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y Peter Hessler，台湾译本《甲骨文：一次占卜当代中国的旅程》，卢秋莹译，台北久周文化出版。由于此书涉及相当多的政治敏感话题，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x2zhao用“译言”的网络平台把它翻译了出来，译名《甲骨文：游走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我不怎么喜欢台湾翻译，所以采用同时阅读英文原版和译言译本的方法读完此书。
这部作品与《江城》很不一样。它是何伟在1999-2006期间，作为自由撰稿人和《纽约客》专栏作家，在中国采写和发表的各类报道，以及他个人的调研笔记，集结成书，所以实质上是新闻纪实系列。作品涉及的事件、时间、地点范围非常之广。时间跨度上，从商朝甲骨文研究，到清朝年间考古的突破性进展，文革期间文化和人民遭受的重创，直到当今中国令人目眩的飞速发展；空间跨度上，从北京到新疆到深圳到温州到安阳到华盛顿，作者实地考证和详细记录了大量历史及新闻事件——殷墟的考古现场、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之后的反美游行、911之后中国民间对美国遇难和恐怖活动的反应、四合院强拆、北京申奥、深圳关外的老板厂和“夜空不寂寞”节目以及畅销书《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其中对于深圳的篇幅，虽然比我生活在深圳的时间晚了好几年，但是读来仍旧非常亲切，甚至因为这些记录而感动莫名。
从人物来讲，这本书的主线有几条，一是作者探寻甲骨文专家陈梦家的往事，还有何伟以前在涪陵教过的两个学生艾米莉和威廉各自在深圳和温州的闯荡，再有就是北京雅宝路从事外币黑市交易的维吾尔族人波拉特在中国和美国的传奇经历。但是围绕这几个主要人物，作者将镜头拉远，对他们生活其中的特定历史年代和环境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思考，也采写了相关的人物报道，比如赵萝蕤、姜文、李学勤、周有光、胡晓梅、等等等等，敏感话题涉及疆独、六四、法轮功、政治审查及迫害、台湾问题，不一而足。
如此庞杂的内容，难得作者以巧妙的结构将细节勾串起来，这要归功于他的认真钻研精神和深度剖析能力。他自己也觉得，他并不适合当一名记者，按照新闻报道的刻板要求记录一些零散的事实。他其实更是一名严谨的学者，深刻的思想家，有时又是豪放不羁的诗人，跟小老百姓一起吃苍蝇馆子摆龙门阵的普通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以极为独特的视角去观察和书写中国广阔疆域的上下五千年。在书的最后，作者有一段总结性的文字，对于他通篇的架构尤其起到了点睛的作用。
在我开始进行调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找出陈梦家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为时已晚。他的故事随着一场场过去的政治运动消失，而他属于失落的一代：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在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苦苦挣扎。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它的发展由新生的中产阶级推动；实用主义取代了以前的理想主义。如今要紧的是新兴的城镇和大批的移民——像艾米莉和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这样的年轻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中寻找着自己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记者，年轻也很有帮助。这份工作需要活力和自由；你必须跟得上每个人急匆匆的脚步。我是轻装上路：没有家庭，没有永久的居所，没有办公室。我的办事处就装在袋子里——一个图章和一些简单的执照。
但追查陈梦家的故事越久，在过去的回忆中搜寻越久，我就越欣赏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们要逃离战争、饥荒和政治，他们尝试着调和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而他们的一点理想主义火花则以某种方式幸存了下来。我在艾米莉和威利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尽管身处这个实用主义压倒一切的时代，他们仍然在乎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而上一代人的人已经以某种方式获得了自身的安定。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到了憩息，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一种平静。每次采访完一位老人以后，我返回到日常的世界——一座座一夜之城，一个个爆炸性的新闻，都拥有了一种新的视野。所有这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消逝。
每位长者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回忆。石教授在台湾耐心地工作，研究着他以前在安阳所做的考古记录。王军用马尼拉纸做的文件袋收集一个老妇人的谎言；梦熊则加入了共产党。李学勤攀登上了学术生涯的巅峰，但他并不曾让骄傲冲昏了头脑，以至于能毫无愧色地面对年轻时写下的对陈梦家的批评稿。而赵老先生——有时，当别人控诉他不尊重他的姐姐、也不尊重他已故的姐夫时，我就会想，也许四合院的拆毁是冥冥之中对他的某种报复。
但每个故事都有种种的见解，在北京，我也和陈梦家以前的一个学生王世民见了面。赵老先生和上海博物馆为陈梦家的明朝家具谈判时，他曾充当两者的中间人。王世民说，没人有资格责怪赵老先生因为那批家具而接受了博物馆的钱。“他有权这样做。”王世民告诉我。“坦白说，其他人不应该为此说三道四。”我明白他的观点：与其试图找出谁做错了什么，不如去理解政治运动如何破坏了生活、友谊和家庭——这些要重要得多。我也理解赵老先生为什么宁愿打网球，而非沉浸在那些可怕的回忆里。对于那一代人来说都是这样——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幸存者有其他的反应。过去那些历史性的事件令人难以想象，它们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而人们对此的反应完全是能让人理解的。从过去中复原，尽管存在着各种方式，都是人的直觉而已。
但我特别敬重巫宁坤对此的平静。他的回忆录并不是畅销书，但他理顺了他的过去。对于任何作者而言，那就是写作的根本动机，特别是对那些遭遇了不幸的人们。写作可以模糊真相、困住在生的人，它可以具有破坏性，也可以具有创造性。但对意义的搜寻，则有了一种超越一切瑕疵的尊严。
在我们的谈话中，老人提到，他对他的人生没有遗憾。“如果他们没有搞文化大革命和反右运动，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出色的学者。”他说：“我可能会写出几本关于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的书。但那又如何呢？这些书已经很多了。《一滴泪》这种回忆录也许更重要呢。”
不过除了这些，要让我来进一步评论一下这本书，实在觉得力不从心。本书翻译在译后记当中的一段对中国三部曲的小结，我很有共鸣，不如摘抄在此：
三部曲中，最晚推出的Country Driving是作者花7年时间游历中国写成的，感觉上此书更像一个中国调查项目，更有完整性，内容和文字都已炉火纯青。我翻译的第二部Oracle Bones由于是合集，内容则保罗万象，涉及层面最广：从南下打工者，到被人忽略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再到甲骨文、汉语、汉文明的追踪……每一个系列报道，都从普通人的故事入手，见证社会及文化的变迁。River Town是第一部，却也是我感情上最喜欢的一部，它讲述的是作者初来中国，作为四川涪陵当地仅有的两名外国人，在那儿教书两年遇到的种种故事。何伟在中国，作为作者来说，他既是一个有距离的“观察者”，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参与者”。
在River Town这本书里，由于初来乍到，文化上的巨大落差使“参与者”的感觉非常强烈，你能从字里行间触摸到作者的思绪，似乎那个表面严肃、实则敏感、善良的年轻人，就怀揣着梦想，略有些害羞地站在你面前。到了后两部书，随着何伟越来越适应中国的生活，也越来越清晰写作的方向，“观察者”的身份日益凸显，作者本人也隐身在文字背后，只偶尔发出几句很有节制的评论。但这其实是符合新闻纪实作品的要求的。只是我本人更偏爱文学性的文字，我倒是很期待未来何伟会写一部关于中国的虚构小说，以他的文笔和文字布局，相信会有惊喜。
总之还是建议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读这一本书，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它丰富的涵盖里边找到让自己心动和感慨的历史瞬间。而至于我呢，现在就去继续读中国三部曲的第三部——《寻路中国》。
读后感的最后，我想写几句题外话，就是读了翻译的译后记之感想。跟这位翻译一样，对于文字，我总存着敬畏之心。在我看来，语言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它能为我们描绘出最为美丽动人的图景；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杀人于无形。《甲骨文》一书当中写到的中国古代文字源起以及近现代的文字改革，只是对历史进行了一定的复原。而其背后的悲欢离合，无不在文字的背景下愈发显得厚重深沉。看到这位翻译发表自己翻译的感想，心内生出感激之情。感谢在世界上默默守候文字之圣洁的人们，从古至今，让这个星球上面一切的悲情与变迁，都能够在文字无际的柔光中得到安慰。
对于翻译，我接触的时间也只不到三年；在这里说翻译理想，恐怕是痴人说梦而已。每当拿起译笔，总是战战兢兢，不敢造次，只时时提醒自己香港中文大学几位恩师的言传身教。记得荣休教授金圣华老师的第一堂课，在黑板上写“moon”，叫我们十几个同学轮流说这个词中文可以怎么译。从争先恐后到寂寂无言，从现代文到古文，我们用了20分钟凑出50多个月亮的说法，总归是江郎才尽无人发音了；金老师便拿出两张纸，手写的，淡淡地说：“远不止。”然后开始给我们一一列举（顺便指出哪种文本、哪种情境可以用到哪类词），我们央求老师讲慢一些好做笔记，老师不理，只淡淡地说：“关键不是笔记，而是你们平时在翻译中要注重收集和积累。否则我今天叫你们译月亮，明天叫你们译《红楼梦》里那100多个不同的‘笑’，你要怎么译？”
翻译《神曲》的黄国彬教授，满头鹤发，却有童真的赤子之心，一日晴天，走入位于半山的教室便指向窗外：“今天天这么蓝，海这么蓝，真是太美太好！”欢喜之情溢于言表，遂拿出一首写晴天的意大利诗，让我们跟着他用意大利语念；我们都不懂意大利语，却在他极富感染力的朗诵之下，也跟着念——这是我头一回如此强烈地意识到诗的音韵之美。如此再念诗歌的英文和中文译本，因为欢喜，就冲淡了平日学诗的艰涩之感。说起诗歌，不得不提当时在中文系的北岛，他开设的是“诗歌创作课”，顺带也讲翻译，教材用的是他自己写的《时间的玫瑰》，里面讲述了12位国际诗人的故事，穿插诗歌的译文（其中篇幅最长的一节介绍的就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Tomas Transtromer）。北岛是沉静到几乎木讷的人，难怪芒克给他起名“北岛”（意为北方一座沉默的孤岛）。但许多次在课堂上，听他用低沉的声音缓缓朗读那些旷世的诗歌，那些用很短的文字打磨而成的苦难和漂泊，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还有高行健的英译者方梓勳教授，总是把艰深的文学翻译理论说得通俗易懂，说起译事时爽朗一笑：“我最大的幸运，是我所翻译的作品作者仍在生，我可以时时打电话去问高行健，这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原来在哈佛大学教古文的童元方教授，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讲评我们每个人的英译中习作，不用看译稿便能娓娓道来。但在我们译作上的改动和点评，却从不用红笔，只是用铅笔在空白处留下娟秀字迹，她说她给出的只是一种非绝对的建议，每个译者都该有自己的想法，以后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日子，我获得了36届香港青年文学奖散文组的亚军及37届小说组的优异奖（也参加了翻译组，然而两届都名落孙山，可见我在翻译世界里仍是门外汉的级别）。评委们给我作品的点评意见，优点都提到了文字之美，其实这完全得归功于翻译系的文字训练。上文所提到的老师，虽已在翻译界有一定名声，但自己下笔做翻译的时候，仍是十二分的严谨细心，为一个词日夜琢磨、推敲几天是常有的事。而若说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皮毛，那就是一种对文字的爱，以及由爱而生的一种面对文字的谦卑之心。
最后贴一段胡国贤先生译的Tomas Transtromer（今年诺奖获得者）的诗歌《轨道》的结尾：
英译本原文：
The train is entirely motionless.
2 o'clock, strong moonlight, few stars.
胡的中文译本：
火车全然不动。
二时：月极明，星稀。
我终其一生将要追求的，便是这样的文字了。与各位译者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