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知] 无惧权威.忆黄现璠先生

 =          忆黄现璠先生

[追求真知]真知灼见.黄万里

[追求真知] 无惧权威.忆黄现璠先生

[追求真知] 长远眼光.马寅初

[追求真知] 2017学者何方, 中国人民会记住您

追求真知者.蓝图先生  2017

黄现璠, 单挑郭沬若. 写下《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

黄万里,顽强抵御百人, 写下《论治理黄河方略》

马寅初, 与毒虫康生周旋到底, 写下 《新人口论》。

何方2008年写下《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和《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两本著作

蓝图先生, 写下 {地球解放重要参与角色团体.大探索草稿.(2016)}

-蓝图先生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一个真知学派的学者

中国真知学派: 黄万里,黄现璠,马寅初, 学者何方, 中国真知学派者无穷无尽。

[我编选的文章, 黄万里, 黄现璠的,已经被新浪光明会删除;

学者何方的, 根本不让发表。我的博客600篇文章,已被新浪光明会封锁。] 

.

1957 如是,

1989 也如是,

2017 也是如是。 历史在不断重覆着。

最终,  在26000年太阳大周期完结之 [大审判Great Judgement]之中, 

所有曾经犯下罪恶, 迫害忠良,徇私枉法的人, 都被 [银河大裁判团] 判处死罪; 不得扬升。

银河的律法, 不会忘记嘉奖给每一个追寻正义的人们,

也不会忘记惩罚每一个陷害忠良的狗官。

.

.

黄现璠先生(1899-1982)是中国上古史“无奴学派”的首倡者, 重要导师;
在1957年他的学说主张被 左派极端份子 打成为 `右派份子`, 被夺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席位。
1979, 被重新平反, 他以八十岁高龄, 所撰《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
被公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推出的第一篇主张“无奴隶社会”论文，影响十分广泛。在与黑暗力量的斗争之中, 最后他能一直坚持了下来, 并且最终取得胜利;像他这样幸运的人, 却是很少。
很多时候,我们太天真了。
原来在地球的某些国度, 说真话讲事实, 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
读者们如果不知道 `黄现璠先生是谁,  
请不要读以下这篇文章。免得浪费时间。

 

.
为什么维基百科“黄现璠”词条有多达一百六十余种语言？
黄教授是知名度如此之高的世界级大学者吗？
这问题维基百科上已经有过讨论了。当时这个人在维基各语言的条目数量比孔子都多.
答1. :
壮族简史啊，跟他们交锋过，很难缠。
我记得客栈还曾经有讨论。
仅就维基百科本身来说，符合收录标准，有可靠来源，语调读起来还说的过去的话，是没有理由去提删的。当然语言版本数多并不能证明什么，所以随他们去吧。编辑于 2017-04-04
以下本文, 1万字
-.-
=
忆黃现璠先生

战争的时代-忆黃现璠先生（50-52页摘译）
原作者：历史的观察者（歴史の観察者）
投稿日時: 2009-8-28 19:05
译者：吉田茂树
  吉田茂树 散步者
  加入时间：2010-06-29 积分:30
http://www.cnposts.com/Translation/305.aspx
-
-
笔者近日在日本著名网站“日本文化放送”（樱）「日本文化チャンネル桜 」上读到一长篇回忆录《战争的时代》（『戦争の時代』），文中回忆了有关中国学者黃现璠与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一些往事，读来感觉有点文史价值，特此摘译相关部分成中文，译文后附以笔者对内容的小考，以供从事中日文化交流的学者们参考。

 

我进入中国大陆之前，既获得了原陆軍的高嶋辰彦少将、原海軍的保科善四郎先生和福田良三中将以及福留守等先生写的介绍信，还持有森徳治少将和金子繁治少将写给中国友人的亲笔介绍信。同时，又拿到了水交会的山梨勝之进先生写给他的中国友人“○○亲启”（说出姓名后认识的人一定知道）的介绍信……。
除军人关系外，我还从宮崎市定先生处拿到了他写给中国学友黃现璠先生的介绍信。

 
我至今仍记得当时在宮崎教研室里向宫崎市定先生请教历史问题的情景。古代中国的周边民族（称为汉民族的原型适当吧？），即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的华夏以外区域的粤、滇、氐、羌、閩、越等国，相当于现在中国的青海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广东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台湾岛、海南省。

 
按《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三苗、九苗、百越的追放地为天下蛮荒之地。事实上大致相当于今天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的古楚之地应划入蛮荒之地。这是因为当时的楚王自己曾说过“联自身系蛮夷末代，没有得到周的封候，从而成为了楚之王。”但是，《史记.楚世家》则记有“楚以顓頊（黄帝之孙）世家第6代季连为始祖”一事。在宮崎教研室中，有一位从南昌逃往台湾的中华民国留学生Y君，自称是战国末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先生的后裔子孙。无论从任何方面看，都不能说Y君是南蛮魁夷。

 
我就有别于华夏以外的这些古代南蛮民族史方面存在的疑惑向宮崎先生请教时，宮崎市定先生笑着回答说：“这种事情对日本人而言是很难明白的……即便今日有名的长江文明，当时也不过相当于日本古人说的高天原程度，不，应该说是相当于古代日本豊葦原瑞穂国的状况。你去中国时，我介绍一位良师益友绐你。”

宫崎市定先生介绍给我的中国良师益友良师，名叫黃现璠，一位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黃现璠先生执教于广西大学，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文化史等中国古代史的专门研究，尤以南方少数民族研究权威享誉学界，名播东瀛……这与专门从事中国古代都市的民众生活、都市民的征兵和纳税等研究的宮崎市定先生的东洋史专攻同符合契。

我对中国史的了解虽然如同门外汉，但是对历史一贯抱有浓厚兴趣。正因如此，20世纪60年代当然知道在中国非常著名的黄現璠先生大名。他曾任过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的史料编纂员，中日大战前来日，留学于东大（东京大学简称）。黃现璠先生属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原田淑人等学系的东大学阀一路……而宮崎市定先生则属内藤湖南、桑原隲藏、羽田亨学系的京大（京都大学简称）学阀一路……。我原以为两者没有学术接点，这种认识源于受到日本巷间广为流传的充满逸话的“东大与京大对立说”的影响……实际上，学问世界绝非是我等平凡人所想象的那种争权夺利分庭抗礼的下里巴人世俗世界，而属一个高尚又深奥的阳春白雪世界……宮崎市定先生与黃现璠先生两人生前都没有告诉我他们曾在何地亲密无间高谈阔论学术，作为愚弟子的我接受宫崎市定先生介绍如此名高于世的黃现璠先生时居然没有问及此事，今天想来深感大耻，高尚的两位先生想必会宽恕愚弟子。世间的学人虽然已无法得知宮崎先生与黄現璠先生生前的学术交流逸史，但我想两位先生生前友谊一定十分亲密……。啊，这只是一个轻率男人的想像。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方面称为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淞沪战争）发生后，宮崎先生应召入伍。1933年退伍回国，返回京大。两年后，黃现璠先生进入东大留学两年，随后回国，成为国立广西大学史学讲师，讲授中国通史。不管怎样，我推测：在黃现璠先生留日这两年间，宮崎市定先生与黃现璠先生必定在何处见过面。

宫崎市定先生于这一时期相继发表了《古代支那賦税制度》（1933）、《支那城郭之起源异说》（1933），特别是1934年他发表的以中国古代都市国家为论述主题的《游侠论》大作，从而成为日本充满活力的少壮中国史专家。而充满活力的青年黃现璠氏则以研究中国上古代史、都市国家的军制研究为专门。两人的学术研必定在某些地方有共同之处。我认为两位先生绝非相识于战后，而是在战前成为学友。

1963年9月我随冈崎（冈崎嘉平太）访中团访中时从宮崎市定先生拿到的介绍信，抵中国后没有派上用场……主要原因是访中团规定严格，绝不容许访中团成员个人单独行动……。

再说黃现璠先生，1957年或1958年，由于在毛泽东的第一次右派攻击中受到冲击牵连，被赶出历史学术界，不能滞在北京，被迫返回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市图书馆，不，是广西大学图书馆，成为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处于难知外界事的状况。由此反而成全了先生能长期独自埋头于少数民族与壮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美事。

1963年冈崎访中团抵中三个月后的12月，我约有一周时间在上海协助举办日本工业品展览会。好像是一周……，当时的日记后来被红卫兵抄家时烧毁了，具体是多长时间己无法记得……。同年返回日本的归途中，我与同行前辈A先生两人一道进入香港时，在广州与冈崎访中团一行（剩下3人在广州和香港休养4天）告别，从雷州半岛的湛江翻越十万大山脈，再沿右江进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市。

对于这样的异国旅行，我没有多少恐惧担扰。因为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我便背着背包和睡袋独自放迹于日本山区四处旅游，时常在无人住的寺庙中过夜。当然，毋须忌言，旅行中偷食农田的西瓜和箩卜的坏事也曾干过。特别是我在香港工作时，曾与另一位同事经常赴新界地区的锦田、上水、勒马州、元郎等边境地带旅游，虽说是两人……但可说我已习惯于在异国四处旅游。

……我曾在香港努力学习了两年半，掌握了基本的中文日常会话，但听力较差。同行前辈A先生（比我年长4岁，在香港的亚洲研究中心工作）的中文很好。我们抵达南宁市后，住进了南宁饭店，马上休息。第二天天明，我赶往黃现璠先生处，A先生则前往中越交界的德天瀑布旅游……

通过电话与黃现璠先生取得联系后，随即报上宮崎市定先生的名字。我的中文发音极差，报上姓名深恐黃现璠先生听不懂……不料，对方传来流畅的日语“啊，是宮崎先生吗，想念您呀！”听后不安之扰烟飞云散。宮崎市定先生曾告诉过我，黃现璠氏的日语说得非常流利。当时我认为这或许得益于战前日本留学时代的环境……我的这种想法很快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

在广西的学校中，我与黃现璠先生的谈话皆使用日语。据说黃现璠先生曾在1953年、1954年访问中国的日本国会议员与中国外交部官员（陈毅与池田先生？）会谈时担当过翻译。黃现璠先生笑着告知我，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归国后，仍不间断地读日文原著修习日语，所以日语流利。

黃现璠先生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战后又不断与日本史学家进行学术通信。作为中国史学界右派巨魁落马后而被放逐于史学界外的先生，毋须置疑，属中国学术界的亲日派分子。宮崎市定先生在写给黃现璠先生的介绍信中写有“拜托黃现璠先生出于日中友好目的而为派遣到中国的这位年轻人介绍一些适当的亲日中国人的关系”……等语。

……黃现璠当时自身受到处分（史学界右派），交谈时他告诉我目前只能在当地（広西壮族自治区以及周边省）一带活动，处于轻度软禁状态。尽管如此，他依然秘密地向我介绍了许多不知是他的弟子还是朋友的知识人（不限于史学界），如○○大学のM氏、○○大学のS氏、○○大学のH氏、○○大学のS氏等人。如今，这些人与我依然交往亲密，终身共享朋友之谊。他们来日本时多次在我位于关西的家中住宿。

我帮助过出走海外的一些中国人。同时，在我的委托下，工作在中国的日本驻在员也帮助过一些想去海外的中国人。我不便说出这些中国人的姓名。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我参与了协助中国教育界的7名学生离开了中国……这些人皆为我终生的朋友。我辞掉官职，还身于民，当然，香港九龙的T先生、R先生、K氏的儿子以及我的日本同伙和同窗议员一道参加过对一些政治受害者的人道救助活动，1989年政治风波后协助3人前往美国和马来西亚，协助4人来到日本……日本公安知道这些事。
 
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中国是否已成往事我不知道……中国不像日本这样流行以习惯思维来看对待大众犯罪的国家……因此我不能放松警惕。重算旧帐而对我的中国朋友加以迫害的事是否会发生我不知道，出于安全起见我不能掉以轻心。针对这点我想借此机会说明一下，在“日本文化放送”（樱）论坛的这一长篇回忆录中，假如我为中国辨护，跟帖中骂我是“中国的狗”和“党奴才”的回复必会蜂涌而至……。为了“东亚”这一地域的和平安定，长年苦恼以及苦战也应该为避免战争而努力以及为了中日两个东亚大国的长期友好而不顾自身生命危险（指日本右翼迫害——笔者按）而奋斗至今的小生，读到一些不理解的难听骂语定会让我伤心不己痛哭流涕……。

……（言归正传）后来我又两次见到黃现璠先生。1965年，我利用休假，前往广西桂林、云南大理旅行时，曾专程在南宁停留，拜会黃现璠先生。他向我介绍了很多在北京、上海工作的有识之士……。第二次与黃现璠先生会面时，他带我参观了第一次见面时看过的一些名胜古迹，还去参观了钟乳洞和地底洞窟。当然，见面时我也将先生的弟子以及宮崎市定先生的信交给了黃现璠先生。作为一位外国旅行者，自然拥有充当信使的便利。考虑到当时黃现璠先生的处境，我没有与他在学术界的一些弟子见面。这次见面，我荣幸聆听到黃现璠先生对我详谈了有关壮族的历史文化。

由于这里不是历史论坛而是政治论坛，只得省略黃现璠先生的具体历史高论，跳过详情。有机会我将详细记述。……交谈中，我受到了黃现璠先生的一次教诲，这也是宮崎市定先生批评过我的教诲，即学习历史者，传承的历史与空想界限应该泾渭分明……而我对历史的认识，好像浪漫到已进入科幻领域（笑）。

……我过去在京都问过宮崎市定先生的问题，这次见面时同样向黄现璠先生问及，即广西的壮族在《春秋》和《史记》里已有记载，是否与辽东的濊族有着种族关系？……先生边笑边回答，解说十分有趣，但我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壮族有“布壮”、“布农”、“布越”等20余种称谓，总称壮族。一般认为，壮族为古代百越部族的西甌、骆越支系的后裔，为居于广西最早的土著民族。

……黄现璠先生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红卫兵的彻底批斗，图书馆的管理员职也被解除，处于在自宅被软禁的状态。先生曾回忆说，文革期间是家人养着我，换言之，因受到红卫兵的监视看管而无法外出工作，反而能在家中趋力研究壮族历史文化。然而，事实上，先生当时过着极端悲惨又苦恼的日子。先生的弟子和同道史家，许多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迄今为止，长年作为我的通信友以及再会友而交往的“中国心的友人”中的3～４人，文革中同样受到了红卫兵的迫害，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能返回原学校或原工作的受害者人最早也要4年，晚则8年。由于改造地生活待遇的极端恶劣或下放当地后受到审查拷问严刑逼供，我的3位朋友未能回来，命归黄泉。这些朋友都是人格上非常伟大的中国人。

我从未见过面的中国人广为赞誉的著名文化人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刘元陶、朱阳等人，虽然未在下放干校和接受再教育地被迫害致死，但在城市红卫兵的横行霸道以及所谓专案审查组不断审查逼供强加罪名的过程中，被慢慢折磨而死。

……我等日本长驻上海的海外驻在员长年累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中国筑起的广泛人脉关系，包括与上海党内实力少壮官僚建立的人缘关系，皆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发动的总攻击完全摧毁。小生、史家黄现璠先生和作家巴金先生等人于文化大革命中被罗织的罪状，至到1975年后渐渐开始恢复名誉，这无疑是他们的弟子不断向共产党上层组织申诉和活动的结果。1979年，黄现璠先生得以完全平反昭雪，我有幸与他第三次见面，那是在1980年3月日本国驻广州领事馆开设之时，我抽空到了南宁，拜会黄现璠先生，见到了他及其弟子O氏。这次见面离先生逝世仅隔两年，我为在先生逝世前两年得见他一面而感到万幸。当然，这次见面我同样带给了他来自宫崎市定先生的问候信。小生自认为既是宫崎市定先生的弟子，同时还是黄现璠的弟子，原想成为一名国际性日本人史家，结果研究成果为零，完全成了一个史学门外汉。于此恳望两位老师，容许头脑简单不学无术的小生能以行动力优良而自称为两位先生的门生。（笑）

N.
附日语原文（节选）--------------------N.
=
-
人物简介：

宫崎市定（正确日语名为1901年8月20日～1995年5月24日），日本东洋史学家，
战后日本“京都学派”导师，20世纪日本东洋史学第二代巨擘之一。

宫崎市定的正确日语名为“宮﨑市定”，由于“﨑”在日文印刷中十分不便，因而多以“崎”字代之。他生于日本长野县下水内郡秋津村（2009年改为饭山市）静间。早年毕业于秋津小学校和县立饭山中学校（即长野县饭山北高等学校的前身）。1919年入新开设松本高校（现在的信州大学）文科一类学习，同校的晚辈生有后来的著名东洋史学家曽我部静雄和仁井田陞。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隲蔵、羽田亨、狩野直喜等人专攻东洋史。
1932年“一·二八”事变，宫崎市定应召入伍，任军马厂厂长。1933年退伍回国，返回京大。1936年2月赴法国留学，入巴黎东方语学校学习阿拉伯语。1938经美国回国。1944年5月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1958年以《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获日本学士院赏。1960年10月赴法国任巴黎大学客座教授，后回国。不久又赴美国，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2年7月回国。1965年于京都大学退休后任京大名誉教授，同时兼任德国汉堡大学和鲁尔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获法兰西学士院颁发的“ジュリアン赏”，198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功劳者”奖章。曾获日本从三位勋二等旭日重光章。

宫崎市定对中国学的很多领域，包括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权力关系、政府组织等方面均有独到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尽管当时宫崎市定在中国史学界被定为“反动史学家”，但在1963～1965年依然内部出版了《宮崎市定论文选集》两卷，作为党内高级干部和史学专家的参考读物，可见其东洋史学研究的成果的影响力之一貌。
而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他的著述被广为阅读和频繁引用。司马辽太郎、谷沢永一、向井敏、松本清张、米长邦雄等史学界之外的著名日本作家，都是宫崎市定的书迷。而他执笔的面对一般读者的史学概论书，在日本广为畅销。他的生前著述全部结集为《宮崎市定全集》（全24卷，别册1卷，共25卷，岩波书店、1991 - 1994年版）
（资料来源：摘译自维基百科日语版“宫崎市定”词条）

 .
黄现璠（1899.年11月13日～1982年1月18日），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历史学界“无奴学派”开创者，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第一个民族学派“八桂学派”的创始人，壮族史学奠基人。原名甘锦英，广西扶绥县人，壮族。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史学9年（1926 ～1935），毕业后赴日本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大学院，深造东洋史。1937年回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等大学史学教授，为壮族首位大学教授，终身讲授史学。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相继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并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
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做出决议：“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因此被错划为中国历史学界头号大右派。1979年平反后，先后兼任第一届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第一届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病逝于桂林。黄现璠对中国史学的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1932-1934年出版的黄现璠主撰《中国通史纲要》（三卷，合著），为20世纪冠名《中国通史》的第一部通史巨著,达百万馀言，开拓意义斐然。二、1936年出版的黄现璠著 《唐代社会概略》，为20世纪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多次再版重印。三、1936年出版的黄现璠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为20世纪第一部关于学生运动的专著，多次再版重印。四、1957年出版的黄现璠著《广西僮族简史》，为壮族有史以来第一部论述壮族历史文化的专著，从而被史学界称为壮史之父。 五、1981年黄现璠推出的《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为20世纪第一部论证中国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专著，勇于向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起了挑战，从而开拓出中国历史学界的“无奴学派”，故被学术界尊奉为“无奴学派”导师。六、1988年出版的黄现璠遗著《壮族通史》，为中华民族史上第一部壮族通史。七、在古史研究上，黄现璠是最早突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建立“三重证据法”的学者之一，从而形成“黄氏三重证据法”（指黄现璠将文献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三者结合起来的治史法），这对中国史学研究证据法的突破意义重大。
（资料来源：摘译自英文版《Chinese Anthropologists: Huang Xianfan》（《中国人类学家：黄现璠》），Books LLC，31 May 2010）
.
“无奴学派”是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新时期共同主张“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一群学者。
1957年6月，广西师范学院教授黄现璠出版了壮族历史上第一本简略通史《广西僮族简史》，对奴隶社会说提出异议。此为「无奴派」首度发声。
这种公开与主流思潮对立的结果，就是黄现璠、雷海宗、李鸿哲三人都于同年被打为右派份子。因为这种对立，表面上看是学术观点的不同，实际上牵扯到了中共的命根。黄现 璠因「地方民族主义者」和「史观反动」等多项「罪名」（见《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1957年8月～11月刊载的「批判极右份子黄现璠」等大量系列文章），被打成中国历史学界「头号大右派」。
「文革」结束后，1979年，无奴派领袖黄现璠发表改革开放后的第1篇「无奴论」长篇论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
黄现璠先生振臂一呼，众多学者随后跟进。无奴派与有奴派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无奴派渐 具优势。到了1988年7月在烟台召开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多数」甚至「大多数人」都认为「奴隶社会并不是人类社 会普遍必经的阶段」。
引自作者: 真言 {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所谓奴隶社会}2012-07-22
.
.
 

小考：

1.作者于文中所言：“黃现璠先生属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原田淑人等学系的东大学阀一路……而宮崎市定先生则属内藤湖南、桑原隲藏、羽田亨学系的京大（京都大学简称）学阀一路……。”当属实情。这从甘文杰撰《东洋史学与“东京文献学派”初探——兼论黄现璠与这一学派的学术关系 》长篇论文以及《黃現璠教授誕辰百年紀念文集》所收“黄现璠自传”墨迹中可资佐证。

2.作者于文中所言“我原以为两者没有学术接点”，当属误识。原因在于：宫崎市定曾自称，自己的史学“最先从研究宋代开始”，而宋史一直他从事东洋史研究的重点。而1936年出版的黃现璠著《宋代太学生之救国运动》，则已被已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运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和宋史研究早期代表作，初版后不断被再版重印。这就是宫崎先生与黄现璠先生早期的学术接点以及此后长期相互进行学术交流的契合之处。
至于两位学术大家是否见过面，笔者同意文中作者的推测：“在黃现璠先生留日这两年间，宮崎市定先生与黃现璠先生必定在何处见过面……两位先生绝非相识于战后，而是在战前成为学友。”因而在此基础上，始有了文中所言黃现璠先生“战后又不断与日本史学家进行学术通信”的事实，这从1957年反右运动中大批右派黃现璠的文章中可资佐证。

3.文中所记黃现璠被错划右派后降为“广西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当为记忆有误。这情有可原。就连中国宋史专家虞云国教授在近期发表的《中国古代学运的极盛时代》中介绍黃现璠时也将他1979年的任职单位误作“广西大学”（见虞云国：《中国古代学运的极盛时代》，《东方早报》2010年5月16日网络版），更别说一位日本人回忆40年前的事时难免有误了。

4.文中作者认为黃现璠先生是“亲日派”，笔者译为“属中国学术界的亲日派分子”，自认为更为妥当。原因在于：对日本东洋史学（中国人称为中国史）界而言，留日黃现璠先生与他的日本导师和志同道合学友交往密切，自然属中国学术界的亲日派分子。而对日本军国分子而言，黃现璠先生当属坚定的抗日和反日分子，这从1937年黃现璠先生归国后发表的大量“抗日”文章中斑斑可考。

.
=
与郭沫若叫板的著作——《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
楼主：hequanyou
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中指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欧洲的希腊、罗马由氏族制社会变为奴隶制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通例，而是历史特例。’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近年来发表的此类文章已近百篇……目前这一派（指无奴派——笔者按 ）正像赵光贤教授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样：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相反‘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4〕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无奴派”领袖黄现璠向“有奴派”领袖郭沫若发起的挑战，虽然可以看作是30年代以“马列史学派”领袖郭沫若与“食货派”领袖陶希圣为代表进行的“社会史大论战”的继续，但两者又有所不同，表现在：30年代的大论战当时虽然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论争双方可以畅所欲言，几乎没有政治风险。
而70年末黄现璠的挑战虽然纯属学术观点不同之争，没有意识形态背景，但当时却冒着极大的政治受害风险。由此从一侧面反映出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学术界的长期干扰造成的极大恐怖和危害。...............
黄现璠所撰《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长篇论文，据他自言：从构思到发表断断续续费时近40年。他最初与师友陶希圣教授观点一致，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后来陶希圣教授改变了观点，又主张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他亦受影响。特别是他到日本留学后，常访当时滞日学者郭沫若先生，受郭氏影响，他长期持有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只是因为思考尚未成熟，研究尚未透彻，无意草率撰文公表，参与“社会史大论战”。1949年12月，他兼任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兼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段时期，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始对当时马列史学派领袖郭沫若一贯主张的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产生了疑问，自己原来的认识和观点开始了动摇。基于治史“贵在求真”的原则，1954年9月他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时，便带着疑问拜访了郭沫若先生，试图进行探讨，见面后郭氏对他说：“璠弟，我送您一本新版自著《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回去仔细读读，我的主张过去无人驳倒，今后更无人能驳倒。”
黄现璠回桂后不看则罢，仔细读来更是疑问重重，阅后第一想法即是重操旧业，精研马列，进行挑战。继而托思于文，边学边写，最终便有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
1978年夏，旧友费孝通教授和同乡吴西将军同时到桂专程分别至黄现璠自宅探望时，他将这篇学术论文交与他们，托他们回京后能推荐给京城的学术期刊发表。同时，他还寄给全国多家学术期刊，结果无一家学术杂志敢于刊登，甚至连他所在学院的学术刊物主编读后亦直言“写得很好,不敢发表”
.
（翌年2月经本学院副院长覃宏裕力排众议甘愿承担责任力荐给本院学术刊物方得以揭刊）。
为此，他还引来一些教条主义“伪学者”的冷嘲热讽和谩骂。黄现璠当时愤而说道：“当今之世，学术上的‘凡是派’尚受政治上的‘凡是派’影响，所谓‘双百方针’，不过是一句口头禅。
*发现问题不予指出，人云亦云，众口一词一调，以他人之见为己之见，什么都“自古以来”，张口“五种生产方式论”，闭口“五种社会形态说”；动笔“马列导师语”，落笔“政治领袖说”，作为学者，哪您还研究什么？”!!!
可见学术自由与求真信念，始终是砥砺黄现璠近40年持续不断深入思考、探索和研究“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动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