷扰（而非“每个角落都浸染着和平繁荣与幸福”）。但是为艾利斯泰迪斯推崇备至的各要点都基本属实，连后来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爱德华·吉本都禁不住称“五贤帝”在位期间为“人类最幸福的时代”。

 

正因为如此，罗马帝国的覆亡才令无数后世人哀叹，视之为文明的毁灭与倒退，并把之后的中世纪称为“黑暗时期”。

 

艾利斯泰迪斯出身于小亚细亚，属于被罗马征服后成为行省的地区之一。但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那样，“罗马的大门向所有的人敞开着”——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国家、民族，只要愿意接受罗马的“保护”，都会成为罗马的“盟友”，原来的社会结构得以保存，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而非臣服于罗马脚下、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仆——罗马就是靠这种“同化”政策，从一个城邦逐步扩张成为地中海的霸主。直到帝国晚期、戴克里先改革之前，帝国并非靠中央政府派往各地的官僚实施统治；被中央政府任命的只有各行省的总督，而行省内的各个城市基本上都保持了自治的形式——这不仅更符合当地民众的利益，而且节省了大量的行政费用、减少了官员腐败的机会。

 

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湖”后，罗马派军队肃清了海盗，令海洋成为联系帝国四境、便捷商务往来的枢纽。当时海上商业运输的安全、便利，贸易的广泛与繁荣，是进入中世纪之后一千多年所无法比拟的，可能只有二战后的近七十年可与之相提并论。

 

威尔·杜兰特在其宏伟巨著《世界文明史》中，感慨文明的艰难与脆弱——“文明常受野蛮的包围……每一部文化史，总是以蛮族入侵宣告结束。”

 

公元前四世纪，当罗马刚刚作为一大势力在亚平宁半岛中部崛起时，就曾遭到来自高卢“蛮族”的入侵，连首都罗马也沦陷了，成为罗马人永远的耻辱。公元前58至前51年，天才的军事家凯撒征服了高卢全境，并开始策划将莱茵河－多瑙河作为帝国北方防线，通过永久驻军、系统布防来抵御日耳曼人入侵。

 

从地图上看，从今天的法国向东到德国、波兰，一直到更远的俄罗斯、中亚，之间没有显著的地理分隔，惯于迁徙的游牧民族可以成批的从遥远的中亚草原一直向西——法兰克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哥特人、匈奴人，那些习惯了定居农业的富庶地区对于他们而言是莫大的诱惑。尽管关系到帝国的安危存亡，罗马也不可能为了彻底消除蛮族的威胁而去征服整个东欧和中亚；为了防范游牧民族的入侵，保卫地中海沿岸这一帝国的核心区域，依托莱茵河、多瑙河这样的天然屏障进行防御也是无奈之举。

 

凯撒之后，历代皇帝均遵循这一战略，不断对莱茵－多瑙河防线进行完善、巩固，而这条漫长的防线也成为罗马皇帝留下最多足迹的地方。

 

屋大维时代确立的共计28个军团的编制，其中14个常年驻扎在莱茵－多瑙一线。经过数代帝王的苦心经营，沿河修建了一系列军事基地、堡垒、瞭望塔，并有士兵定期沿河巡逻。即便如此，数千公里的漫长防线还是无法真的变成守护帝国安全的“铜墙铁壁”。尤其是河流水位下降的时候，蛮族就可能在水浅处悄悄渡河，然后利用自身骑兵灵活机动的特点在几乎不设防的境内肆意掳掠；等到罗马军团出动围剿时，蛮族又可以避其锋锐迅速撤回对岸，让罗马人疲于奔命。

 

正是认识到防线有这样的弱点，有远见的帝王如图拉真、哈德良都明白，想要维持防线的有效性不能单纯依靠被动防御，而必须结合主动进攻，在战略上“先发制人”——也就是以沿河防线为后盾，密切监视对岸蛮族的活动；利用不同部族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离间，避免其形成统一、有组织的力量；一旦发现对方有策划、发动入侵的态势，就要在其做好准备之前以优势兵力渡河出击，将威胁消灭于萌芽状态。

 

这样，为了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维持“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其代价就是对蛮族持续不断的打击、屠戮。对此，塔西佗曾在《编年史》中（借异族之口）感慨道：

 

“夺取、屠杀、劫掠，这就是他们虚情假意的语言所说的控制；他们创造了荒漠，却说这就是和平。”

 

在那样一个文明尚未普及、野蛮、冷血的时代，罗马的做法似乎也是迫不得已。

 

经过史称“三世纪危机”的内乱，罗马国内政局动荡，财政入不敷出，更没有精力在边境上保持“先发制人”的强势战略；相反游牧民族的迁徙却一刻都没有停息，不同部族在不断的争斗中汰弱留强，一波接一波的冲击本已脆弱的防线。终于在蛮族大规模的入侵下，拱卫帝国近三百年的莱茵－多瑙河防线分崩离析；元老院昭告各行省，罗马不再能够保障其安全，从今以后你们将全靠自己了……

 

既然无法保护境内的安全，帝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随之坠落的是古老的信仰、公民责任、世俗道德。蛮族四处横行、肆意劫掠，大量人口流离失所或死于非命，朝不保夕的悲惨命运让一种普遍的悲观情绪蔓延开来，民众开始向新的神祈寻求安慰与救赎——基督教开始流行起来。基督教义中带有一种末世论的悲观倾向，认为现世充满罪恶、无可救药，人们不应追求尘世的幸福而应当把希望寄托于神的怜悯与大能，当救世主降临的末日一切信徒都将摆脱苦难，被洁净的灵魂将获得永生。在基督徒看来，罗马帝国正是那个罪孽深重、必须毁灭的国度，而蛮族的入侵则应验了上帝的怒气和惩罚，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正是罗马帝国的崩溃促成了基督教会的兴起。

 

罗马的世界衰亡了，新时代的欧洲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农民因为战乱无法安心耕作，田地纷纷荒芜，出现了大量无人地带；为了寻求安全保护，农民不得不依附于拥有武装的大庄园，由自耕农变为农奴；和平条件下可以把多余的农产品运往城市，换得各种商品，现在只能在庄园内维持自给自足；盗贼四处出没，贸易因为不安全和重税而趋于停滞；蛮族出身的封建主们居住在各自的城堡内，不时相互攻战，平民只能听天由命；教会逐渐成长为一股庞大势力，作为神在尘世的代理人主宰着所有人的精神世界；教会在各地拥有大量田产，其财富可以轻易与封建领主分庭抗礼；教士们作为知识的垄断者，协助封建主们治理领地，严密控制民众的思想，竭力维持其统治地位——漫长黑暗的中世纪降临了。

 

文明之光要等到一千多年后才会重新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