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致达赖喇嘛信函》内容

《毛泽东致达赖喇嘛信函》内容

 

 

在1951年至1957年里，毛泽东多次致信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此选录6篇加以解读，以俾于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所确立的治藏方针政策，同时也有助于了解当时西藏地方的社会、政治状况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态度，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现流亡国外大搞“藏独”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真实面目。

1951年5月24日的信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以下称《协议》）。之后，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接见中央赴藏代表张经武，分析了西藏形势，并把写给达赖喇嘛的一封信交给他，嘱咐他赴藏的首要任务是“一定要说服达赖喇嘛返回拉萨”。7月16日，张经武会见达赖喇嘛，转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与《协议》抄本。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经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带给我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之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我特派张经武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附来礼物，至希收纳！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的背景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派军解放大西南时，以达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地方当局顽固拒绝和平解放西藏，在藏东昌都一线武力拒统。昌都解放后，西藏地方当局惊恐万分，内部矛盾迅速白热化。1950年12月19日，提前亲政的达赖喇嘛及部分官员到亚东观望形势。当时，美、英、印各国并不公开支持达赖喇嘛到国外，达赖喇嘛一行进退维谷。1951年1月，达赖喇嘛同意派代表到北京和谈。西藏地方当局派人到印度新德里请袁仲贤大使转交达赖喇嘛致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呈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十月八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1951年2月27日，达赖喇嘛致函中央，表示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到北京谈判。签订《协议》之后的5月2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接见谈判代表，接受了达赖喇嘛的信件和礼品。所以，毛泽东的这封信也是对达赖喇嘛信函的回复。

1951年8月17日，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阿沛在9月12日返回拉萨，向达赖喇嘛报告了在京的谈判经过。9月24日，西藏地方当局召开官员会议，经过两天的激烈辩论，大多数人对《协议》原则接受。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员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26日，毛泽东复电达赖喇嘛：“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西藏地方政府随即执行协议，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1951年7月，18军从甘孜、昌都出发，于10月26日顺利进入拉萨。此后，陆续进驻江孜、日喀则、亚东等边防要地。1951年12月，西藏工委成立。1952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担负了在西藏开展工作的重任。
 
1953年3月8日和10日的两封信

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成立后，西藏局势基本稳定下来，达赖喇嘛向党中央表示决心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1953年3月8日，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

亲爱的达赖喇嘛先生：

饶西·彭措扎喜带来的你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写给我的信及你的像片均已收到。你对祖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表示的亲爱，你为西藏僧俗人民谋求幸福生活、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决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为祖国和西藏民族利益奋斗的道路上，你达赖喇嘛先生和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远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

自然，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这一方面遇到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会帮助你获得妥善的解决。

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

张经武同志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为西藏僧俗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和他商议，他会尽力地帮助你。希望你多找机会和他面谈，如有需要直接告诉我的事情，亦可由他转达。

附送最近像片一张，以志纪念。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三月八日

饶西·彭措扎喜是达赖喇嘛的姐夫，来京参观时呈交了信件，毛泽东很高兴。

1953年3月1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及九月三日（藏历水龙年七月十四日）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在你领导之下，协助人民解放军的入藏部队，加强团结，并争取协议的逐步实现，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你所派的致敬团和参观团代表都肯努力工作和学习，你的办事处已正式成立，办事处的人员也努力工作。

中央对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确地写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者外，我在接见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时曾又简要地告诉过他们。这些简要的话，柳霞·土登塔巴已经在他对西藏的广播中谈到，想你已经知道了。

建设新西藏所需要的帮助，凡属能够办到的，中央当尽可能地办到，但因交通阻隔，有些事情一时无法办到，只好等待以后再办。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们在这里所提出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本着以上这种精神处理的。兹不赘述。以后你和班禅额尔德尼需要中央帮助之处，均可告诉张代表或请张代表用电报转告我。

祝你领导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逐步地建设，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

并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

柳霞·土登塔巴当时是扎萨大喇嘛，担任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个赴内地的致敬团的团长。该团一行12人于1952年8月12日从拉萨出发，经印度、香港前往北京。

毛泽东在10月8日接见了他们，谈话要点是：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以后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到内地各处参观，便可以加强我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毛泽东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柳霞·土登塔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藏地方政府和全体藏族同胞的广播中引述了谈话要点。

为什么毛泽东在3日内连续给达赖喇嘛写了两封信呢？主要是和平解放西藏一年多来，西藏工作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反对《协议》，制造了分裂活动。1950年12月，以西藏代理摄政鲁康娃、罗桑扎西为首的分裂分子，纠集一些商人、无业者组织了“人民会议”。1952年3月11日起，他们派人在拉萨示威，要求撤走人民解放军，并递交“请愿书”给达赖喇嘛。

这是解放军进入拉萨后与分裂分子头一场大的政治较量。毛泽东高度重视，确定了团结争取以达赖喇嘛为首的“中间”上层分子、孤立少数分裂分子、打击为首的叛乱分子的方针。在中央的指示下，张经武多次致信达赖喇嘛，要求达赖喇嘛立即取缔伪“人民会议”，维持社会秩序，惩罚骨干分子。4月27日，达赖喇嘛撤销了鲁康娃、罗桑扎西的代理摄政职务。5月1日，西藏军区和噶厦发布文告，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其次，和平解放西藏前后，某些外国势力和西藏分裂分子造谣污蔑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导致许多上层人士和普通僧民对《协议》和中国共产党存有严重的疑惧。毛泽东在信中明确表态不会打击或取消藏传佛教，会尊重和保护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

再次，西藏工委和党内一些同志对西藏的民族宗教特殊性认识不足，对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存有不同意见，一些党员干部主张发动僧俗民众孤立少数上层当权分子。对此，毛泽东指示：“在团结达赖和班禅，即力谋和平统一西藏内部时，一方面固然要估计到班禅方面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性，并善于推动和运用这种进步性，但同时必须认识和估计到达赖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在西藏地区而且在整个西藏民族中都比班禅为高的事实。因此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平统一西藏及和平解放西藏后，我们在西藏地区的各种工作的政策，都不能不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凡有利于这个任务实现的事情即应坚决地去做（这里包括团结和斗争两个方面，但斗争是为了团结，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例如对‘人民会议’的斗争）。凡不利于这个任务实现的，即不应当做，或暂时不做（例如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就是暂时不做的例子）……因此，对于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的方针，不可有所动摇。”

1952年5月19日，毛泽东又指示：“我们的方针，不应该是组织下层去孤立上层当权分子，而应该是从上层着手，稳住和争取上层，达到顺利地逐步地巩固地团结群众的目的。” 8月16日，毛泽东复电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地区一个时期的工作计划，指出：“你们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应以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和团结达赖和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以及争取时间解决生产自给和交通运输问题为主要任务。其他的工作均应服从这一任务。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毛泽东连续致信达赖喇嘛及时阐明中央的政策，消解达赖喇嘛的疑虑，争取团结其拥护中央决策，也通过他争取团结西藏上层僧俗人士，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1955年11月24日的一封信

上述两封信使达赖喇嘛进一步了解了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感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怀。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西藏工委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团结争取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分子，传达中央的关怀和爱护。从1952年到1954年，西藏工委组织了西藏地区官员、宗教人士、青年、妇女等各界代表组成致敬团、观礼团、参观团、佛教代表团等，到北京参观访问，了解内地的建设情况。西藏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消解了部分上层人士和僧俗民众的疑虑，汉藏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西藏工作呈现朝气蓬勃的团结局面。在这种形势感召下，年轻的达赖喇嘛表现出了一定的爱国思想，表示拥护祖国统一、执行《协议》、努力建设好西藏。

[yongbing1993]

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

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

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

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

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

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

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

“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

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

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了。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

“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

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

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

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

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

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

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

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

“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

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

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

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

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

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

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

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

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

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

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

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

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

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

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

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

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

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

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

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

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

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

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个民族的苦难，往往就是从毁灭英雄开始。一个民族的兴起，往往是跟一个英雄的诞生开始。华夏的多次绝处逢生，是因为有英雄辈出。匈奴的兴起，始自冒顿单于。蒙古的雄风，来自成吉思汗。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流氓、囚徒、流放犯跟宗主国的争权，实际就是两个痞子的战斗，却被赋予正义和崇高的意义，因为美国是因为此战而独立。

一个民族要存在，靠的是本民族的文化和植根于本民族的精神，英雄，就是弘扬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载体。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自立不起来的民族，最终会走向消亡。一个有了英雄而又不尊重英雄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民族意志的民族，他也只能在饱受欺侮中走向消亡。

为什么历史会循环？为什么一个统治秩序只能维系几百年？为什么老的权贵会在仇恨中毁灭，新的权贵又会走老权贵的路？

在群雄中，最苦难的一群，就是揭竿而起的农民，被称为流寇，其中的成功者，如刘邦、朱元璋，前者被描述成痞子，后者则为暴君，他们，实际是历代的儒家嘲讽的对象。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多数时期是权贵之间的游戏，所以儒家所推崇的是尧舜的“禅让”，对于破坏秩序的农民起义，总是讥为暴民造反，儒家从来不反省统治者的罪恶，不反省自己理论的缺陷，却仇恨底层人民的反抗，扼杀底层人民的生存，实际上扼杀了中国人思维的进步。

儒家。从理论到思考，都是自私和狭隘的，历史的循环，就是儒家的没落导致的。

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对话论天下，直面的就是中华兴亡律。

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53岁的毛泽东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是那个时代，所有人无法企及的思想，他属于毛泽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因为只有毛泽东，是站在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上思考民族的未来，毛泽东独立的人格，注定了未来中国不可阻挡地要走向崛起。

那个蒋介石日记抗日、地图扩疆、满嘴仁义道德、内部安葬龌龊的人物，自然被遗弃在台湾，继续在日记中自淫。

毛泽东的后半生，一是坚持不懈地在致力于阻止资产阶级复辟，二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阻止共产党的变质和共产党干部的蜕变。正是因为这两点，让1957年就决定要退休去考察黄河、做学术研究的毛泽东，一直为人民站岗到生命的终结。《文革》的诞生。

毛泽东给予人民以权力，这种权力，就是人民监督合批评政府的权力，人民直接参加政府、管理国家的权力。工人、农民成为了政府领导。“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你可以直接给政府官员施加压力，因为监督和批评政府，是国家赋予你的权力。

毛泽东用人民民主的办法，成功阻止了资产阶级复辟和GCD的蜕变。毛泽东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建立起比较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国家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发展到了极致，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延伸到偏远的乡村，老有所养，幼有所依，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干部跟农民同吃同住向农民学习，黑恶势力销声匿迹，劳动成为最崇高的职业。儒家幻想了几千年的的大同世界，也达不到毛泽东的文治武功的地步。

资本是一个逐利的东西，是一个逐利的没有理性的怪物，谁控制了它，它就为谁创造财富，为谁构造美好的生活，别的人，都是它剥削的对象，就只能是穷人。由于资本本身的世袭性，资本建构下的一切权力，就都是世袭的。资本与社会公共权力结合，会创造出最大的利润，所以资本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与权力结合的机会，最后是权力也会变成资本的附庸，所以，资本控制下的权力，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资本与媒体结合，可以制造出有利于资本的舆论氛围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资本却可以轻易做到，资本控制下的舆论，可以让你失去判断能力，跟着造就的舆论导向一起走，你永远不可能看到真相。

资本的力量是强大的。所以，控制和节制资本，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资本为私人控制，即实行私有制，资本就只为资本家服务，满足资本家的私利，它就会永远给大多数人制造贫困，与大多数人为敌。民主、平等、公平、正义都被利益所代替。在私人资本下，大多数人，就是生产的奴隶，命运不如一台机器。资本为社会控制，即实行公有制，才能保证资本为大多数人服务。才会有民主、平等、公平、正义。人才能够成为人。

在有钱人的意志成为法律时才知人民要吃“二遍苦”，预言成真。

[yongbing1993]

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达赖喇嘛





1954年4月，达赖喇嘛排除了分裂分子的阻扰，决定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敬献了哈达和礼物。1954年9月16日下午，达赖喇嘛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我们有坚强的信心，遵守宪法，执行‘十七条协议’，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政教昌盛繁荣幸福的地方。”9月23日，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再次接见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听取了他们对西藏工作的意见并作出重要指示：在西藏不成立军政委员会，要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1954年12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主席团成员。22日下午，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我们终于在1951年获得和平解放，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祖国大家庭，并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使得西藏人民日益深刻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看到他们未来的光明前途，因而西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日益增长起来，衷心拥护祖国的统一。”

1955年1月3日，达赖喇嘛一行赴华东、东北参观，目睹了各族人民大团结、热火朝天建设新家园的景象，深受鼓舞。1955年2月23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返抵北京，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欢度藏历木羊年新年。

达赖喇嘛在愉快友爱的气氛中结束了在京的参观访问。安抵拉萨后，达赖喇嘛于7月6日给毛泽东写信，大意是自北京出发，到西北、西南各地参观了建设情况，在当地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一路平安抵达拉萨，特地向毛泽东汇报，并亲自撰写赞文，称“祖国伟大领袖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颂扬毛泽东是“照耀一切的太阳”、“保护吾人如慈母”。此时的达赖喇嘛心潮澎湃，真情流露，真心拥护祖国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55年11月24日毛泽东复信达赖喇嘛：

　　亲爱的达赖喇嘛：

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大概要再等三年，等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那时你也许会来这里吧。你回去以后的许多活动，我觉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会很高兴。西藏是在前进。当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进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我们这里的情况还好。也做了一些错事，正在批评改正。中国是个大国，但是现在还是不富不强，希望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变为一个又富又强的国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们好好做去。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希望经常看到你的信，随便写几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余事请问张国华同志。我已嘱咐张国华同志，叫他好好向你请教。

　　祝你健康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956年8月18日、1957年8月18日的两封信

1954年11月，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在西藏工作的同志，遵照党中央、毛泽东指示精神，就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项事宜，分别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其随行官员进行协商，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表示要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按照中央指示办，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党中央派出以陈毅副总理为团长，由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代表团体组成的中央代表团赴西藏祝贺并慰问演出，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的隆重欢迎。

4月22日下午，达赖喇嘛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我们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团结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当时全国已经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在大的政治形势影响下，也促发了西藏工委党员干部的乐观情绪，加快进行建团、建党、民主改革的实践，大批汉族干部调进西藏。这引起了西藏上层集团的疑惧和不满，昌都地区分裂分子以此为借口趁机发动武装叛乱。在新的形势下，达赖喇嘛的信心动摇了，他给毛泽东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1956年8月18日，毛泽东复信给达赖喇嘛：

　　亲爱的达赖喇嘛：

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很高兴。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家满意。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陈毅副总理回来，转达了你的意见。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

　　望你保重身体。

　　有事随时给我写信。

　　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

　　遇到困难，务宜忍耐。困难总可以慢慢克服的。

　　希望同你见面。

　　祝你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

这封信是针对西藏地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达赖喇嘛主要思想活动写的。西藏民主改革进程的加快，对达赖集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不能不影响达赖喇嘛的心理和观点，开始对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产生疑惧。毛泽东对此深有洞察，他指示西藏工委的同志：“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去。”

恰在此时，印度邀请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经中央批准，达赖喇嘛一行在1956年11月22日赴印度。达赖喇嘛在印度期间，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在新德里连续3次同他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大意是：现在肯定先不谈改革，在大家（指贵族、上层官员）都没有安置好前不改革。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6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若是分裂分子搞“西藏独立”，就是叛国的行为，人民解放军就一定要将叛乱镇压下去。毛泽东希望达赖喇嘛早日回去。

此时，昌都地区的叛乱有蔓延的趋势。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做好应对拉萨等地可能发生暴乱的准备，同时暂停民主改革的实践。

1957年4月1日，达赖喇嘛自印度返抵拉萨。5月14日，中央批示《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迟早一定要进行的。中央在重新考虑了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以后，决定从今年起至少6年以内，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在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6年过后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候依据实际情况再作决定。今后至少6年内，在西藏地区的工作有可为和不可为两个方面，可为的是“要继续进行和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并以达赖集团为主要对象”。四不为是“停止和结束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不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不在社会上发展党员、不办不是西藏上层和下层迫切要求和同意的建设事宜”。强调指出西藏工作统一由中央直接领导，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不得直接向西藏指示工作。

在中央对达赖集团作出重大让步的同时，分裂分子却毫不悔改，叛乱活动越来越猖獗。

此时政治立场动摇、犹疑不定的达赖喇嘛让进京的阿沛携带一封信给毛泽东。1957年8月18日，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托阿沛·阿旺晋美带给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阿沛我也见到了，并且由周总理和他谈了话。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你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绩的。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

　　工作中发生缺点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缺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确分析，积极改正，记取经验，继续前进。我们改掉了缺点以后，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

　　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

　　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厅间的关系问题，希望都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双方好好协商加以解决。

　　很惦念你，希望你多注意健康，并多来信。

　　祝你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这是目前见到的毛泽东写给达赖喇嘛的最后一封亲笔信。

1959年3月10日，西藏分裂分子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挟持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达赖喇嘛从此走上了叛国之路。

从上述6封信看，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毛泽东尊礼和关怀达赖喇嘛，礼称“达赖喇嘛先生”或“亲爱的达赖喇嘛”，对达赖喇嘛是有信必复、有礼品必回赠，信中既有殷切关怀和爱护，又有良好的祝愿和期望，流露出真挚的感情。二是毛泽东尊重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权力，信中多次可见“西藏地方政府在你领导下”，“多批评犯了错误的汉族干部”等等，这是中央民族宗教政策的生动实践。三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团结争取达赖喇嘛，将达赖喇嘛与分裂分子区别开来，对达赖喇嘛的工作成绩和积极进步都是肯定的和赞扬的，针对分裂分子的叛乱活动，在信中没有批评西藏地方政府，为团结达赖体现了很大的诚意和忍耐。四是毛泽东在信中简略地阐明了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也承认了西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适当做法，体现了伟大领袖襟怀坦荡的政治魅力。

毛泽东致达赖喇嘛的信是党中央对西藏政策的一个光辉映照。从1951年5月到1959年3月，毛泽东多次指示西藏工委要高度重视民族宗教的特殊情况，坚决维护执行《协议》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首要任务是开展对达赖喇嘛集团的统战工作。

另外，从这些信中也可以了解到《协议》签订后的近8年里，达赖喇嘛确有爱国表现和较大的进步。但是，他本质上是以维护自己政教地位和农奴制度为最高利益的，在分裂势力的包围中，患得患失，摇摆不定，不愿意接受民主改革，不愿意农奴解放，不愿意走下神坛，最终背叛了祖国和广大藏族人民，也背叛了和平解放时期自己的政治承诺，成为西藏分裂势力的总代表。

[yongbing1993]

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久也






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

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

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它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它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

几年来，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外政策，他们是充耳不闻的。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民主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许许多多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

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

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

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

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

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

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作者：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我们业已在三篇文章（《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给了批评。

这些批评，业已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他们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各种讨论白皮书的座谈会正在开，整个的讨论还在发展。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

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

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上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区隔绝了，再则革命的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侧面充分暴露的缘故。

现在不同了，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
　　
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

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

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

在几星期以前，在白皮书发表以前，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

老奸巨猾的英帝国主义及其它几个小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是如此。

后起的，暴发的，神经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对，另方面遭受其同伙中一派反对的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认为以公开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哪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他们企图借此说服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认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方法。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争得不得开交了，一派突然摊牌，将自己用过的许多法宝搬出来，名曰白皮书。
　　
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地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很多）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吧”。

这种情况，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或其它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艾奇逊在其致杜鲁门的信的开头，提起他编纂白皮书的故事。他说他这本白皮书编得与众不同，很客观，很坦白。“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没有删略，尽管那里面有些话是批评我们政策的，尽管有些材料将来会成为批评的根据。我们政府对于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能够感应，这便是我们的制度的固有力量。这种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正是右派和共产党的极权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
　　
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

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

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

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

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它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它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

几年来，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外政策，他们是充耳不闻的。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民主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许许多多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

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

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

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

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

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

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

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

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

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于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就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府。

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

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

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

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

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逊一开口就错了这许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反动派。

至于说，他的白皮书是怎样一个“坦白记录”这一点，我们认为坦白是有的，也是没有的。艾奇逊们主观上认为有利于他们一党一派的东西，他们是有坦白的。反之，则是没有的。装作坦白，是为了作战的目的。

[yongbing1993]

生僻古怪的语言文字去糊弄百姓




　　

过年期间，自从央视推出了“龙行龘龘”这个发霉的旧词之后，许多霉体（媒体）推出的各种生僻字、怪异字扎堆涌现。除了“龙行龘龘”，还有“前程朤朤(lǎng)”、“生活??(yè)”、“百业骎骎(qīn)”、“财运??(màn)”等等，眨眼之间，中国仿佛又回到了秦汉年代。许许多多藏在故纸堆里本已发霉腐烂的字，不知何故，集体还魂了。于是，为了写这些和读准这些字，人们翻辞海、查词源，其中不少就是已经在字库里稀少出现或者没有了。

到底怎么看这个事?这到底是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还是其它？央视作为最为重要的媒体，带了一个极其不好的头，它助长的是语文文字的倒退，有装腔作势之势，无传承文化之意，完全是审美上的一种低级趣味。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曾列举党八股八大罪状，痛批那些以脱离群众、让百姓看不懂、不明白的生僻怪语、怪字，以为自己便有水平，便高人一等的做法。

毛主席表示深恶痛绝，把这种现象看作为败坏党风文风的敌人，号召全党非要根除不可。文革中批判并废弃了。走资派特色政府眼下由发霉的古字突然被重新挖掘包装起来，这种现象不可小觑，因为这种风气的败坏就是党八股的又一种在资本横行年代的最新表现。

这种表现的特征就是以蔑视群众为光荣，从语言污染和腐败开始，弄一些玄而又玄的提法，让老百姓一头雾水。

这些年，老百姓对经济问题的一些打着改革名义的新理论之所以称看不懂，就是因为这些。一些走资派公知们惯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手法。你老百姓看不懂了，就没有办法质疑和批评。何况在引导上又提倡“不争论”，所以一些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始终在横行无阻。那些戕害经济发展的所谓“接轨”理论搞了几十年改革，忽然间百姓变穷了，国库好像也不充实了，弄得老百姓好像一下子打回到了旧中国。这一切，都是走资派霉体利用一些稀奇古怪的新词洋词，愚弄百姓的结果。

文字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号召，语言文字进步的标准就是让田间地头的草民百姓听得懂看得懂，而不是用一些生僻古怪的语言文字去糊弄百姓。继承民族文化传统要以老百姓能够接受为标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语言学之父陈原就在《语言与社会生活》中说，“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充斥着许多看起来很正确，但实际上已不传达任何有效信息的语言，那么语言有什么用呢?这是我们经历到的一种污染灾难。”

陈原先生说这是灾难，这话说到了要害。事实其实就是这样，语言污染的危害，其实比环境污染更可怕，因为语言污染，最后毁害的人的灵魂，环境污染给身体造成的损害，只要换到干净的地方，假以时日，尚可以调养。但是语言污染带来的精神损害，往往终身难以治愈。

这些年，走资派霉体在党八股问题上，在语言脱离群众的问题上已经走的太远了。这个“龙行龘龘”、“前程朤朤”、“生活??”之类，不过是一种典型表现，是打着文化传承的名义，对广大群众的一种蔑视。特别是主流媒体带头这样做，这种审美观念是一种倒退。其实，在考虑满足群众娱乐需求的同时，必须追求高尚的审美趣味。

今年春晚的个别节目审美趣味是很值得商榷的。比如那个歌曲《难忘今宵》的重要节目就不怎么样。群众批评说：“黄某某唱出了寡妇的心酸、光棍的煎熬、大龄剩女的惆怅、囚犯的悔恨、低保户的艰难、失业者的无奈。”这个本来是全民喜庆的节目被唱出了这种感受，你能说节目过审过程不需要反思吗? 群众给出的许多适合演员可以说都会唱出人民的喜庆，唯有这个黄某某外加几个准娘炮的表演，大大破坏了人们的节日喜悦欢乐之情。群众的批评虽然有几分刻薄，但是多少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实在值得相关媒体三思。

走资派特色媒体有些机关部门，自以为用那些生僻古怪的字词便是显得了水平。其实，这是大大错误，你向群众讲话是干什么的，是要群众懂得明白你的讲话，而不是要群众一头雾水。

今天的走资派媒体是在想那些别人没有用过的古字怪词新鲜词，这样才能让领导一鸣惊人。这样一种出发点，这不是糊弄群众吗? 问题是现在各级领导的讲话，那些省部级司局级大人物的侃侃而谈，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些习惯套路。从中央到村官都是这个套路。

所以，群众就经常批评一些似是而非的古怪词汇。

比如，裁员和失业，似乎是嫌这两个词丢人似的，偏偏叫灵活就业、优化，或者慢就业。

比如，前些年用一些新词将某种行为污名化，于是就有了“恶意返乡”“恶意讨薪“、“恶意躺平”这些极其荒唐的说法。

有人给有关部门工作提点意见，说你是“带节奏”“吃人血馒头”等等。

明明是减产不说减产，却说这是“负增长”。

明明是贫苦户、返贫户，不，表达时一定要说时“待富人群”。

这种文字游戏，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破坏语言，造新词说假话的歪风，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恶劣程度。

这种歪风造成的结果，让中央的高层难以了解基层真相，把被歪曲的事实当成了普遍现象，结果很难做出正确而果断的判断。

“龙行龘龘”、“前程朤朤”之类，不过是语言文字被恶意污染的表现之一，生活中这类情况已经充斥于方方面面。

像治理环境污染一样，下大功夫治理语言污染，根除党八股给人们的工作造成的危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去年，联合国大会决定将中国的汉语作为联合国主要使用语言，在这个时候，保护中文的语言安全，时下显得更为迫切。

现在，对语言伤害最大的是某些短视频，满篇就是错别字，已经让人不知就里。

试想，既然把它作为新媒体看，为什么就不能加以严格管理和清理呢?比如，只要在错别字标准上不达标，就可以停止经营，试试看，不信解决不了。一个简单办法就会立即生效。问题是这是私营媒体，没人过问，因为这与资本有关。但凡一挂上资本，便无所措手足，这就是眼下的顽症所在。

汉语的星空本来璀璨无比，无数先贤的经典诗文，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耀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天空。

可惜，今天的中文汉语世界，充斥着空话、大话、假话、废话，甚至脏话，让人绝望窒息。亲爱的同胞们，保卫中国的汉语，维护它的纯洁性，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哪怕它贵为央视、贵为人民日报，在语言文字问题上，都应该也必须责无旁贷地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要闻过则喜，不要动不动就动用权力去搞删稿公关，那不是共产党的作风。

[yongbing1993]

从昆明3?01恐怖案谈胡乱邦




-----“痛定思痛、亡羊补牢”座谈会

2014年3月1日21点许，在灯火辉煌的昆明火车站发生了惨不忍睹的新疆蒙面人暴徒持刀砍人案，造成无辜群众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此前 2月27日中午12点多，贵阳公交汽车因有人投汽油造成6人死亡，35人受伤，好多人说，不敢坐公交车了，现在人们又不敢去火车站了，现在的社会到底怎么了? 试问，“文革”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吧? 改革开放之后，走资派化了大量的钱搞维稳，越维越不稳。走资派不讲阶级斗争了，命运共同体了，可事实是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咋有共同体？不存在阶级斗争用来忽悠谁？走资派自作自受。

冤有头，债有主，人们不禁想起了当年被陈永贵称为“胡乱邦”的露水总书记胡耀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胡耀邦上台后，在少数民族地区扶植旧贵族，打压积极分子。

胡耀邦、万里1980年12月到西藏，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

胡耀邦竟然请出坐过6年牢的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

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

胡耀邦还提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在新疆问题上，胡耀邦提出，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等等政策，使稳定多年的西藏、新疆开始动荡，“3?14”，“7?5和今天“3?01”，人们惊呼：“胡耀邦，胡乱邦，乱了西藏乱新疆”。

胡耀邦等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比毛泽东更高明，处处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调。

胡耀邦和邓颖超到新疆，作了一次讲话，摇头晃脑地说，在新疆汉族压迫少数民族……，几百年了，现在应该改变了，还规定了一系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级机关书记一般都由汉族干部担任，从今以后不能这样做了，等等。

并且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成纯农场，由各州管辖(试行了几年，情况不妙，又改了回来)。经过这么一折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斗力和内在素质已经大大减弱。

还有，就是限制中央财政对新疆的补贴。从1981年开始，中央给新疆的财政补贴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数字。这肯定影响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后就是以落实宗教政策为名，大规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广泛程度，有些有良知的少数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他们说用这些钱多建一些学校不是更好吗?直至发展到新疆人骂汉族猪滚回去，“新疆是我们的嘛，你们滚回内地去”，民族矛盾就是阶级矛盾。

多年来，抛弃毛泽东思想，抛弃毛主席制定的少数民族政策，抛弃公有制，使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的利益受到了严重侵害，两极分化，贫富拉大，特别是精神和思想无所适从，毛主席建设的好端端的新疆，如今变成了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

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愈演愈烈，可还有一些人，捧胡耀邦的臭脚丫，昆明“3?01”恐怖案件，真是给了这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昆明“3?01”恐暴案发生后，走资派又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政法机关迅速组织力量全力侦破案件，从严惩处恐怖分子，坚决将其嚣张气焰打下去。要精心做好受伤和遇难群众的救治、善后工作。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学习贯彻落实了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由“乱邦”回归“治邦”，还全国各民族人民一片平安乐园。

[yongbing1993]

毛泽东如何看反共反毛泽东分子





跑掉一个挞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GCD“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挞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7页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0页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1页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作者选读》（战士读本），第421——422页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2页。

抗大的革命和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和课程是革命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一个被国内外革命人民称赞的学校。

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这就是国内的投降派和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学校，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地反对抗大，证明了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之所以是一个光荣的军事学校，不但因为大多数人拥护它，称赞它，也还因为投降派顽固派人们在那里起劲地反对它，污蔑它。

共产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国民党骂我们是“共匪”，别人跟我们通，就叫“通匪”。结果，还是“匪”比他们非“匪”好。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9页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9——390页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投机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算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毛泽东 9月1日《毛主席关于两首诗的一封信》（1959年9月1日） 注：两首诗，即《到韶山》和《登庐山》，创作于1959年6、7月间。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单行本第29页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附:郭沫若原诗:

人妖颠倒是非淆 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 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万剐唐僧肉 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 猪犹智慧胜愚曹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历，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明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念奴娇 鸟儿问答

（一九六五年秋）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毛主席1939年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指出：“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总结中国共产党98年对敌斗争之经验，证明了毛主席这科学一论断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且我们的敌人也证明了毛主席的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里首先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为推翻三座大山而奋斗的是自己人，拥护、支持共产党的是朋友。今天，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以及反对走社会主道路的是我们的敌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是自己人和朋友。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不反对中国共产党呢？那是坚决的反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鬼子兵力65%和伪军的95%都是用来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日本鬼子用血腥的屠杀证明了共产党是对的，证明共产党没有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还有汉奸和与日本鬼子眉来眼去的国民党顽固派也起劲的反共，这证明了共产党没有与汉奸和反共顽固派同流合污。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坚决反共，不惜拿美国人提供的飞机大炮向从鬼子占领区夺回领土的共产党发起进攻。国民党为什么反共呢？因为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要推行耕者有其田，这不符合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共产党要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这不符合帝国主义及其代理的利益，因为共产党反剥削反压迫，这不符合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惜把国家推进血海，也要消灭共产党。敌人这么一反对，就证明共产党做对了，说明共产党不是和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的。

新中国建立后，帝国主义仇视新中国，仇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对中国进行长达几十年的封锁和威胁。新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工业，以美帝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拼命反对。共产党在封锁中独立自主的建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的温饱问题，人均寿命由35岁增长到65岁、76岁。我们的成就证明了共产党的路线是对的，而敌人的反对则证明共产党没有与敌人同流合污，证明了共产党伟大。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研制核潜艇，帝国主义拼命的反对，还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这就证明中国发展两弹一星和核潜艇是对的。两弹一星的成功，极大的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保证了和平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