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野”的姐
姐是妈在夭折了两个男孩后的第一个女孩，且存活了下来。爸虽有点失望，但对她却寄予了特别的希望，于是便做出了像妈说的“超出他常态的事”：把姐落下的脐带，带到了一个经常应酬聚会的大场所的院子里，埋在了地下，寄喻长大后是一个见多识广，“上得厅堂”的女人。
妈说，姐二岁多爸就开始常带她到应酬的场所，姐一点都不怯，对“有问”，都“必答”，操着她奶奶的声音，博得了大家的频频笑声和赞赏。爸得意着，回来会一五一十地讲给妈听。让妈特别得意的是在姐不到三岁的时候，有电话来，如果妈躺在床上小憩，姐怕铃声扰醒妈，会迅速的爬到椅子上，接起电话小声说：“我爸不在家，我妈在睡觉。”“你是谁？”“我是X（我爸的姓）先生的女儿。” 为了证实一下，别人会问：“你们家的电话号是多少？” 她答道：“3（xian) 5 6(niu）9。” 其实妈醒着，就是想验证她的能耐。基于此事，妈一次次验证着；之后一次次讲给我听；又一次次讲给我姐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听，以致我们至今都记住了这个号码，甚至这个不正确的发音。这样的一次次，是妈在念叙她聪明乖巧的女儿，还是更多的在追忆她一生挚爱的那个人抑或短暂的幸福生活？
姐五岁的时候就嚷着要去上学，学校根本不能收。妈当时是老师，拗不过她，找了校长，校长和妈商量了一个缓兵之计：上学自带小板凳，当旁听生，只要有一次的考试不及格，就淘汰回家。姐答应了，每天自己搬着小板凳（从不让妈帮忙）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一年下来，妈和校长都没想到，姐每每都是以5分的成绩圆满过关，这样，当然地耀升了二年级，成了正式生。
姐跟着我爸和我妈过了6年比较优渥的生活，到了1948年，时势突变，爸必须跟着当地政府转移去台湾。而我刚出生，爸囿于妈的身体比较虚弱，就说他先行出发，等安排妥当，就回来接我们。没想到，爸一去不返，渺无音信。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从别人的传闻中略知我爸二三。姐所得到的父爱，因为失去，反而让她牢牢记住：爸的音容笑貌、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以及带她去过的场合。我们小的时候她常以此拿来说事，让我这个小“老巴子”相形见拙，自愧不如。爸给姐短暂的父爱，姐一直珍藏着，直到有一天，爱成为了恨。1995年，我姐在一次聚会上坐实了我爸再婚的消息，这个再婚的人恰是我爸走以前有过传闻的女人。而被我姐一点点套出实情的人，正是我爸再婚的人的弟弟，他姐姐给他在我们当地捐款买了一个官：政协委员。当周遭的人都在杯盏交错地逢迎拍马时，姐的脑子一片空白，她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别人以为她喝醉，叫了辆车送她回家。姐这个无论大小事倒头就睡的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抄家遣返，她都没失眠过，唯独这事，让她整整两夜没有合眼，她没有告诉我妈，自己一人抗着，两天以后才告诉我，我劝了她。姐是一个性格豁达的人，提得起，放得下，风风雨雨都经历过。但这件事让她耿耿于怀了好久好久。我能感觉到她的痛，以及她复杂的内心感受。至于我，未曾得到，也不惜失去，倒也没有起伏。只是遗憾，我这一生恐怕都不会知道我爸长什么样了。（没留下一张照片）
爸走了后，妈常以泪洗面，她最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好歹我能有个儿子也行”。我想这句话给了懂事的姐一个使命感，也形成了她的“野性”。她这一生都像儿子一样给了我妈全方位的安全感，同时也庇护了我。
妈在爸离开后，带着我们回了娘家和舅舅住在了一起。舅舅特别喜欢我，妈说我出生时特别白嫩，舅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抱起我，一边举着我一边喊着他给我取得绰号“小泡泡，小泡泡”。这个绰号不知怎么传了出去（传了很久），当蹒跚走路的我被周围的人戳着脸叫着“小泡泡”时，妈说我特别不高兴，会嘟囔着说，“叫小妹妹嘛”。有一天，我走出小院，被大院的一个男孩戳着脸喊“小泡泡”时，恰恰被从茶炉打开水回来的姐碰到，姐撂下开水壶，一把揪倒了那个男孩，骑在人家的身上，戳着他的脸一遍一遍地说：“你还戳不戳我妹叫小泡泡了？”那个男孩比我姐还大一岁，可能被我姐的气势吓到了，哭着喊着，“再也不敢了，x姐姐，再也不了”。邻居的大妈都看笑了，说“这哪是女孩啊，就是一男孩”。晚上，人家男孩的妈找上门来，妈一个劲的道歉，等人家走了后，妈打了姐，姐哭着说，“我就是要保护妈和妹妹不被人欺负嘛”。妈一下子住声了，眼泪夺眶而出。从此，无论谁上门来找，妈再没打过姐，只是批评，讲道理。
我们住在海边，但我却不会游泳，从小就被妈三令五申：绝对不准去大海游泳（因为每年海里都出事故）。我是听话了，姐却总是会偷偷摸摸去海里游泳。她会在妈下班前把一切都打理得妥妥当当，确定没什么破绽能被妈发现，但晒红的皮肤总是出卖了她，妈会直截了当地问：“今天去游泳了？”姐愕然，无以对答。可能心里会想，我都收拾得挺好的，妈怎么知道的？姐就是在这种偷偷摸摸、即被发现、继而被训的循循环环中学会了游泳。
姐上中学时，她在的那个学校大部分都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政治空气特别浓，学生都要穿带补丁的衣裤。那时，妈的工资算高，我和姐的穿着都是整齐的，该暖的暖，该凉的凉。就此，她常常被团组织批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啦，不艰苦朴素啦等等。我还记得，妈给她做了一件新衣服，还没穿就使劲地洗啊洗，然后在胳膊肘后打上补丁才穿。那时红色政治空气还没全部弥漫，姐听说在商业区的某一个中学（离我们家很远），多是出生资本家的学生，没那么“政治”。姐总说她要转到那个学校，妈说：“怎么可能！路那么远，哪有钱每天来回坐公交车啊（那时还没有学生票）。再说，是跨区的学校，怎么会接受你！”姐说她想试一下，妈没在意，以为小孩子的妄想而已。某一天，姐异常高兴地回了家，一进门就大声地喊着：“我转学了！明天就到x学校去上学了！”妈和舅都惊奇的不行了。“怎么会？你怎么办到的？姐说：“我去找x中的校长了，我说我们要搬家，搬回原来的家（爸走前我们住的家，隔那个学校很近）。而且.....。”总之，她搬家的理由和“而且”的理由说服了校长。妈听后哽咽着说：“你可真有本事，可是你每天得走多长的路啊。”“没关系，反正我喜欢走路走得又快。”那时的姐也不过才13岁。从此，初中的最后一年和高中的三年，姐都是走过来的。她从来都没抱怨过走路的艰辛以及干冷的午饭，这个学校给她的快乐让她包容了一切。姐在学校里一直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个子最矮的、学习最好的。因为她的聪明过人，又有点“野”，男同学都没拿她当女生，除了要与她讨教数学题和物理题，还带着她“野”着去郊游，“野”着去游泳……。高中时被绰号叫“小猴子”就可想而知了。那时妈对姐的管教已不是很严了，看到有那么多的男生护着她，妈反而还放心些。
考大学时，姐在老师和同学的怂恿下，报考了北京某校的航天物理系，却名落孙山。那时大陆已经暗涌着政治运动，已经在划分出身成分，像我们这种有“港台关系”的，根本不让上大学。姐的班里，学习好的，不好的几乎都上了大学。（那时“资本家出身”不算“黑五类”）姐从天上掉到了地上，有好几年的时间，她都不开门让同学进家，从不回同学从大学寄来的信。
姐不死心，又连续考了两年，最后放弃。
之后，政治运动全面铺开，妈的工资停发，银行存款冻结，生计迫在眉睫。18岁的姐，尽管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心里憋屈着，但还是义不容辞的挑起了这个担子。她天天往外跑，回家也不怎么讲话，妈每天默默地看着她吃完饭，也不多问她。终于有一天，她背回了一大包半成品手套：手套边需要人工缝制，完成一副可以得几分钱。全家人都积极投入，姐教会了我和妈，我至今都记得这个针法，可见我们缝了多少啊。缝织对于我来说轻而易举，但对姐来说就不那么简单。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兴起了自己织袜子穿，我和姐、表姐、还有邻居的小朋友，都会围在妈的周围学织袜子。妈说：自己穿的袜子，自己织。我们都学会了，只有姐织了拆，拆了织，没能成形一只。最后姐嚷着：“算了算了，我没袜子穿好了”。其实她知道，她学不会也有袜子穿，妈会帮她。而此时的她，不但自己学会了，还教会了我们。她知道，在这事上，她不能依靠妈，她、是、妈、的、天。我从来都觉得，姐的身体里天生寄生着雄心和远大的报复，是否与爸埋的脐带有关，我不得而知。那时，看到姐一边缝制，一边抹着眼泪，还不让妈看见，我小小的年纪就心痛着她，为她委屈。（写到此时，那一幕鲜明地映在眼前，心搅动了一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在一面缝着手套，维持生计的同时，姐也没闲着，她不可能让自己一生都埋在这堆手套里，毫无成就感、毫无质量的生活里，她仍然不断地出去找工作。一天，姐回家，带着久违的笑脸，但却是以平淡（之所以是平淡的，我想她要告诉妈的是，这不是我最后的追求）的声调对妈说：“妈，我下个星期就到x 校当小学老师了”。同样是惊奇，同样是不可思议，姐叙述了她的求职过程。姐肯定已经去过了高高低低的部门，那天她是去了区教育局，闯进了局长办公室，对局长说，“我要当老师”。“你？多大了？。“19岁”。“你能教什么？”。“什么都可以教”。局长笑了，揶揄着说：好，让你教数学，你敢试讲吗？” “敢”。局长看着眼前这个年龄不大，个子不高，精精干干，挺胸仰首（总是），说话洪洪亮亮，大大的眼睛真诚地迎视着对方（因为妈说过，同别人讲话，特别是面对长者、老师、上级，一定要眼睛看着对方，这是一种礼貌和对别人的尊重），一副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局长也许被好奇心驱动，也许正缺一个数学老师，也许……，总之，立时召集了几个老师，给了她数学课本，指定了试讲内容和时间，开讲。至于她是怎样讲的，局长和老师怎样评定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被录取了。
姐是一个被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认可的“有本事”的人，她的“本事”可以说很多很多。她也一直守护自己从小的诺言，处处事事保护着妈。“文化大革命”中，妈因为爸的问题被遣返农村，姐用三个月的时间天天跑妈的单位，终于把妈从农村带了回来。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那是多么的不容易。
姐的一生遇到了很多的坎，她从不气馁，也不迂回。不管社会置她于何地，不管命运怎样不与惠顾，她都会抖擞精神，以百分之百的体能状态、聪明智慧、不畏艰难、不怕碰壁，坚韧不拔地去博那百分之一甚至零点几的希望，把一个个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她从小学老师到中学老师到中学教导主任到中学校长，不停地追求着、实现着。
人都是有多层面的。我想姐的“野”只是一个壳，一个承担着使命的壳，一个捍卫自己捍卫家庭的壳。在这个壳的里面，姐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她赞赏着“简•爱”对真爱的追求以及不失尊严，她哀叹“安娜•科列尼娜”为爱付出了生命……。她也喜欢打扮自己，喜欢买新衣服，喜欢穿裙子等等。我想这些“等等”是她的另一类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