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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凝聚力与协同素质

(2022-12-22 21:16:17) 下一个

群居动物都有某种程度的协同。

协同一定有凝聚力。比如合作的利益远远大于单打独斗,这就能形成凝聚力。

但利益因素是动物级的,狼群这样,牛群这样,狮群也这样,甚至蚁群也这样。人群这样,就还不能算文明。

文明的凝聚,应该超出个体利欲。也就是说,假如没有利益,甚至与个体利欲相反,某种因素依然有凝聚作用,那么这个就是文明的凝聚。

有人会说,邪教有这种凝聚力,或者泛泛而谈,宗教也有。

其实不一定。要看教义与个体动机。比如期待通过克制肉体欲望,自我虐待或者其他方式上天堂。动机看起来可能很神圣,但本质上还是为了个体利益。一神教往往会导致这样的实践(不是说一神教一定会导致这样的实践,一神教中也有圣者)。

这种凝聚力产生的协同加入了精神层面的因素,但依然是基于自私自利的。

道理其实也简单:它的基础是对立与割裂。我与最高存在是分离的,我与他人是分离的。在这个基础上,无论是成就他人还是成就自我,都要经过“斗争”与“伤害”,而对象往往是他人。天主教基督教中有全然奉献的圣徒,他们可以跳出这种斗争思维。但这只限于少数人。对于群体来说,还达不到非私型的协同。

这样,就可以看出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的差别了。

中国的群体凝聚力并不来自于个体利益满足,而是来自天。天赋予人良心。中国人整体上都有良心意识,听从良心。不需要宗教来教,也不需要法律规定。中国人天然就明白这个道理。

从良心出发而不是从私利出发,中国人群体更少面对撕裂与斗争,因此更容易实现(不是现实中可以完全实现)契合度更高更深的协同类型。

难道欧美日本人没有良心本能吗?当然有。而且一点儿也不比中国人少。

但后天影响,在整体上,在天理与人欲矛盾时,良心的展露程度就不一样了。

所谓后天影响,就是文化对自我约束、道义服从的影响。

因为汉语与相应的思维,中国人更愿意也更容易自我克制。而且这种克制并不基于公私矛盾的对立(公私利益是矛盾的,但中国人的克制与忍让并不基于矛盾。公与私在中国人心中更容易被视为一体两面,而不是完全对立的两个)。

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思维(不是后来的宗教或者思想教化,而是思维)让中国人并不为(或者不只为)抱团而抱团,也不为利益而抱团。中国人不为什么而什么,因为选择本身就是天命就是整体的一部分,不需要为了另一个目标,也不需要为了未来的某个状态。

这就是天人之辨,利义之辨,公私之辨。西方在对立中选边,抗拒或者享受AB都正义却要灭亡一个的痛苦与悲剧。中国人也面对不同的利益,也选边,但以天为大的中国人总会选择天。

这样,他们在克制自我的时候不但不痛苦,反而乐于这样。他们乐于这样,也不是自我克制或者自虐,与西方的宗教狂有着本质不同,而其精神高度又远超因外在教导而苦行的宗教徒。(当然不是所有人,但大体上有这个差别)。

这可以看成是一种宗教情怀。有意思的是,中国人这种情怀也不是通过宗教形式(比如去教堂或者寺庙或者听道之类)获得的,因此也比通过宗教形式获得的更坚固(与世俗完全浑融为一),也更温和(不走极端,也没有极端催生的剧烈冲动)。

这跟整体协同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是,中国人的协同,更容易实现公私之间的平衡,这样实现的平衡更稳定,更牢固。

协同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服从整体,对个体进行约束。因此,中国人群体协同约束以道德为主,个体自我克制。

中国的协同约束是来自天,彼此一体。而西方的协同约束是公平,彼此平等,利益均沾。因此,西方群体协同以契约法律为主,个体尽可能放纵。看今天的西方社会,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繁琐。

而西方的法律又是以人的思考与设计为主。这样,就出了一个情况:矛盾是人的特定思维产生的,解决方法又是同样的思维设计的。结果就是法律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2+72(?)个性别,对72个非主流性别的利益的保障措施,比如上厕所,就没有让多方满意的答案。

这跟群体协同有什么关系?这是约束原则的一个侧面。西方思维之下,利益的粘合力更大,道德与法律的粘合力其实很小。如果协同不能让所有个体获得,那么道德与法律就基本无法维持协同。

中国人群体面对同样的挑战:利益与道德的矛盾。极端情况下(利益极大比如皇权时),父子反目兄弟相残也时有发生。但对于普通人群体而言,利益的诱惑没有那么大的时候,道德对中国人的作用要比对西方人的作用强得多。这样,中国人的协同成本相对比较低,而协同效率就相对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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