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2（在美国的三十年）

（一）赴美留学
1984年9月5日我乘坐中国民航从北京直飞纽约，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当然也是第一次出国。飞机上的一切都是那么地新奇，甚至厕所里所有设备都设计的如此精细合理。记得在飞机上看的电影是带中文字幕史泰龙的“第一滴血”，震撼！到纽约已是晚上，从飞机上看见纽约市璀璨的灯光心绪万千。我哥开车和我的女朋友一起接的机，至此我开始了赴美留学的生涯。当然，现在看那也是我最终在美国后半生的起点。

来美之前对美国的印象主要是来自官方的宣传教育和通过看了几部内部发行的美国电影, 加上自己的一番臆想。第一次来自视觉上的刺激是第二天走进街角边的小超市“红苹果”，其实它和现在中国大街小巷的小超市没什么区别，但对刚刚从物资匮乏的中国出来的人, 对满屋满架的商品食品真真儿的让我瞠目结舌。第一次坐纽约地铁的印象是“脏，乱，臭”；第一次走在曼哈顿商业区高楼大厦的阴影下我似乎没有了感慨, 只觉得自己的渺小；第一次看到42街时代广场和曼哈顿下城“苏荷区”（Lower Manhattan SOHO）的灯红酒绿让我感到困惑；第一次挣到美金时的愉悦和第一次用美金买东西时, 下意识比对人民币价格后的诧异, 都是前所未有的经历。太多的在这个完全陌生社会的“第一次”让我应接不暇, 也泛起了对人生意义的颠覆。

我申请的语言学校是纽约的“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在皇后区。那时我们和哥嫂及其他几个中国学生一起合租在曼哈顿哈林区（Harlem)的一间公寓，厨房，厕所是公用。哥嫂和其他中国学生都在附近步行距离, 同一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系统的“城市学院”（City College）就学。我则需要搭乘一个小时的地铁去皇后学院。在语言学校由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教我们十几个来自各国的学生。中国学生除我以外还有一个从广东来的，住在曼哈顿下城的中国城，他父母早年从国内依亲属移民来美一直在中国餐馆打工。几个从南美来的学生口语是真好, 实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在此浪费时间和学费。下午放学后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一直到11点关门，周末会忙到凌晨1点，只有周一休息一天，所有的开销和学费都由此挣出。

（二）纽约的打工生涯
来美国的第二天就和我哥嫂请教打工的事宜。来美前按当时的政策只容许每人兑换30美元，立即挣钱是当务之急。学校新生报到的截止日期还有17天，我必须把第一个学期的学费挣出来。到中国城买来当天的中文报纸找餐馆的征人广告。中餐馆我能干的只有打杂，端水收盘子的小工（busboy)和送外卖。像我哥嫂他们做侍者（waiter)需要一定的口语和客人交流和下菜单上菜等“技术活儿”，这得慢慢学。我找到了一个骑自行车送外卖的活儿，全工，就是早上10点到晚上关门，每周休息一天. 月底薪$200, 主要收入是送外卖的小费。不敢告诉老板十几天后要上学, 只能到时再商量吧。老板是台湾人三十多岁。餐馆门面不大，大多是外卖生意。后厨三个人，大厨二厨和一个打杂都是台湾人，外面一个收银是老板的情妇, 再加上三个送外卖的。我们三个都是学生，一个是台湾人另一个是大陆人。他们两个是下午四点钟来一直到关门，我早上10点到后打扫卫生送午餐的外卖，一般2点吃午饭, 然后帮助后厨干点摘菜和上货的活计。等另外两个送外卖的来后, 我们出去到四周的公寓发外卖菜单，就是把外卖菜单塞到人家门缝儿里. 难的是公寓大楼的看门人不让进，你得乘机溜进去。曼哈顿中城的街道横平竖直非常容易认路，第一天晚餐忙碌的时候老板直跟我嚷嚷怎么这么慢？我已经是尽了我的最快速度了, 怎么他还嫌慢？正好下一趟和另一个人基本同路, 我才发现他根本不管什么红灯和逆行，这才把个送外卖的活儿弄明白了。这种小餐馆的生意多是一阵忙一阵松，忙时个个脚下生风，老板吆喝这个数落那个，慢下来时唉声叹气。在一波急忙的外卖间歇时他最常喊的是“再来一波巴，再来一波！”。下雨下雪的天气外卖生意最好, 可就辛苦了我们这些外卖小弟，常常是里外全湿，当然看在小费比平时多一点儿的份上再苦也得捱着。送外卖最怕半路车胎漏气那真是瞎了. 要是在回来的路上还好点儿，在去的路上你就得把车扔在路边跑着送去，到的太晚菜凉了人家很可能不要了。如果老板没有备用车, 那你一个晚上就没戏了老板还得骂你。另一怕是截道抢劫的，在纽约一年多我算运气没碰上。我在皇后学院从广东来的同学, 在他住的中国城被劫了两次，他形容其身心受的伤害绝不是没经过的人能想象得到的。学校新生报道截止日期的前一天, 我跟老板说明了以后白天要上学希望和其他两人一样只上晚班. 老板也是从学生过来的，尽管不高兴又没了全工，可看在我干活儿是把好手的份儿上让我留了下来。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忘记是什么原因生意不好，可能是美国的什么在家团聚的传统节假日，收银小姐也没来上班。约莫9点的时候老板说“关门，我们TMD都去`丽人`！”，只听群起应。“丽人是哪？”我问台湾来的外卖小弟，“去吧，到那里就知道了”边说边推我出去。大家一起坐地铁去中国城，走了一阵子我看到了“丽人”的霓虹灯招牌。那是在一条僻静街道上很小的一个门脸儿，我忽然明白了这是一家妓院。裹挟在人群之中我还真不好扭头就走，并且内心中又多少有想一探究竟的冲动。妓院！从小到大我们听了多少有关妓院的传闻，“逼良为娼”，“风情万种”，“一掷千金”，“温柔乡”，。。。这些词儿在我们依次往里走进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闪过，我能明显感我的心脏快速忐忑不安地跳动。随着一声略带兴奋的娇声“来啦林老板！”我看到一位40出头打扮略有曝露但很得体, 尚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向我们走来，她很快地瞟了我们一眼。“老鸨”一词出现在我的脑海. 她显然为林老板给她带来的生意兴奋，也能想象我们老板是这里的常客。那是一个不算大的厅, 两排排成一溜的沙发，有大约七八个打扮入时性感的年轻女孩子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轻轻地聊着天儿并不时向我们坐的方向不经意地瞟上一眼，看上去颇像几个闺密在轻柔的音乐氛围中交流购物心得。进门不远处有一东方面孔的肌肉男坐在那里，那一定是个保镖。一个姑娘带着一脸浅笑给我们每人都放了一杯茶水。我们这边的人坐在那里都不说话可眼睛一直都盯着那几个姑娘看，想必是在挑选自己中意的。林老板率先站了起来走向一个姑娘并和她一起走向一个双开的门后。陆续其他几个人也挑了自己的姑娘转入双扇门后。连打杂的肥崽都进去了, 我开始局促不安起来. 不要说囊中惭愧, 就是有钱我也绝不能在此把自己辛苦赚来的学费扔在这里呀. 更重要是30年来的教育让我内心极力排斥甚至是厌恶这里的勾当。我想起了女朋友现在可能仍在餐馆打工, 我在这儿算什么？我开始后悔跟来的冲动。好在台湾来的外卖小弟没有动, 他跟我说林老板把他看上的姑娘挑走了其他的没入他眼。他应该20刚出头，此时说起话来和在市场上挑东西一样稀松平常。我在那尴尬地坐着, 一门心思地想着怎么体面地离开。这时听到老鸨向一个抱怨的客人低声解释着“她们可以和你一起洗澡按摩但不一定非要做那个”。嘿，闹了半天妓女也能拒绝嫖客！我多少有点儿放松了, 开始打量其它坐在周围的客人. 大多是餐馆打工的，老少都有. 早就听说嫖和赌是两个他们绕不开的扔钱的地方。终于等到外卖小弟问我想不想走，我跟着他恨不得一脚迈到外边去。我暗地发誓决不再到这种地方！回家后我对当晚的经历只字未提，也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过。

在美国打过餐馆工的都知道, 在中餐馆打工waiter（侍者）挣的是除厨师外最多的. 我哥就让我跟着他在我休息的那天到他打工的餐馆去做busboy, 主要是学习着怎么做waiter。busboy没有工资是由所有waiter拿出当晚收入的10%分给busboy，因为我们帮助他们给客人端水及收拾桌子. 桌子收的快可以加快翻台速度，客人多的时候翻台快可使waiter多接客人收入自然高些。有的收入好的餐馆waiter还要分给调酒师一部分，这一般是中餐馆调酒师的英文不好，他们不能随着客人海聊, 自然在吧台上的小费就少。这家餐馆在城外郊区需要自己开车去，这也难住了没有车的人找那里的工作。我事先已经背熟了菜单反正就那几个中文翻译过去的菜名，不难。难的是掌握给厨房下单的时机, 要做到客人一直在不停的吃以达到最快的翻台速度。客人喝汤（西餐是先喝汤）到几分时给厨房下主菜单，要一喝完汤主菜就上，早了只能在厨房放着，厨师和经理就开始骂人, 因为菜是刚炒出来的时候最好吃，客人对菜的评价关系着厨师手艺和餐馆的声誉。主菜上的晚了挑剔的客人会抱怨。当你手里有几个桌子的单子时, 要时时盯着各桌客人的食速然后决定那个单子先下。走路时一定要扫描你所有的客人, 看是否有任何需求不能让客人等的时间过长。这些是我自己以后独当一面做waiter时才真正体会到的. 我哥给我传教时没能体会是因为他让我试着做waiter时都是不忙的时候并且有他在背后站着。经过三次的“传帮带”我迫不及待地要去做waiter。放第一个寒假时我通过在中国城的职业介绍所找到在新泽西州的第一个waiter的工作。我自然得声称是有经验的不然没人雇你。说好了餐馆提供住宿，我自己坐火车到车站, 餐馆来人接。到店里是10点半正好赶上午餐时间，熟悉了一下厨房和菜单就忙起来了。说实在的我自己感觉尚好，我负责大概有七八张桌子。午餐的菜单相对简单，我所有的单子都出了菜也都上了。午餐时间快结束的时候两个中年妇女点了主菜, 是芙蓉蛋的套餐. 她们刚开始吃芙蓉蛋时, 老板娘让我跟她一起到她们餐桌前对她们说“对不起这个菜要加一些调料”就把芙蓉蛋端了起来，两人忙说菜挺好吃的, 可老板娘还是端回到厨房劈头就说“你是有经验的吗？！芙蓉蛋没浇汁就端出去了！算了你走人吧！”。这是我最短命的一份工作，三个半小时! 不过一个中午挣了六十多美元我还是挺高兴的。以后的waiter工作倒是再没被炒过鱿鱼, 就算是出徒了。但其中有个在长岛的餐馆，员工都是广东人, 欺负我这个唯一北方人，那时寒假已经过半, 餐馆基本上已经满员，这也是我这两天在犹豫辞不辞的原因。干了两天我打电话跟我哥诉苦, 他告诉我就直接辞了回来再找。第二天我就又回到职业介绍所再找，还别说这次真让我找到了一家在康乃狄克州的好餐馆。不少员工都是大陆来的，老板是一个哈佛毕业的中国人和一个犹太人合开的。生意好到每个周末要排队，小费好老板人也和气，最多一个晚上能挣二百多。回到打地铺的宿舍大家仍然聊兴未止。只可惜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开学回纽约了, 没能交上朋友。在纽约的和来纽约打工的中国人都是交人谨慎，从不说自己的事情, 对谁都不信任, 很难交心，除非是近关系朋友介绍的，此外只有时间能让人慢慢放下警惕结交朋友。在这家餐馆打工的记忆是最好的，现在每当听到80年代那几首经典摇滚乐曲时都会想起当年在这家餐馆打工时的情景。以后找的都是在纽约市内的中餐馆，挣的时多时少，记得我31岁生日的那天只挣了21块钱。餐馆打工的生活节奏很快，一周一天的休息最大的奢望就是睡觉。醒来洗衣服吃饭, 余下的才是看书，我都快忘了自己还是个学生！

在纽约除了在餐馆打工我还有幸经一个朋友介绍在“北美时报“干了几个月后勤，就是打杂。当时的这家中文报纸快要维持不下去了, 走的都走了. 房租没到期就撑着再出了几个月报纸。报社的重要新闻都是从像美联社路透社的机构买来的，传真一到编辑马上翻译出稿。有几个兼职的记者跑跑当地的华人新闻。收入绝大多数是广告，一份报纸在报摊和中国城杂货店摊子上只卖25美分，每天都有卖不出去的报纸退回来。在那儿第一次知道了可口可乐饮料机是自来水冲兑从一个钢瓶出来的浓缩液体. 我们饮用是免费的, 可想到在快餐店里一杯竟卖近一块钱觉得实在冤枉。在报社的工资800美金一个月，终于脱离了打餐馆工的生涯，挣的少也高兴。记得一次去时代广场的文具店给买报社买东西，在路边看到六七个男女围在两个纸箱子搭成的小桌，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双手快速地移动三张扑克牌还不时翻开一张让大家看，嘴里不停地让大家以$100为注赌能否猜中其中任何一张牌，猜对他赔你$100, 不对你给他$100。看了一会儿几轮中各有输赢，赢的人欢呼跳跃还情不自禁和身边的女友亲了起来，输的人神情沮丧. 我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地拿出了买文具的$200，抽出一张，盯紧了那三张分别是红桃“J，Q，K”移动的扑克牌，等他停下时马上手指右边的一张说“K”，他翻过来竟是“J”. 我明明一直盯紧了那张“K”并确定它最后停在右边的，怎么不对？实在不甘心这么容易地就输了一百块钱，我又抽出另一张让他再来，这次更加神情贯注地盯紧了三张快速移动的扑克牌，他一停我马上手指右边的一张说“K”，他翻过来是“Q”！我彻底懵了。走过了两三条街后才慢慢清醒过来，那整个就是一个骗局, 周围的人都是“托儿”！我回头折返早已人去“桌”空。没辙，只能从我的银行卡上取出$200给报社买了文具。这次“走麦城”的窘事儿实在难以启齿, 也只有在这儿我第一次把它抖了出来。一年多在纽约的生活是酸甜苦辣，期间我们没去过任何景点，没时间也舍不得花钱买门票。自由女神像和世贸大厦是在离开纽约的前一两天突击参观的。

（二）求学，转学
有两个渠道可以从皇后学院的语言学校毕业，一是通过语言学校自己的结业考试然后正式申请本校研究生的科系，不少参加过这一考试的学生认为难度不小, 并且这个考试成绩只适用于本校。另一个方法是通过托福（TOFEL）考试，它的成绩是绝大多数院校承认的，但这也只反映了英语程度。许多院校除了托福成绩还要求通过GRE考试。我当时的决定是直接考GRE，希望所申请的学校能免除掉托福成绩因为RGE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语水平。
来美半年后我在位于新泽西州的一家考场参加了GRE考试，其他纽约市内的考场和我的时间都对不上。考试是早上8点开始只好让我哥开车送我去, 自己坐火车回来再去餐馆打工。自打77，78年的高考以来, 复习和考试对我好像一直特别眷顾，尽管这半年上学打工的忙碌生活我没多少时间复习GRE，凭着出国前两年里在国内复习GRE的底子我通过了考试，收到成绩单后我自己都不太相信是真的。遂申请了纽约市立的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计算机系的研究生，但我只上了两个学期就转学到我最终毕业的阿拉巴马州立大学亨兹维尔分校（University of Alabama in Huntsville)。当时我哥哥仍劝我留在纽约，他们的生活已经规律, 每周只需打三天周末工即可挣够生活和学费，在纽约毕业后的工作机会也多。我的想法是找到一份奖学金，这在满是人才的纽约非常困难。每当接触公费留学生, 面对他们那种自信充实的生活态度我有的只是羡慕。也许在中国研究生不太多的南方州立大学机会多一些。离开纽约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厌恶在餐馆打工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那种冷漠的关系，可挣钱的机会多，吃做中国菜都非常方便。并且她毕竟是我们在我哥嫂帮助下初次在美国立足的地方。可一想到能有机会在大学里找到奖学金而彻底脱离靠体力打工挣钱的生活, 及对新生活新环境的憧憬就让我兴奋。

在美国转学即便专业相同且都是公立大学之间也不可能转去所有的学分总有所损失。最常见的校方解释是“你所修的某某课程尽管名称相近但内容和我们专业的要求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因此这门课需要重修”。不少中国学生认为是学校想多赚学费，这也许有小人之心的成分, 但绝大多数学校都有此可以灵活掌握的“政策”不得不令人疑窦丛生。这一点日后在大学作客座教授时了解的情况多少得到了证实。我申请的是计算机系，系主任是个印度人，许多中国学生都传言他对中国学生不好。依我的经历有关他的这一传言一点儿都不冤枉。按学校规定所有申请人如果没有GRE成绩都会列入“条件学生”并要求其在两个学期内的成绩需达到平均B以上方可成为正式学生。但计算机系在已经收到我的RGE成绩后仍然把我列为“条件学生”。系主任面对我的讯问回答是所有新入学的学生都自动列为“条件学生”同样要经过一年平均B以上课程后才能转为正式学生。但我所知有美国和印度学生就没有此经历。我不服找到上一级学校领导投诉竟被告之“我们理解你的要求但必须支持系主任的决定”。这算什么？完全违背学校自己定的招生政策。佛挣一炉香，人挣一口气.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气之下我转到“电子工程系”。尽管因为跨专业入学需要经过从条件学生转为正式学生的成绩要求，并且还被要求必须补修两门电子工程系的专业大学课程，我认了！当然我有在国内工厂八年电工的经历和对无线电技术业余爱好的基础, 改学EE还有底气的。

（三）校院生活

亨茨维尔（ Huntsville）是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北部的一座城市，面积451.8平方公里。根据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共有180,105人，其中白人占64.47%、非裔美国人占30.21%、亚裔美国人占2.22%。它是阿拉巴马州的第四大城市。
亨茨维尔（以下简称“亨城”）虽属小城，却很美丽，宁静，神秘。有一个很大的科技图书馆。值得一提的是“亨茨维尔航空航天博物馆”。与美国华盛顿，佛罗里达和休斯敦等地航空航天博物馆齐名。1960年6月，NASA接管冯·布劳恩领导的陆军弹道导弹局，在亨城组建航天飞行中心，以乔治·卡·马歇尔元帅命名。马歇尔空间中心，后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宇宙航行研究中心之一，主要负责大型运载火箭的研究计划。阿拉巴马红石陆军基地(Redstone Arsenal)位于亨城，是美国导弹部队司令部所在地。

UAH这所大学大概只有二十多个中国研究生, 自费和公费各半. 大陆来的大学生基本没有。不少人是有家室的, 大都住在校内为一室一厅的研究生学生宿舍里。逢年过节和平时的聚会都能见面。学生会主席基本由公费学生担任，像到机场接新同学或带没车的人买菜大家都能分担。常能看见有人在停车场帮人换机油或小修小补的鼓弄刚买的二手车。那时学开车及从笔试到路试都得别人帮忙，又要参谋买车到带人把车买回来, 反正初来乍到的生活琐事不少, 也少不了麻烦别人，因此大家的关系融洽。我是在纽约用我哥的车拿到驾照的，在此地只要通过笔试反映你熟悉本州的交通规则即可。面对校院内大片的修剪漂亮的草地和教学楼对面满是野鸭的小小人工湖以及整个院校错落有致的建筑规划不得不由人喜爱。尤其中国学生之间融合互助的关系, 比起在纽约人和人冷漠的关系真是天壤之别。然而这和谐的关系不久就被一件事情给打破了。

自费生当然都是自己养活自己，在纽约的一年多里看尽了各色人等自谋生路各显神通的本事，但大多数中国学生是通过打餐馆工挣钱的。在这个南方的小城里倒是有几家中国餐馆，可我和我女朋友都厌烦了这种工作，不到带来的钱都花光的地步我俩都不愿意重操旧业。来这儿差不多半年后一对儿公费生夫妇认识的人和他们单位七八个同事一起从国内到该城一家大公司培训. 学习向该公司购买计算机设备的操作维护知识，为期两个月。他们被安排住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公寓里, 吃住行自理. 就是由国内单位出钱垫付所有吃住行开销, 但由工资中按标准扣掉吃饭的费用。和这一对儿夫妇见面后他们打听有没有便宜的住处. 这一对儿夫妇也认为公寓的价格太贵同意帮助找便宜的。回来后夫妇俩找到我们两对儿自费生夫妇商量能不能我们自己干，这包括找便宜但安全的公寓置办所有家具, 被褥炊具餐具，并负责提供上下班的接送，周末买菜甚至郊游的交通。核算下来列出明细, 包括我们的所得和他们商量，认为既然大家从当前较好条件的公寓搬到相对简便的新地方入住每人也应该得到一些补偿，带他们看了公寓情况及一应该买的物品, 所有人都同意搬。随后在同一家公司培训的其他单位人员也联系我们希望搬出，这样前后有五六批次人员和我们合作。
对我们来说这笔收入无疑是及时雨, 可暂时不需要到当地餐馆或在假期回纽约打工挣钱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我们和对方都同意保密但这情况仍让其他中国学生知道了. 虽然他们不知道细节, 但我们有挣钱是任谁都能猜出来的。有人鼓动学生会出面管，自费生理解挣钱的压力和迫切, 只是有点眼红. 公费生则义正严辞地对那对儿公费生夫妇大加斥责, 尽管他们否认从中挣钱，他们确实在争议初起时退出了. 但他们仍然是不依不饶。我相信这点事儿搁现在算什么呀！可在1986年那时候, 除了自费学生没人管没人问以外，这事情还真不能拿到桌面上来和其他公费生争辩以致撕破脸，关键绝不希望有人和国内的单位联系，在当时这是说不清的事情。我自认为和其他公费生关系不错, 因为大多数人来时我多少帮过他们，逐一和他们解释。在我面前, 他们都说不针对自费学生云云，我最后婉转地告诉他们如果这事儿有人捣乱黄了我可不干！好歹没有人把这事儿给捅到国内，当然也许有人给捅到国内了但没成功也是可能。我们后来知道他们跟休士顿领事馆文教组和当地培训的公司都联系过。可恶的是吵的最凶的两个公费生竟然自己也接待了一波后来的单位挣了笔钱，看来嫉妒才是真正的祸水。随着培训的结束及培训公司与国内单位签约的改变, 这事情慢慢淡了下来，可大家那种融洽的关系也淡了许多。

转学后一年左右我终于在物理系找到了一份儿助教（RA）的工作，给一位教超导物理的欧森教授制作和管理一台高温超导体实验设备。他需要一个能动手最好是有电子和机械背景工作经验的学生。面试是由欧森教授的物理系同事，一位来自台湾的吴茂昆教授来进行的。他直言欧森教授希望可以中文详细询问我的工作经历，我在国内工厂十多年工作经验的细节加上电子工程系研究生的综合背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原话），我可以说是不二人选。助教每周工作20小时，免学费月工资是$650. 这使得我们的经济状况得以改善，所余存款刚好能支持到我女朋友毕业而不再需要到校外打工挣钱了。
吴茂昆教授后来在我们大学因高温超导体实验的突破成了名人，由此得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青睐揽其加入，可不久就回台湾了。从百度上看到如下介绍：
吴茂昆（1949年12月6日生于台湾花莲县），为著名的超导科学家，于1987年与休斯顿大学的朱经武博士发现世界第一个高于液态氮温度的超导体：YBCO超导体（YBa2Cu3O7-δ Tc~92K），进而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奖，使他从此声名大噪。 1989年吴茂昆应邀回台，任教于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从事高温超导的研究。

和吴教授相仿, 欧森教授也是三十多岁（才比我大不了几岁，唉，“人比人得死货, 比货该扔”），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美丽的妻子和一双可爱的女儿。欧森教授和NASA有一个高温超导的科研项目需要建一台高温超导体实验设备，根据他画的草图我画成学校工厂能接受的图纸。加工，安装，调试，差不多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建成了实验设备并安放在一间实验室里。我负责每天启动实验设备并达到实验条件以备欧森教授随时进行实验。之余的大把时间就在实验室里看书学习做作业。和欧森教授相处和谐愉快，在实验达成某种预期时他会兴奋地叫一声“BINGO！”。我不明就里问BINGO是什么意思，他耐心地解释BINGO游戏是这么回事儿，日后我还真去玩儿过一次以体验喊“BINGO！”时的感受。我还问过他美国人周日去教堂是真信吗？他告诉我以后不要如此问其他人以免尴尬，他认为不少人去教堂是视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区社交活动，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是因为宗教信仰。
在当地有一个中国教会大部分是台湾人，因为新奇加之物理系一位台湾来的研究生力邀我们，去过几次教会的主日学和查经班。说实在的, 我认为共产党的无神论教育是最为成功的，教会的熏陶对我们似乎没有一点儿效果。查经班里每个人对照圣经的教义自我批评的做法让我想起了文革时“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情景，令人倒胃口。后来教会里出现权力内斗其方式方法和大陆文革时期“整人”的做法异曲同工。看来文革爆发的基础不是共产党治下大陆特有的，在任何有中国人积聚的地方似乎都有其滋生的土壤。
也去过美国人的教会，多少有增加练习口语的动机。也是学校里一位香港来的学生力邀，教会请了一位年轻但资深的牧师夫妇专门辅导我俩，可仍然是油盐不进最后被放弃。

欧森教授教的中国学生不少, 但给奖学金的只有一个从中科大招的一年级博士生张某。欧森教授请我帮助他安排宿舍. 当时学期未完没有床位, 我只好让他在我家客厅沙发上凑合了几周。见面后他说他妻子是我大学同系同届另一班的同学还带了一封给我的信。张某看上去是个典型的学生模样，说话时而吞吐似乎对任何人都不太信任。张某家境颇为亮丽，父母均为西欧国家的外交官, 有一个妹妹在国内读大学。他自己的学业也颇为顺畅从名牌大学一直读到中科大的博士生再来美留学。带了一箱子书，并把书的硬皮都剥掉以减轻行李重量。他从来都是一书在手甚至切菜时都看着本儿书，我真怀疑他能读进去多少。刚来了没几天他告诉我正在办离婚，我和那位女同学也不熟, 而且这种事情绝不是一个外人能劝得了的。新学期开始后他搬到单身学生宿舍。也许不是一路人，我们来往的不多。可没想到第二学期他和同班的几个中国学生在一次开卷考试时被怀疑互相抄袭, 被勒令重新闭卷再考。87年我毕业的前一个学期欧森教授接受了海军大学的教职去了加州。临走前把他安排给其他教授带，把我则介绍给另一位物理系搞天体物理的托伯特教授继续做RA，绝对的仁至义尽！欧森教授走前曾叮嘱我“Keep an eye on Mr. Zhang, he needs help"（拜托照看着他点儿，他需要帮助）.89年夏天我离开后曾听说张某给一名台湾来的女学生饮料里下安眠药企图非礼遭到起诉，结果不详。我是由衷地祝福那位女同学校友和他离了。

由于助教（RA）的工作使我们没有了收入上的后顾之忧, 再加上逐渐适应EE专业的课程，我开始重拾往日的旧爱－乒乓球。我加入了当地的一家乒乓球俱乐部，一周打一个晚上球并四处参加临近地区的比赛。因为USTTA（美国乒乓球协会）设置的标志球员水平的RATINGS（评分）原则是，在USTTA认可的比赛中与对手的结果来决定加减分。战胜分数比你高的球员会加分，输了分数比你低的球员会减分。你和对手RATING相差的越大比赛结果对你的分数影响越大。大家四处争战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RATING，当然也有输了被减分的风险。我89年离开阿拉巴马州的时候RATING是1960，并在同年赢得阿拉巴马州乒乓球比赛冠军，准确地说是和一个德国小伙子并列第一。那座奖杯连同其他大大小小的奖杯我一直舍不得扔掉，几次都从搬家的垃圾中抢救了回来。可惜的是那双从国内买来的带磨刀固定架子的跑刀冰鞋最终没能幸免，我只用了两次. 在美国这儿滑冰没人用跑刀全是花样刀和球刀。再有就是这儿的滑冰场大多是孩子玩的地方根本不容你跑起来，扔就扔了吧。

（四）老符的故事
亨城（Huntsville)在阿拉巴马州北部，规模不大。有两所大学：我所在的州立大学（UAH）和另一所"Alabama A&M University"（阿拉巴马农机大学），我们都简称“A&M”。A&M黑人学生较多，也有十几个中国学生就读。和我们学校的情况相似，由于大家都刚来不久需要相互帮忙因此关系融洽。其中威信颇高的是清华毕业学物理的符其英，他和外语学院毕业的妻子李莉与另一单身学生小严合住在一个两房一厅的公寓。夫妇俩均来自北京且非常好客，他们家常是七进八出热闹非常俨然是中国学生中心。符其英相貌英俊高大，篮球足球桥牌手风琴都是一把好手，且乐于助人像是老大哥，大家都称他“老符”。李莉娇小可人且拉的一手好小提琴。他们两人在市里举办的联欢会上曾代表中国学生表演的小提琴手风琴二重奏可谓珠联璧合颇得喝彩。我们是在春节联谊会上认识的，当时我刚毕业留校，是本地少数参加工作的中国学生，他对我颇为敬重。A&M的中国学生多数是自费生，包括老符夫妇不少学生在当地的中国餐馆打工。共同的经历又同为北京人也都爱玩儿很快我们两家就熟络起来。由于已毕业我们要从学校宿舍搬到校外公寓，老符带着一帮人帮忙搬家，以后不是在我家就是在他家常有牌局和聚餐。
89年夏天我的老板，UAH物理系研究天体物理的托伯特教授，接受新坎布尔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New Hampsure，UNH)的新职，并带着他的整个工作团队离开亨城搬到UNH。临行前我们还痛快地喝了一顿，之后我们偶尔还通个电话，但关系也就慢慢淡了。谁诚想几年后在亨城的其他朋友告诉我符其英被谋杀了！

1993年2月14日上午在乔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之间的I-59高速转向I-24高速的入口处，一青年招手想搭便车去华盛顿。他偶然发现I-59路基旁深沟里有一黑色东西随风飘摆。在好奇心驱使下他爬下去查看。掀开黑色垃圾袋，赫然发现一具男尸，赶忙报警。警方在男尸的裤兜里找到带有“玉石宫”字样的火柴盒，并由火柴盒上的电话号码找到亨城“玉石宫”中餐馆。经过对尸体照片的辨认，证实死者就是在玉石宫打工的符其英。此时离符其英突然失踪已经三个多月，他的同学和朋友正在四处寻找。由于尸体躺在乔治亚州境内死者属阿拉巴马州，当地警方随即将案件交由FBI处理，FBI将尸体带回亚特兰大。法医证实，符其英死前曾受过殴打。左胁下致命的三枪，都是近距离射击。FBI判断，死者是在车内被人行刑，后抛尸在高速路旁路基深沟里。
“玉石宫”是亨城一家小有规模的中餐馆，不少中国学生在此打工。据其他人后来回忆，老符出事的那天下午，接了好几通电话。对方好像是个女的，听老符说话的口气好像是熟人。每次接过电话后，他都很不高兴。一整天都没怎么说话，下了班就回家了。
大约在晚上九十点钟，住在同楼的小严和小文在老符的公寓里和他聊天儿。原和小严合住的公寓由于小严结婚搬走只剩符家独住。后来老符接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有客人到了，二人告辞。出来时看到一辆面包车停到老符的公寓门前。下半夜时住在对门的黑人邻居曾听到老符的公寓内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他们听不懂中国话，不知道吵什么。小严和小文因为各自住的较远什么也没听到。第三天上午由于这两天大家找不到老符，小严和小文从阳台上翻过去看，后门半掩屋内整齐干净，只是整个空间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气味让人感到不舒服，他们直觉老符出了事，而且与前晚那辆面包车及来的客人有关。
大家寻找老符的同时也决定向警察局报案。小严稍后接到过一通来自华盛顿DC的电话，询问符其英的情况，并告戒他不要介入此案。几位接近老符的人都曾听他说过，他的一个女性亲戚当晚要从华盛顿DC过来取走存放在老符处的物品。老符要等的人可能是他的这个女性亲戚，但是没有人见到。
以下是我从小严那里得到的自我离开亨城以后老符夫妇发生的一系列让人跌破眼球事件的概况。
大约在89年秋天，李莉的姐姐李巧云随团到纽约参加一项活动然后脱团来到亨城投奔符其英夫妇。李巧云的到来打破了老符夫妇生活的规律。先是老符夫妇谢绝了一切在他们家的所有活动包括小严的，常常长时间地待在自己屋内，出门也是在天黑以后。后来大家知道是因为老符夫妇决定把李巧云的事情封个瓷实。这是他们犯的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错误。小严甚至几次在家里看到一个陌生女子老符夫妇却矢口否认，弄得小严也挺尴尬。但毕竟为朋友着想，小严再不向老符夫妇提一个字并且尽量不在公寓内的公用地方逗留。
李巧云想合法留在美国，最快也是唯一途径是找美国公民结婚。于是他们开始各处物色对像包括到不同的酒吧。 但是李巧云不会英语，只能由李莉去“钓鱼”。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老符看着自己太太和白人聊天调情翩翩起舞，自己和“大姨姐”在一边喝酒度时苦等结果。很快李莉“钓”上了白人拉兹，他同意和李巧云结婚并帮她申请绿卡。随着李巧云事情的搞定，可以想象老符夫妇算是卸了一个大大的包袱，应该慢慢回到原来生活的轨道。可不诚想夫妇俩的性情和关系大变，老符自己说，李巧云和拉兹结婚了，李莉却红杏出墙了。
老符从阿拉巴马农机大学理论物理硕士毕业后没找到工作，只好申请阿拉巴马州立大学(UAH)， 再读计算机硕士。仅靠老符在“玉石宫”打工的收入，已经无法满足李莉物质上的需求。李莉希望有更好的“前途”，甚至在导师家吃饭时，都表露无疑。在为李巧云“钓鱼”的过程中，李莉结识了拉兹和他的朋友，还染上了性病。据老符后来吐露，英语专业的李莉在国内已有“红杏出墙”的前科。随着她结交老美圈子的扩大，老符毕业后没能找到工作，李莉更加对他不屑。
1989年11月底的一天老符突然告诉大家“他找不到李莉”，让大家帮助寻找。第二天一早老符就开车去了底特律三天后才回，说是朋友有急事找他帮忙。
1989年12月，李巧云在中文《世界日报》刊登了寻找李莉的寻人启事，并将搜集到的证据向警察局报案。控告符其英“杀妻”，毁尸灭迹。这件事弄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警察局也将老符列为“杀妻”嫌犯，进行测慌。
据后来流传出来零零碎碎的“耳语”，李巧云搜集到的证据有：
亨城没有公车系统，李莉没有开车；
李莉没有带护照，也没有从银行账户中取钱；
李莉没有通知李巧云；
李莉失踪的第二天一早，符奇英就开车去了底特律，三天后才回；
李巧云发现，李莉平日睡的枕头和床单不见了，并且地毯上有几处清洗过的痕迹。
由于没有发现李莉的尸体，警察局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符其英是否通过测慌不得而知，但他一直是自由的。据说李巧云曾气得对人骂过“美国十个警察，九个无能一个是脏的”。
老符的尸体被发现后，小严等一众朋友曾去警察局提供线索，要求尽快破案。但是因为符其英有“案底”又是外国人，警察局似乎对这起“绑架谋杀”并不是十分上心，但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看法和结论。
以我所结交过的老符夫妇来看，可以肯定老符对李莉是有感情的。如果因一时激愤失手“杀妻”，到警察局自首， 罪不致死。甚至回国接受法律制裁，都可以对李莉娘家人做个交代，不至于种下“生死恨”。
如果“李莉失踪”与老符无关，那老符就是奇冤了。目前这两桩案子都悬而未破。
96年我回国曾去老符家探望过二老，符其英是他们的独子，那情境绝不是“凄凉”二字能形容了的。
以上小节有部分文字摘自文学城“海外原创”文章《拍案惊奇，谁谋杀了亨茨维尔中国留学生奇英》。

（五）在美国看六四
89年六四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准备随同老板及他的整个工作团队在暑假期间搬离亨城到新坎布尔州。当时已经连续好几天看了有关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的电视报道。当时的总理李鹏和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体现出的政府的强硬和傲慢着实令人反感。当看到CBS主播丹。瑞瑟(Dan Rather)在广场上实况直播时被勒令停播，亲身经过了76年四五运动的经验告诉我政府要武力清场了。随后只能看到零星清场画面的报道，更多的是主持人转述从其他途径得来的各种消息，但北京人上街堵军车声援学生的报道还是让人振奋同时也担心。随着官方宣称清场结束，其他有关军队动用坦克并大开杀戒的的报道铺天盖地。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青年在长安街上以肉身阻挡坦克前进的画面。学校里的中国学生议论纷纷很是气愤，并且都觉得应该做点什么表达对国内学生和平示威的支持以及对当局残暴镇压的愤怒。于是有人组织到亨城市中心和及其他交通密集的地方打标语示威。“Honk! To support Chinese students!”（按喇叭！支持中国学生！）是得到回响最多的标语。听到此起彼伏的喇叭声我们深感美国人对民主正义支持的热忱。当地的电视台也在路边采访并实况转播。
随着从各种渠道得来的北京街头被镇压惨剧照片的流传，以及陆续从中国逃出来的学生领袖所公布的事实，许多学生开始思考将来毕业后是否要回国的问题。又因为参加过在全美各地示威活动的中国学生担心回国后会受到清算，公费生尤甚。这也是“六四绿卡”的基础。根据小布什总统签署的美国《中国大陆学生保护法案》，允许1990年4月11日之前来美的所有中国大陆人士自动地变为美国永久居民。
六四事件是中国政府心头上的顽疾，虽历经江，胡，习三届政府始终看不到解决的迹象。但愿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全面的平反。

（六）第一份工作, 两段结婚
我是87年底从阿拉巴马州立大学（UAH）拿到电子工程系的拿到硕士学位。自从欧森教授离开UAH以后我一直给物理系的托伯特教授继续做RA。研究天体物理的托伯特教授手上有和NASA的研究项目，并组成了一个有七八个人的工作团队，负责设计高空离子数据采集和回传的电子实验设备。实验设备经由小火箭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射升空采集数据供研究人员分析。我的RA工作从画电路制作印刷电路板开始。托伯特教授知道我拿到硕士学位后问我是否愿意成为他的团队正式员工，对我来说这是天上掉馅饼正砸头上！马上向学校移民局办公室申请了F1（学生身分）转换H1（临时工作许可）的手续，迈出了申请“绿卡”的第一步。同时由于无论是RA或是后来变为学校的正式职工，我的学费是全免的。闲着也是闲着，我继续修电子工程系的博士学位，师从哈理杰克教授。
在这期间我的家庭生活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起伏。先是和在一起好几年的女朋友决定结婚，然后她毕业，后我们又分居，一年后离婚。分居后我搬出来独住又认识了现在的太太。她的父母分别是挪威和爱尔兰的后裔，在纽约长岛长大。她当时在亨城红石陆军基地（Redstone Arsenal）工作。我们一起看的第一部电影是阿诺·施瓦辛格演《Twins》，极搞笑。中文翻译为《龙兄鼠弟》，为什么不翻成《双胞胎》？一定是香港人翻译的。后来她告诉我怀孕了，结婚自然是不二选择。89年夏天我随老板搬到新坎布尔州的同时，她由于工作调动搬到堪萨斯州在当地同一政府系统任职。我们已经商定孩子出生后我们会尽快团聚，搬到一起生活。

（七）在新英格兰（New England ）的生活
新英格兰是指美国东北部一个由相临六个州组成的地区。包括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州。 它以过去的殖民地，大西洋海岸线，不断变化的秋叶和森林山脉而闻名。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是该地区的中心。新英格兰在美国建国的自由之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
新罕布什尔州（以下简称“新州”）位于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之间，由其古朴的城镇和广阔的荒野所构成。 在北部，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冬季滑雪运动和秋季满山无数斑斓色彩的枫树景观闻名，还有驼鹿，黑熊等动物出没。华盛顿峰是该地区的最高峰。新州所有的车牌上都印有"Live Free or Die"（不自由，勿宁死）的座右铭，真实地宣誓了新州人对自由的追求。
我任职的新罕布什尔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UNH）所在地Durham是一个标准的大学城，位于新州的东南角，离海边不到十英里，距波士顿仅六十多英里。

我和太太两地生活的距离让我不能照顾有孕的妻子，幸运的是我太太的身体一直很好并且有丈母娘就近照顾。她的产前检查都正常，这让她一直坚持工作到我按预产期的前三天飞到堪萨斯州之后。记得生产的那天凌晨三点她告诉我要去医院，带着我们早已准备好的一应物品开车来到医院，马上安排住院，检查后说要等这几个月一直给她做产检的妇产科医生接生。等待期间我们一直随着护士做我们在孕妇产前辅导班学习的以调整吸气呼气为主的各种做法，我俩都是第一次要当爹当娘完全没有经验。从电影里看到过生孩子的过程我知道孕妇临产和生产过程很疼，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她。不同于在一起厮混了好几年的前女友，我知道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式去安慰她最为有效。毕竟我们刚刚认识不到两年而且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分居两地。另外语言上的差距与完全不同背景的生长环境让我们不能在诸如大到价值观人生观小到衣食住行的喜好有更为深入的讨论和了解，这是异族通婚的通病。
这所医院妇产科条件很好，接生的医生和护士都非常敬业，并且接生的过程容许丈夫全程参与。我穿着和产房护士一样的无菌服和头套坐在产床的后侧方让我太太抓着我的手一起使劲儿。“你们做的非常好，再来！”，接生医生不停地鼓励让我由衷的感激。相比电影里丈夫像没头苍蝇一样在产房外走廊上的焦急等待，能和太太一起经历和体验全部接生过程，我不得不说这是医院给丈夫和妻子精心设置的一课。“哇”，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让产房里所有的人都为之雀跃。护士马上抱过来给我们看，未曾清洗的小躯体伴随着宏亮的哭声让我俩浑身紧张而过劳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下来。护士说“这个（夹在脐带上）粉红的夹子在脐带脱落后作为纪念品吧”，产科病房暖心的举动让我感动。我情不自禁地在太太满是汗水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和护士一起把她推到独立的病房。在她睡了以后我到婴儿房外通过玻璃窗再一次看到了女儿，她睡的那么平和宁静。初为人父的喜悦让我在那里驻足良久直到护士告诉我要去前台填写新生儿的表格。我要在一个拓印着女儿两个小小脚印的卡片上填写她的名字并签字。名字是早已起好的，她的中间名字是中文“芳芳”，可我怎么也不确定正确的拼法，我这汉语拼音实在都丢光了，最后填上“FUNGFUNG”算是交差。直到我回去有机会翻字典才知道正确“芳芳”的汉语拼音是“FANGFANG”。不改了，反正港台大陆对中文名字的拼法都不一样，管它呢。
接下来第一次喂奶，第一次学着换尿布，诸多的第一次让我们既紧张又兴奋。丈母娘也来看她的外孙女，这不是她的第一个孙辈，但大女儿的第一个孩子仍是宝贝。护士再一次嘱咐注意事项，并给女儿穿上我们准备好的小衣裤。第二天母女检查均正常然后出院回家。我磕磕绊绊地给她说了中国的“坐月子”惹得她一阵好笑。回家的路上她说医院的饭菜实在难吃想在餐馆吃中餐，我虽然对中国的“坐月子”也持否定态度，但看到在医院病房里她喝护士准备的冰水和现在她喝的冰的冷饮我仍是心有戚戚。吃完饭她又要去商店买一些忘记准备的东西，我提着刚两天大的女儿的婴儿座椅战战兢兢地跟着她逛商店，直到几次催促后回到家才算松了一口气。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换衣服，这又是和“坐月子”的规定背道而驰。不过我确实问过医生什么时候产妇可以洗澡，答复是任何时候淋浴都可以。看来由于完全不同背景的生长环境让我们各自形成的生活习惯和对事物的看法会贯穿于我们今后共同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会延长婚姻的磨合期。
一周后我回新州，她则在四周的产假后恢复工作，孩子由丈母娘帮助照看。因此在我们彼此的通话中如何团聚便成了最重要的话题。是她来新州还是我在堪萨斯州找工作都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她当时的工资比我高，我在大学里工作每年有近三个月的带薪假期因此平均工资低于企业界也说的过去，似乎投奔她更为合理，但前提是我要在当地找到工作。堪萨斯州当地没有什么和我的专业对口的高科技公司，这期间我有过一次学校教学工作的面谈但没有成功。说实在的我当时的英语程度只能应付工作中专业的层面，毕竟可以多阅读以祢补听力和会话上的不足。生活中的语言程度只能说马马虎虎，我和我太太还没有一起共同生活过，究竟我们的生活对我语言上的要求又有什么起码的要求均属未知。

我们分居两地的期间我差不多一个月飞过去一次探亲，这三四天的相聚有和孩子在一起的兴奋与小别胜新婚的喜悦，似乎语言上深层次的隔阂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如果从和我前妻分居后我自己单过算起，我的语言环境是上班的近十小时是纯英语，下班后除和朋友（我和当地为数不多UNH的中国学生很快熟络起来）的相聚和电话聊天是用中文，其他时间也是在英语环境下。但那是被动的，看电视听广播懂与不懂，懂多少无关宏旨，和以英语教学的要求那是天壤之别。这在十几年后我开始以客座教授在大学讲课的经历得以验证，那是后话。

在这犹豫和盘算的过程中，我的福星欧森教授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离开阿拉巴马州立大学（UAH）在加州海军大学任教的欧森教授有一个同为NASA的研究项目来到我们学校和我的老板托伯特教授谈合作。欧森教授邀请我一起去托伯特教授给他接风的晚宴（别误会，这可不像中国电视剧中的接风晚宴，就我们三个找了一个普通餐馆并且各自付账）。基于常理我在堪萨斯州没有找到工作之前是不可能告之我的老板的，欧森教授知道我的处境后建议我直接提出加薪要求，这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当欧森教授在吃饭当中向我的老板谈及我面临的问题后，托伯特教授说他会考虑我的情况并答应明天回复我。第二天老板告诉我答应我的加薪要求，就这样我太太搬来新州和我团聚成为定局。
接下来我太太向她的老板提出辞呈，交接工作并打包准备搬家。
我在新州当地选中了一个两房一厅带地下室的双家庭独立出租屋以迎接全家三人的团聚。出乎预料的是我们组在当地雇的第一人竟拒绝为我的租房作为介绍人，说是对我不了解？！其实房东仅需要确定我有工作收入，换了个其他同事搞定。
在女儿“芳芳”十个月大的时候我们租了一辆厢形卡车另带一个两轮的拖车在卡车后拖着我太太的座车，在七月的盛夏里从堪萨斯出发一路开向新州。厢形卡车没有空调，我们只能尽早上路并且一路开着车窗并约定每天在路上不超过八个小时以免女儿受不了。晚上停留在旅馆时我们会开她的座车去餐馆和商店甚是方便。新州位于堪萨斯州的东北方向，其中我们特意先向北开这样可以尽快进入北方的凉爽地带。我们也绕道去了“尼加拉瓜大瀑布”，然后一路向东，五天后的凌晨到达新州境内。夜间凉爽我太太和女儿一直在睡，我开着车一心只想着赶快到家能上床睡觉。在离家只有一个街口的小路上方有一个立交铁路桥横跨路面，这是一座非常老旧的立交铁路桥，离地面的高度只有9.5英尺。我们租的厢形卡车高度是11英尺，您能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吧！车厢内上方贴满了“注意路面上方障碍物高度，本卡车车厢高度11英尺”，“卡车车厢上方损毁不在保险范围内”的贴条。但这是我在租车时注意到的，这么多的贴条想看不到都不可能。五天的行程我早就忘的一干二净了，即便偶尔看见也早已熟视无睹。算我运气，卡车车厢上方撕裂损毁我还能把车开回家，而且装载的东西没有损坏。因为第二天我打电话向当地道路维修部门询问方得知这条路每年都要有一两起相同的事故发生，其中有的卡车车厢高度是10英尺速度慢的情况会卡在桥下动弹不得。我查了一下今天那条路情况依旧。坑人呐，看来这个立交铁路桥在我这辈子新州是没钱改善了。后来把撕裂的卡车车厢用绳子捆结实并开回波士顿还车，经车行估算我要赔六千多美金。世事难料，我真不如当初花钱请搬家公司。谁知道呢，这就是生活！好在租车公司同意我分期偿还，每月还$50，一直还了十年多。

在新州的生活平静，大学的工作有条不紊不是很紧张，我也由辅助工作转向独挑一摊儿。经由一家在波士顿的公司五天“VHDL”（高速数字电路设计语言）的培训班，我正式跨入了FPGA（可编程数字集成电路）设计的行列。在这一专业里属于早期，也正是早于他人进入这一领域使我在后来转换工作的道路上一路顺利。我太太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她的主要工作经历是政府和军队的系统，而新州和附近的两个军事基地，“和平空军基地”和附近缅因州的“海军船舶基地”，都面临裁撤关门，干脆做全职妈妈在家带孩子。

业余的时间我又重拾乒乓球的爱好，在新州当地没什么人打乒乓球，最近的乒乓球俱乐部在波士顿。我去了一次发现那里的水平比南方的高得多，我当时仍然保有USTTA（美国乒乓球协会）1960分的RATTING。和相同分数的其他人比划了两下整个没戏，决定要重新练习。我买了球桌和一个发球机放在地下室自己在家里练，这样也不用一次要花几个小时去波士顿练球了。练了一阵子又去波士顿的俱乐部和别人较量还是没戏。看来我这水平也就只能在南方的小地方耍耍，真到大城市练家子多的地方就嘬瘪子了（北京话，没戏了）。得，干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不玩儿了！改玩儿桥牌了。

我的桥牌是在北京工厂时回家跟院里孩子们学的。那时一个礼拜回家一趟，周六骑车回家，周日晚回厂宿舍。只有周六晚上能凑一桌。后来大学毕业后有过一位搭档玩过一阵子，但也没什么出息。在我们学校UNH我找到了一位硕博连读的中国学生也爱玩儿桥牌，随即组成搭档一起每周一次在当地桥牌俱乐部打复式桥牌。在美国桥牌俱乐部多了去了，几乎各个大小城镇都有，以老年人居多。在桥牌俱乐部打牌的人都有自己固定的搭档，绝大多数人都加入了美国桥牌协会（American Contract Bridge League，ACBL）。ACBL系统里设有黑点分，银点分，红点分，金点分和钻石分代表不同级别比赛的奖励。得分多少标志着个人的桥牌水平。如地区大师需要共100分，其中至少黑点分和银点分各15分，以及至少5个红点或金点或钻石点。而终身大师需要共500分，其中至少黑点分和银点分各75分，至少100个红点或金点或钻石点，以及至少50个金点或钻石点。当然你必须参加高水平的大赛并取得好成绩才能嬴得相应的点分数。

因此大家也会组成四人一队去参加各种地区的桥牌比赛，因为每周在俱乐部打牌赢的只是最低的黑点分。和我俩组成一队是两位奶奶级的家庭妇女杰西和艾伦。杰西牌技精湛很会算计和艾伦常年搭档默契非凡，她们早已嬴得终身大师的点分数。杰西的丈夫是退伍的海军陆战队少校，艾伦的丈夫是退伍的空军上校。艾伦和丈夫是早期的英国移民说话儒雅并带有相当的伦敦音。当我们说“Can I...",她常纠正我们要说"May I..."。出去比赛我们一律坐杰西的凯迪拉克“豪车”，我们自己的车停在“和平空军基地”的停车场，此时基地早已人去楼空。我和我的搭档在一起玩儿的时间不长，比赛间隙常有探讨和争论，杰西和艾伦则帮我们分析。几年下来的比赛我和我的搭档嬴得了地区大师的点分数。可惜离开新州后我没有再找到固定的搭档，对桥牌的热度也慢慢冷了下来，只偶尔在网上玩玩。尽管是偶尔玩玩，我也结识了一位在加拿大和一位在中国昆明的网上搭档。我相信如果我们若能同在一地定能成为固定搭档。

 

太太搬到新州后，在一天24小时的英语环境下我的口语能力逐渐提高，这要感谢我太太的耐心教导。成年来美的中国人说英语通常有很浓重的口音，有些相近发音的辞汇很难区分，只有不断的使用练习纠正才能掌握其中的区别。有时候我纳闷儿，印度人的英语也有很浓重口音可美国人听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这恐怕要归功于印度实施的早期英语教育，而大部分在美国接触的印度人都经过完整的大学全英语教学。在英语语法和大量俚语的掌握上一般中国人望尘莫及。我丈母娘在聊到对某人或某事的不信任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Trust no one, Believe me!",体会到其中的幽默了吗？每次我是时说出之后老美都会笑出来。刚开始我还有点儿诧异他们的反应，后来也慢慢习惯了。中文应该是“谁说的都别信，听我的没错！”。

我们共同生活后第一次冲突源自她临来新州前贷款买的那辆新车。在美国买的新车至少有三年车行提供的保修，有相当部分的美国人是三年保修期到后即换新车，我太太是其中之一。这保证了车主无需操心车子的状况，并且每三年都能有新车开，但你要一直付车子的贷款和利息。相对于买一辆车一直开到寿终正寝再换新车，我是其中之一. 买车四或五年后贷款付清这辆状况尚好的车子就完全属于你自己了。在80和90年代新车的寿命一般在10年或10万英里以上，许多老中认为这样比较划算。这或许是生活观念和消费习惯上的不同。我太太一直经济独立，从没想到要和谁商量东西怎么买和买什么的问题。来新州后没能找到工作没有了收入，因此她用她的信用卡付每月的车贷款。我们一起开了一个共同的银行账户，我的工资全部直接存入。当我偶然看到她的信用卡的账单后，吃惊于她一直只付信用卡每月容许的最低额度而任由剩余的欠款在20%的高利息下滚动衍息。这又是一部分美国人处理他们财务的方法，这让发放信用卡的机构赚的盆满钵盈。作为老中我一直付清每月的信用卡欠款绝不让信用卡的高利息得逞。我能想象由于自尊心她不愿意用我的工资支付她信用卡的欠款，希望在找到工作后她自己处理。以至于在她决定在家做全职妈妈后仍没有勇气告诉我她信用卡的欠款现状。我告诉她完全没有道理在我们有足够银行存款的情况下每月支付20%信用卡的高额利息。最后我们商定把她较昂贵的新车换成较便宜的车以减少开销，付清她信用卡的欠款并把她的信用卡换成银行的借记卡以克服她过于轻易使用信用卡的习惯。我们也第一次规划了我们的家庭开支计划，并计算了在此计划的实施下我们什么时候有能力凑齐我们梦想的买第一栋房子贷款的首付。房租是家庭开支的最大部分，因此换租一个便宜的房子也是当务之急。所有这些付诸实施后我们的财务状况大为改善，一年后我们买了梦寐以求的第一栋房子。那是她查阅了大量广告并带着孩子四处看房后找到的。房子是三室两卫浴带地下室的独立房，价钱是六万出头儿，月供比房租多不了多少。地下室的背面掩在4米深的地下，但靠近天花板的小窗子有阳光可以进来。地下室的正面有两个门进出，连接后院的车道及草坪。前面的正门倒成了装饰，很少使用。地下室和二楼的面积一样，装修成一个客厅并带有一室一卫浴。最后面的一间是锅炉房兼工具房，有一个300加仑油箱给烧油的锅炉供油，一般加满后可用4－5个月。一英亩大小的后院覆盖着粗大松树，树龄应在50－60年。我们去掉楼上客厅的地毯使原来的硬木地板露出了天日，租来打磨工具把地板抛光，涂透明漆后客厅焕然一新。美国家庭的孩子对房子车子的维护和保养从小就是耳濡目染，买了房子后我太太对大大小小的装修和维护体现出了先天的优势，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也促成了后来定居得克萨斯州后我们对房地产的投资。

新英格兰地处北方，一年里有5－6月的积雪。尤其是大到暴雪，车道上能积起一米深的雪。道路两旁由专业的铲雪机扬起的雪能堆积2－3米高雪墙。雪后车道的铲雪是力气活儿，不少人家用扬雪机，我们还没有那经济条件，铲雪自然落在我的头上。虽说我俩都是在北方城市长大，我北京，她纽约，对冬天的雪并不陌生，可看到新州的雪仍是直嘬牙花子（北京话，倒吸凉气）。美国北方雪后，甚至下雪的期间，一直有撒盐的卡车24小时在高速公路上作业。雪遇盐则化，所以美国的高速公路很少有因积雪而关闭的情况。路面撒盐唯一的负作用是盐对车底盘的钢铁腐蚀性很大。卖到北方的汽车，底盘上都会涂一层保护膜。但排气管和消音器由于行车时产生的高温不能加涂保护膜，因此一到冬天汽车修理铺换排气管和消音器的生意红火。高速公路以下的道路就不行了，主路的铲雪是由当地市政部门负责，一般有大型铲雪车。辅路由市政部门雇佣的由私家车改装的小型铲雪车清理。这些人一下雪就自己出动在划分好的区域内清路，因为马力不足效果不璋，尤其是几场雪后，清理后的路面仍有很厚的积雪，行车在上得格外小心。速度要慢，刹车时只能用“车辆行车安全局”提倡的“点刹”技术，就是快速地“踩，松，踩，松”刹车板。因为在雪地或冰面上行车一旦踩实刹车板整个车子就会失控不知道会滑向何处。

记得搬到新州后的第一个感恩节前大雪，第二天我如约开车去波士顿接大学同学老蒋同去访在马里兰州就学的英俊。从我家到老蒋的住处平常是一个小时的路程，可我花了一个半小时还没开到高速公路，只能打道回府。又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回到家里。听见老蒋留下的数个录音，马上回电告之状况。再一天后路况好转我们才又成行。

下雪天一般温度都不会太低，否则雪花下降过程中就直接冻成冰茬子了。如果第二天降温，车门往往会冻住打不开，那就得往车门锁上浇开水。车子发动后要预热，因为低温下的冷车活塞和气缸壁间隙大，高速运转会加速引擎的磨损。反正冬天早上出门事儿特多，绝不能把时间定死。

 

哥嫂在我刚刚搬来新州不久就开车到此度周末。我哥拿到硕士后的第一个工作在康涅狄格州，每周五开车回纽约周一返回。嫂子是在纽约市找到的工作。久居纽约的人是舍不得轻易搬离的，这和久居北京的人抱怨再多也不愿意搬走一样。我哥就一直这么两边跑了好几年。

新州和缅因州的海水很冷适于龙虾和海蟹的生长，龙虾在当地卖的便宜时只要3美元一磅。海边浅水的地方常有龙虾和海蟹嬉戏觅食。我带他们去海边的栈桥上钓龙虾和螃蟹，用的是在当地钓鱼用品商店买的捕蟹的笼子。这种由火柴棍粗细的铁丝制成的笼子由一个一尺见方的底和四个等边三角形外墙组成。三角形的墙的一边和底盘相连，四根三尺长的细绳子拴住四个三角形墙的顶端。细绳的另一头再汇集一起，连接到人站在水面上手拉的绳子。在笼子的底盘上拴上一根生鸡腿以吸引龙虾和螃蟹，把它下放在浅水地上，它会打开成平面，慢慢往上拉绳子时四个三角形会向上合拢成金字塔形状的笼子。运气好的时候个把小时能钓到几只螃蟹甚至几只龙虾。回家后开水煮10分钟就开吃。他们在的那两天吃的都是海鲜。记得饭后我们一起坐我哥的车去沃尔玛买东西，我们从商店出来后才发现他忘记把车子息火了，发动机一直在空转，车门锁着，钥匙还插在锁孔上。陆续有人问是否需要帮助，有人甚至提出载我们回家取备用钥匙，可我们知道没有备用钥匙。最后只能打电话给警察寻求帮助。警察来后确认我们是车主，并让我们在一份免责协议书上签字后，从警车上拿出了一根两尺多长半寸宽的扁平钢片工具，从车门锁上方玻璃和门框间插入，三两下就把门锁打开了。再三感谢后开车回家。一路上他俩感慨有这么多人提出帮助，说这要是在纽约绝没有人搭理你！我说你们何不干脆搬出纽约到民风淳朴的小地方去，他们又自然不肯。

 

夏天的新英格兰可以去玩的地方很多，沿着海边的很多小城镇几乎都是有着丰富历史和优美风景的旅游景点。我们常会在周末和假期一家人开车逐个探访。海边码头在天气好的时候会提供深海钓鱼，观鲸半日游等颇受欢迎的项目。我和第一次到访的我太太的弟弟去过一次深海钓鱼。那是周六的中午，听从船长的建议，我还特地穿上保暖的衣服，可到了海上还是冻的够呛。船长把船停在据说用探测器发现有鱼的地方。船上有提供给客人的鱼竿和鱼饵，那是那种很粗的三四米长的大竿，粗鱼线和大鱼钩，专钓大鱼用的。大家纷纷甩竿开钓，没多久就听有人欢呼着把一条两尺多长不知道叫什么的肥鱼拉到船上。船上的小工马上把鱼放在砧板上熟练地从鱼的两面片出两片肉下来放到客人自带的保温箱里，再倒上冰块。鱼骨则仍到海里，马上有一直在船上方盘旋的诸多海鸟挣食。之后不时有人在周围人的欢呼声中把钓到的鱼拉到船上，此起彼伏的欢呼让所有人都兴奋起来。我惨了，看着大家的激动我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从开船没多久我就开始晕船呕吐，到了外海风浪大了更是吐的七荤八素。到后来已经没东西可吐的了，就趴在船栏杆上干呕。什么挂鱼饵甩竿全是机械动作。都这样了后来也还钓到了一条，内弟帮我把鱼拉到船上后我干脆蜷在船帮上什么也不干了。当天晚上全家就吃我们钓到的鱼，剩余的放在冻箱存着。我一直恶心了一个晚上什么也没吃，发誓以后就是打死我也不去什么深海游的项目了。过了半年，我太太非蹿腾着我去坐从缅因州到加拿大的一天两夜的游轮，说是大船平稳不会晕船的。我上船前吃了防晕船的药，一开始还真没事儿。船一到公海，船上的赌场开张。我玩了一阵子“21点”，就开始觉得脚底下的地面上下地振动，搅得我心神不定。马上起身回舱房又吃了一片药后躺下，但仍能感到船体上下不停地振动。没多久这心神不定就变成头晕恶心，最后还是把吃的晚饭全吐了出来。好容易挨到天亮到达加拿大的港口，随即上岸顿时觉得好了些。然后没精打采地跟着家人逛街一边琢磨着怎么打发回程。看着他们兴高采烈的情形真是羡慕嫉妒“恨”，恨自己这贼船上的也太容易了。无它，一路回程虽然没吃什么任何东西仍是吐得东倒西歪。发狠誓再不沾船边了！

新州在美国地图上看起来很小，但她多样化的地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的大自然魅力风情。州内有华盛顿峰、怀特山脉这样的名山，有温尼珀索基湖那样的大湖，有河、有泉、有海滩礁石、有冰蚀地形、有茂密森林和秋天壮丽的似彩霞般的满山红叶惊艳到了每一个初来的游客。

温尼珀索基湖是新州最大的淡水湖有180平方公里左右的水面。夏天的湖面上是游艇，摩托艇，帆板，垂钓者的天堂，冬天则是冰钓爱好者的天下。冬季广袤的冰面上能看到星星点点钓鱼者的小木屋，帐篷，甚至不少人干脆坐在折叠椅上露天垂钓。冬天冰钓是在尺把厚的冰面上用电钻或手摇钻打出一个碗口粗的冰洞，把带饵的鱼钩放下。冬季冰下的鱼活动缓慢觅食并不踊跃，钓鱼人要有足够的耐心。我和几个冰钓人聊过可从没参与过因为实在没有耐心和时间。

94年夏天我和一位从中国来探亲读博士太太的范先生竟然在温尼珀索基湖开起了餐馆。范先生是南京市政府系统的一名小科长，个子不高带个眼镜，满脸南方人的精明。范先生和太太住在学校家属宿舍里有个聪明伶俐八岁的儿子。我们常在一起打打桥牌，下下象棋，他也会和我们聊聊官场里的轶事。忘记是在聊什么事情时触发了夏天我们在温尼珀索基湖开个小外卖餐馆小赚一笔的想法。他在家里天天给一家人做饭早就烦了。按他的说法是来了美国就变成了废人了，老婆的学历已比他高了，还要吃老婆花老婆的，谁没点儿自尊呢。好歹老子在国内时也是人五人六的科长呀，那也是时时有人恭维着的。在这儿算什么？心情不好就会引来夫妻争吵，因此夏天他能有点儿事干一家人都支持。温尼珀索基湖虽是个旅游景点儿，但是也只是周末和假期才有较多的游人，因此我们的小餐馆也只在周末和假期开张。早早就和湖区管理部门预定了小餐馆的空间，那是湖边一个有厕所的供游人休息的建筑。建筑四周开辟出了几间独立的有上下水和电源的屋子提供给开小餐馆或卖小纪念品的商铺。我们的这间大约9平方米见方，放了一个玻璃门的冰箱装罐装冷饮和食品材料。两个管理部门提供的长桌子放了一个电热饭锅和一个电炒菜锅，还有一个微波炉热春卷和饺子锅贴之类熟食。主要卖的吃食有“扬州炒饭”，炒饭或白米饭搭两个炒菜的套餐。说“惨淡经营”绝不为过。主要是游客太少。还真有一天是爆满，那天是一年一次的新州摩托车拉力赛，从附近州来的许多车手都是慕名而来，在盛夏的酷暑中到新州避暑纳凉并且沿途欣赏新州的绚丽风光，而温尼珀索基湖是拉力赛的终点。那天我们特地
准备了双倍的食才，打11点左右开始上客之后就一直没停过。刚过一点我们的食才就锅干盆净。还是没有经验，看着沮喪的食客和其他家热火朝天的生意，我们只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隔行如隔山，我们毕竟不是干餐馆的料，就此作罢。

 

（八）第一次出差去格拉茨奥地利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raz, Austria）

我们大学和奥地利的格拉茨大学有一个项目不大的合作，我是硬件的设计人，软件设计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加入托伯特教授团队的凯文。格拉茨大学物理系空间实验室负责的是子系统设计。由于我们的软硬件需要连接子系统进行调试，91年秋天我和凯文一起准备去格拉茨大学。我和凯文都是第一次出差，特兴奋。我当时已经有了绿卡，但出国及入境奥地利仍然要办签证和使用中国护照。一路顺利，到达格拉茨机场已是周三的傍晚。奥地利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机场的警卫都是手持冲锋枪实枪荷弹的武装人员，没见过奥地利警察的服装，不知道他们是警察还是军人。相比当时（911以前）我们在美国机场见到的都是仅配手枪的警察，确实有点儿恐怖，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儿似的。出机场后由空间实验室的职员接机送到学校附近的酒店入住。

格拉茨（Graz, Austria）是奥地利的第二大城市，仅在维也纳之后。我们的软硬件的调试还算顺利，中午和一起工作的实验室工程师到外面餐馆吃中餐，一落座他们每人就要了一大杯啤酒，惊的我俩互相对望说不出话来。在美国午休吃中餐绝没人喝酒，就算醉不了下午上班你总不能带着满嘴酒气出现在办公室吧？他们说这在德国和奥地利是传统，能喝点儿的都在中餐点酒。我俩还是遵循美国的惯例吧，只点了中餐，吃的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另一个让我们跌破眼镜的是晚上一到五六点正常下班的时候街上的商店一律关门！这可不是法律规定的。在德国和奥地利，法律规定星期天是法定假日是对所有人而言包括商店，例外的是餐饮行业。人们早已习惯了商业休息日，此举推动人们远离被强迫购物，可以和家人、朋友共度美好时光。这晚上和周日的酒吧和餐馆生意倒是红红火火。可问题是那这晚上和周日要买点儿东西大家都去哪呀？商家一到晚上就不赚钱啦？美国的商家恨不能24小时都开着。看来当地人把下班后的时间奉为绝对的社会休闲时段没有人和商家能例外。周五的晚上他们带我俩去酒吧晚餐，这是欧洲非常传统的那种提供晚餐的酒吧，叫PUB。大家点的是烤乳猪，啤酒，能喝的还单独点了烈酒，大家相谈甚欢。我俩也问了问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工资不高大概相当于两万美元出头，一般人养不起车因为油价太贵，大约是美国的两到三倍，这也是政府用高汽油税控制私家车增长的政策使然。大多数人租房住，房租和美国新州相当。能看得出来他们有点儿羡慕美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回酒店后我俩都认为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支出的情况算是清苦，企业界的收入不清楚应该不会高到哪去。可我们接触到的人都对生活非常乐观，而且并没有像美国人那样频繁地换工作换房子以期改善生活品质。德国和奥地利人民的幸福指数都高于美国，费解。周六我俩坐火车去了维也纳，这是我们来的一路上就商量好必须要去的。详细向几位一起工作的当地人请教了旅游攻略，我倆兴致勃勃地来到有“世界音乐之都”美誉，坐落在“蓝色”多瑙河畔的维也纳。这里音乐天才涌现，名家辈出，贝多芬、莫扎特、斯特劳斯等音乐大师更是名垂千古。在中国的时候就听过“奥地利人民的语言是音乐，世界处处有知音”的说法。

维也纳市政厅坐落在市中心西侧，整个建筑是5座尖塔，中间的一座近百米直入云端，两翼的4座不足其半，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显得层次十分鲜明而壮观，是维也纳的吉祥物。市政厅于1873年建设完工，是一座典型的新哥特式建筑。它的特点是有精致优雅的图形装饰的高耸的拱形窗棱和带有曲线的阳台，叹为观止。

美泉宫（Schonbrunn Palace)建于1743年，其气势磅礴的宫殿和惊艳的巴洛克式花园令人印象深刻。与霍夫堡宫并称为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皇室的冬、夏宫。

霍夫堡宫(Hofburg-wien)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宫苑，坐落在首都维也纳的市中心。在1918年以前一直由皇室居住，13世纪时它是一座城堡，后来随着哈布斯堡家族权力的扩张和统治地域的扩大，这座城堡被扩建成为了豪华的皇宫。

圣斯特凡大教堂（Stephanskirche Church)是坐落于维也纳中心地区的壮丽教堂，建于12世纪末,享誉全球。她是多种建筑风格巧妙融合的典范之作，也是维也纳的象征。

维也纳遍地宏伟的历史建筑彻底颠覆了我对中国古典建筑的骄傲。建于1420年的北京故宫应该是中国古建筑的代表，相比12，13世纪奥地利宏伟建筑的格局似乎逊色了不少。

下午时分我们来到多瑙河畔旅游区的码头小坐，深秋的维也纳是旅游淡季，游人不多。我倆各自要了一杯奥地利特有的浓咖啡（挺贵的，一小杯要相当于两美金的价格），一起欣赏“蓝色”多瑙河的美景。提起多瑙河,人们的耳边就会回响起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那动人的旋律。我相信就是因为这首名曲使多瑙河享誉天下，因为以我倆的眼光她和世界各地任何一条河流无异。

周二的回程需要在德国慕尼黑换机，下一班飞往美国的班机是6个小时之后。我俩商量出机场坐车去慕尼黑市中心吃午饭并看看市容。相邻的奥地利和德国在语言，社会及民族历史上就一直像一个国家。办签证时我向学校移民局办公室打听过，我的签证可以适用于奥地利和德国两个国家。我的同事凯文用美国护照无需签证。在慕尼黑机场出关时我俩一起走向移民局官员，递给他我俩的护照。他对比看了护照的照片和我的签证说：“他（凯文）可以出去，你不可以”。我俩向他解释了仅出去几个小时吃中饭，问他是我的签证问题吗？他说：“签证没问题，我决定你不能入境，他可以”。然后一耸肩膀双手一摊叫到“下一个”。我俩挺不高兴，走到后面看看排队的人不多，就商量去稍微远一点的另一窗口试试。等快轮到我俩时，那小子竟然走到这个窗口和里面的人嘀咕起来，显然他是一直盯着我们的动向呢。果不其然这个窗口的官员说“你的临时入境要求已经被另一官员否决，我不能让你入境”。作罢，只能窝在机场里等着下一班机。这是第一次尝到对中国护照的“礼遇”，算是这趟旅行的小插曲。

 

（九）第一次回国

从奥地利回来后不久的春节，如约和我哥一起第一次回中国探亲。来美七年了，我哥是11年了，才第一次有机会回去。我哥是通过在美国公司的工作刚取得绿卡。我由于和美国公民结婚取得绿卡的时间要短的多。我俩都忙不迭地想回去看看。嫂子刚到新公司上班不好请假。我女儿太小，而且机票价格不菲，大概是1200美元左右，如果加上太太就是$3600. 还是决定我一个人回去。我两个星期回来后得知，我太太和丈母娘带着女儿去爱尔兰老家探望年纪已经很大的外祖母了，说是买到了淡季极便宜的机票。看来她还是不情愿一个人被留在家带孩子。我开车到纽约把车停在我哥家楼下的路边。哥嫂已经搬离曼哈顿哈林区（Harlem)与人合租的公寓，在皇后区（Queens）买了房子。我可不敢把车子停在哈林区楼下，住在那里时亲眼看见一辆车今天停在那里，明天四个车轱辘就不翼而飞了，后天车子前盖儿被打开里面的发动机不见了，再后来就只剩车架子了。中国民航班机的行程是从纽约飞到旧金山机场出关，飞到上海停两小时落旅客后再飞北京。到旧金山机场出关后等着上同一架飞机在下午4：30飞往上海。4点多了仍没有开始检票。旅客开始打听怎么回事儿，民航柜台说是继续等通知。又过了两个小时终于有中国民航的人员出面通知机械故障今天飞不了了，安排从纽约来的旅客在当地的酒店住下，明天下午4：30再飞。旅客虽然抱怨但也没办法，因为当时只有中国民航和美联航来往中美之间。中国民航不可能让满员的旅客转搭美联航的班机，那得多少钱？美联航也没那么多空座呀。第二天下午来到机场，有知道内情的旅客说昨天从纽约起飞前就发现飞机的空调有问题，以为凑合飞到旧金山机场由中国民航的维修人员修理后就可以继续飞。没成想空调问题比想象的大，要换一个重要零件而旧金山机场没有备件。从美国市场上现买太贵，决定由第二天的班机从北京把备件捎来。下午4：30飞机准时起飞。此时捎来备件的飞机已经从纽约返回旧金山机场，因此两架同航班号的飞机同时飞往上海。飞了十个小时左右突然听机长广播说油不够了，要先降落在日本东京机场加油，这都什么事儿呀！到达上海时已近午夜，从空中看仅上海市区显现出黯淡的灯光，感慨良多，与美国普通城市的夜间灯光都不能同日而语。降落地面后又听机长广播说北京机场过了午夜已经关闭，去北京的旅客要在上海住一晚。得，全让我们赶上了！可怜那些从北京再转机去其他城市的旅客还不知道能什么时候到家呢。白白耽误两天时间，那时候没有让航空公司理赔的概念。在中国也不可能跟中国民航打官司要求索赔，那时节绝没有民告官的可能。自认倒霉。

家里变化挺大。继父早于81年我还在北京时因病去世，母亲在我们去美国几年后经人介绍和继父在同一系统的工程师重新组成家庭。决定结婚前她曾打电话给我们征求意见，我们都在美国生活了多年观念早已改变。我甚至鼓励她早能找个人共同生活。巧的是新继父的大儿子在内蒙插队时竟和我哥在一个公社，算是认识。我姐姐的家离着不远，就是我四年大学时的住处。当年我姐夫在远洋公司工作经常出海，他是英文翻译兼二副。现在已经调到机关工作不用随船出海了。小外甥女已有十岁了，我回来后住在家里，她也回来住和我们凑热闹。我哥住在嫂子在中关村的娘家，出国前他们就和嫂子娘家住楼上楼下相当熟络。母亲身体尚好，多年的糖尿病控制的也不错。他们老俩口看上去生活的还不错。母亲一直想去美国看看，以前学生时代我们的条件不容许，一直没能成行。这次大家认真谈了谈老俩口一起去美国旅游的可能性。给他们看了儿媳妇和孙女的照片，她又担心以后去了怎么和她们交流。家里早几年已安装了电话，我们飞机晚点两天的情况也即时和家里通过电话告之。家里电话有个非常好记的号码，母亲告诉我们自从几个月前电话局希望他们换一个号码，好把这个好记的号码让（其实是卖）给商户，家里自然不肯换这个已经用了几年，亲戚朋友都已经熟悉的号码。以后就不停地有越来越多的陌生的电话打进来，让人不胜其烦。回来干脆不接来电了，你说真要有要紧的来电怎么办？猫儿腻，这绝对是电话局弄的猫儿腻，逼你放弃。真让人生气还没有办法。那时电话机还没有“来电显示”功能，就是我们能从美国带一个有此功能的电话机回来，中国的电话局不提供此项服务也是没辙。后来家里还是妥协换了新号码，民惹不起官。

回来几天后我们一家和新继父的大儿子一家见面一起吃了顿饭，算是认识了。节后开始走亲戚会朋友。亲戚只是我那在北京的两个舅舅和外婆。二舅舅在天津“胜利油田”工作就在那安了家。外公早已去世，母亲和他们联系的就不多了。我倒是和三个舅舅关系挺好，尤其是小舅舅，他比我大姐还小几岁呢。因为小时候几个舅舅一到春节后就会带着我们几个去逛厂甸。他们那时住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离琉璃厂的厂甸特近，我们都是走着就去了。会朋友是大学的几个同学和以前工作单位的同事。那时不兴同学聚会，联系上也不方便，只有少数几个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和大家一起吃顿饭海聊一通，甚是尽兴。

 

（未完待续）

 

（十）在美国各地的工作经历

（十一）在美国受歧视吗？

（十二）美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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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喜欢你的文章。希望能看到余下的八～十四。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