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诗文
时间的河水流去，也许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間。一个人书写，另一个人阅读，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漸行漸遠，本是緣分或命运。
一
是的，在那个春雨霏霏的下午，我目送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小巷中，突如其来的直觉告诉我，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
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过客
相逢有时只是一种想象
在没有丁香的雨夜
穿过小巷也穿越时光
1990年，我找到工作后搬到郊区，开始漫长的美国普通人生活。第一个住所是一个花园式公寓，四幢两层小楼围起一大片绿野芳菲。那是一个宁静而茫然的夏天，公寓面对花园那一边是一扇落地窗，我经常在黄昏时分，看着窗外发呆。波澜起伏的八十年代结束，我也随命运的河流飘到了美国。忽然进入周围都是金发碧眼的世界，忽然变成上班族，每日有条不紊，周而复始。
从某一个黄昏起，我看见一个人在花园里缓缓散步，远远望过去应该是位东方女性。不久我就发现她很守时，几乎像康德一样，晚上七点钟出现在花园里。有一天我下楼抽烟，和她打了个照面。出国近十年，练出一看东方人的表情与衣着就能判断从哪里来的本事。我和她打招呼，接着就问了一句：“你是大陆来的吧？”她一说话，我就知道她不仅来自中国而且来自北京。那时候一出大学门到了郊区，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就非常少见，所以一见之下，竟有一点亲切的感觉。
同在天涯，又是近邻，自然就来往得多了起来。如茵从来没有告诉我她的年龄，她身材结实，皮肤姣好，看上去年轻，但是目光和眼角却透露出几许痕迹。她平时话不多，说话很客气，显得很有教养但是也有效地保持了距离。第一次聊天我就知道她曾经住在大佛寺一带，离我小时候的家很近。说着说着不免问到她父母，她幽幽地说他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对话一下子卡壳，停顿了一会儿，她说起别的，我也就从此再也不问她家里的事情了。有一天在楼道里碰到她，她说“昨天晚上听见你在放维尼亚夫斯基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了，是不是韩黛尔拉的？”我大吃一惊说你太厉害了，竟然听得出是哪个小提琴家的版本。如茵说自己站在楼下听了半天，文革前在家里听唱片，这张特别熟悉。大佛寺地处东城的腹部，不乏深宅重院，是各朝各代形色人等混居之地。一个不起眼的人，身世也可能像胡同里的井一样深，所以我从小习惯不去打听。
80年代来美国的中国人途径相当单一，基本上都是留学出来的。如茵却不是，关于什么时候到的美国她一直语焉不详，她在做什么我也百思不得其解，除了在附近的社区学院学英语以外，她好像什么都不做。她告诉我她是作家，老公还在国内，一时半会儿出不来。她手头没有自己的作品，多年以后我在网上谷歌她的名字也查不到，大概是另外有笔名吧。不过当你认识一个人以后，读不读她的作品有时候也没有那么重要。
二
郊区小镇很安详，刚刚进入朝九晚五的我，偶尔会觉得心里空空荡荡，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就从中文图书馆里借回来几十本武侠小说。我原本并不太喜欢古龙，这一年却不仅仅是他的作品，而且读遍了温瑞安，那种不合逻辑的孤绝或许契合当时的心情吧。二十多岁时非常喜欢的索尔·贝娄，当我来到了他所在的城市，竟然再也不想去读了。曾经以为是非常荒诞的小说，其实只不过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我的人生轨迹，总是通往意想不到的方向，有时就觉得现实比小说还要荒诞。
武侠小说看多了，总不免有一点负疚感。到美国时间还短，想提高自己英文的紧迫感颇强，就经常去借电影录像带看。小镇图书馆电影很多，除了旧日经典还有不少纪录片是我爱看的。有时借到一部觉得不错的电影，会邀如茵来看，她会带一点零食或者水果，看完电影聊一会天然后回去。在一个风雨之夜，我租了一盘第一次在奥斯维辛实地拍摄的电影《魔鬼集中营》，写一位希腊犹太裔拳王和难友拳击供纳粹取乐，看完真实而暴力的镜头，打开房间里的灯，我看到如茵脸色发白、饱含泪水。我问她是否OK，她匆忙地站起来跑到厕所里呕吐，然后就打开公寓门冲了出去。过了几分钟我打电话问候，她说已经没事了，对不起。我说应该是我道歉，让你受刺激了。
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没有见到如茵，再见到她时身边站着一个魁梧的男人，她介绍说是她老公。里程很健谈，为人外场豪爽，就是说话声音有些尖细。攀谈之下，原来他是八十年代文化界小有名气的人物，只是我孤陋寡闻不知道罢了。文化热嘎然而止，圈中人天各一方，里程也费尽心力到东部的一家大学当访问学者，想第二年去读文化人类学的博士。他生长在部队大院，15岁就去当兵，后来从部队直接考上大学，一路顺风顺水，腰板笔直，充满自信。在大学读哲学系的那几年，正是百废俱兴、新思想纷至沓来的时期，里程不仅接受的快，而且兼具写作能力与行政能力，毕业不过两三年，就写出了一本论弗罗姆《逃避自由》的专著，然后转向翻译介绍福柯，当上了一家地方高校的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跻身于知名青年才俊的行列。
里程和我一见如故，有几个晚上聊起文史哲，一直聊到夜里一两点。他口才很好，交谈时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直视对方，很认真很诚恳的样子。说了些什么大多记不得了，只记得我曾经告诉他，美国的人文类博士很不好拿，拿到博士后出路也很渺茫。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家属一共有八万多人，有一天晚上酒喝得爽了满嘴跑火车，一致预言二十年后我们这拨人一定会经济地位上升，文化水准下降。微风习习的夏夜是柔软的，如茵时不时给茶壶蓄些水，笑盈盈看里程和我抢着说话，仿佛看着两个大男孩。
夏天过得很快，天气转凉的时候，他们开着那辆排气管轰轰作响的1983年日产桑德拉去了东部。临行时，如茵将她养的两盆花留给我，我说我可是什么都养不活的，她说你只要记着每星期浇一次水，多晒晒太阳它们就会茁壮成长。里程帮着把花盆放到我房间里，然后他们就开车上路了，离去的时候，我看见早晨的太阳落在他们脸上。
三
不住在一个城市，很自然联系就逐渐减少，从开始偶尔打电话聊天，到每年寄一张圣诞卡要不了几年工夫。九十年代固定的电话号码或者电子邮箱还不普及，一换往往彼此就失去了联系。我年轻时是不习惯煲电话粥的，八十年代末将大部分信件付之一炬以后也不再写信，不知不觉间和许多朋友断了音信。和里程、如茵夫妇本来就是短暂的萍水相逢，不久也就各自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我在上世纪末的四月走在江南小镇，那里春风沉醉，灯红酒绿。出差的时候，我会向同行的老外解释“感情深，一口闷”是什么意思，他们大多表示理解，偶尔有人会问中国是不是同性恋也很多。办成事总在酒酣耳热后，所以九十年代回国时每日黄昏以后的时光，大多在餐馆、咖啡厅、茶馆和歌厅里消磨。
有一天接待我的陈总带来了另一位客人林总，据说也是从美国回来的。杯盏之间，他提到佛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和那里的一家大学，我灵光一闪：“你认识里程吗？”他说当然了，还在一起打过扑克呢。林总告诉我里程已经海归几年了，听说是在北京做生意。我问他如茵在哪里，他说不清楚，只知道没有回来。
八十年代的青年学人有一大半都在九十年代下了海，听到里程放弃了文化人类学，我没有半点惊讶，只有一丝感叹。我自己在不少朋友回国发展时，选择回到美国，恢复平淡清闲的日子。生活如牌局，也如一张张黑胶唱片，沉浸其中时不觉得，一回首过得飞快。四分之一世纪后，我领悟到无论在怎样的时空，音乐与文字永远是心灵安放的方舟。不知不觉间，我又回到了游走在人群边缘的文人墨客之中，虽然不再抽两毛八一盒的迎春牌香烟，散装二锅头也早已成绝响。
在七九八的一个现代艺术展上，我偶遇里程。一开始我没敢认：他已经满头白发，身体发福，旁边站着一位少妇，牵着一个学龄前儿童。是他先叫出了我的名字，我们激动地握手拥抱，就像老友多年重逢，也确实是二十多年没见了。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妻子和孩子，然后说，兄弟，找个日子哥俩喝一杯聊聊。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请我在金融街附近一家看上去很有档次的餐馆吃饭。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包间里，抿着法国红酒，互道别来经历：他的淘金岁月已经收手，娶了年轻的娇妻又晚年得子续上了香火，外人看来应该是很圆满的吧。酒足饭饱之后，回忆起当年坐在从跳蚤市场买回来的旧沙发上喝威士忌，里程忽然说：还是八十年代到留学之初的那几年最美好！他问我是否听到过如茵的消息，我告诉他没有，也不知道她如今在哪里。里程长叹一声：“其实我这辈子最爱的还是她，不过也最受不了她。”他加重了些语气：“你知道吗，她有时候简直不是女人！”我忽然感到，人一说到自己私密的事情，往往语言很匮乏，而且表达得很含糊，不过我也不想去问、去确认他到底想说什么。
那天晚上他追溯了自己的一生，告诉我许多私人的事情与感受。我想恰恰是因为我们彼此并不熟悉，人生路上也不曾交集，他说起来反而顺畅自如。很多时候，故事叙述的视角和语言本身也成为故事的一部分。里程的目光还是很真诚，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真诚地说出自己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中国男人，很自然地就理解了故事背后的追求与获取、成功与茫然、占有与失落。他一边说着，我一边走神地想：也许我们真的开始老去，青年时代汲取的思想与新知，往往敌不过被成长环境植入的基因。
不知道为什么，我更关注里程提到如茵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们九十年代中期就分手了，如茵坚决不肯跟着他回北京。我也第一次知道，如茵曾经目睹她的父亲倒在地上被拳打脚踢，大人把她带离现场。等再一次看见父亲时，是躺在门板上已经没有呼吸了。里程说起这一段也微微激动，他说当年他很难过自己终究没有能力让如茵快乐，她始终不曾走出记忆的阴影，在八十年代最后一个冬天不顾一切地到了美国。他心甘情愿的追随她，几年后却发现这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四
几次话到嘴边，但是最后我没有告诉里程。那是南锣鼓巷还不似现在这样热闹的时候，星星点点开始有一些私家小餐馆，有些时光的陈旧，也有些隐密感。狭小陡峭的楼梯，只能容得一个人行走，吱呀作响，楼上也是三张四人坐的小桌，就已经相当拥挤。我12点半准时到达，等了半个小时朋友来个电话，把我放了鸽子。饭总是要吃的，我自己点了两样，要了瓶啤酒，和老板聊天。中午生意清淡，年轻的老板听口音是江浙人，说话软软的不紧不慢。他是个名牌大学生，毕业后漂到北京，做了几年IT，喜欢又学了些烹调，就开了这么一家私房菜，客人大抵是文人、艺术家、年轻白领、还有我这样的海外游客。
楼下的门铃响了，老板匆匆下楼去，隐约听见他在打招呼：“您怎么来了？”楼梯响起脚步声，我下意识瞄了一眼，一个中年女人正在升起，我一眼就认了出来：“如茵！”
她瘦了许多，光阴的皱纹也就更加清晰。我再一次感到她目光中的笑意，但是笑意背后，好像多了一点宁静的清明，无悲无喜。说到自己时，她也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她告诉我对里程她很感恩，也很理解他会选择离开：对于男人说来，事业与成就感是最重要的。我问她这些年做了些什么，她说她曾经读了一个教育学硕士，之后当了几年乡村女教师，最近又念了神学院，毕业后做什么就交给命运安排吧。很多年没有回国了，这次回来是因为她唯一的哥哥突然去世。她帮忙安葬了哥哥，把原先寄存在他那里的东西处理，过两天就要回美国了。
“这样倒也清静，在这世界上我从此真的是一个人了。”如茵笑盈盈地对我说，我听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她提了一只大旅行包上楼来，打开包拿出一大摞旧书。“这些都是我以前爱读的书，如果你喜欢，拿两本去吧，反正我以后不会再读它们了。”我翻了一下，都是诗和小说，其中一本是我十五岁时最喜爱的《戴望舒诗选》。
和如茵在小雨中道别，轻轻拥抱了一下。从那以后，不曾听到她的消息。
（原载2016年5月16日《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