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太贪了
贪官太多了。每个贪官的钱太多了。1700万就烧坏了3台点炒机。
已暴露的贪官有多少，网友们已经写了文章，提供了数据。
例如，《读史札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
或称《贪官名录给人们的启示》
作者：剑云拨雾，列出正厅级以上的部份贪官陈希同等一百三十多人的名单。以下是网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9/105743.html。
《八十年代末以来国内高官落马名单》/
或是《十八大以来落马的55个“大老虎”》
作者：美华，列出高官落马一百五十多人的名单。以下是网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8/99589.html。
本文不再赘述，只补充点特料。
首先，应该还是尚未暴露的贪官数量特多。
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艰难看得出来。
早在20年前，就有人提出、接着还有联名建议在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是对官员财产申报作出制度安排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至今申报制度仍然是千呼万唤未出来。
有人大代表进行“官调”（官们意见调查），发现97%官员反对申报。
此前有的调查，据说是，一个市的官员财产申报，会造成一个市的政权崩溃。
那么全国的财产申报，会不会造成全国的政权崩溃呢？太可怕了！可见申报难矣哉，也说明了，尚未暴露的贪官多矣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是当今世界许多大国普遍实行的制度，唯独中国例外，这一点，显得特别惹眼。
其次，贪官发展的速度特快。伴随着中央领导每年高喊反腐，结果是，越反越腐，前腐后继，越反腐越快腐，越反腐越大腐。贪污的金额由万元贪、百万元贪、千万元贪、发展到亿元贪。
贪腐的官阶由乡镇芝麻级、县地基干级、省部高干级发展到中央核心级。这个过程只经历了不过短短的十来年时间。
第三，是中国的贪官，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官场生态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贪不能生存，不贪也得贪。贪官好做官，不贪难当官。贪官变得更贪，好官拖成贪官。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大官不漏一笔小贪，小官争做几笔大贪。
于是就达到一种高境界：无官不贪，无贪不官。
这种情形，叫做“环境塑造人”。
例如：在资本主义的商界环境里，是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因为那种商界环境，把人塑造成奸商。
同理，在当代中国的官场环境里，就把人塑造成贪官。
有的人调侃：把带长字的官通通当作贪官，拉出去枪毙，不会有错案。这话显然过分，但不无几分道理。
第四，中国的贪官不犯法。
本来，贪官是犯法的，但中国的特点是可以变成不犯法，即所谓的“政策允许”、要“用足政策”、“钻法律空子”。
法律的条条是死的，人的脑瓜是活的、精的、尖的。
人可以在法律里头绕绕转，人可以把法律转绕绕。政府可以定规则、发指示、拟条例，同法律搞浆糊、变戏法、躲猫猫。
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潜规则”，“潜”是没有形状的，它可以感觉到，但看不见。
就这样，紧盯“先富”的目标，发挥“猫论”的智慧，遵循“摸论”的途径，犯法就绕绕地转化为合法。
少部分贪官是傻子，通过暗里贿赂，偷偷摸摸东藏西掖胆战心惊地变成了犯法的贪官。
大多数贪官才是精仔，他们通过明里的“改制”玩绕绕变成富豪。
第一步是政策弄邪，把全民所有制的“国营”，改为“国有”，化为政府所有，再改为“经理承包”。
第二步把本来效率高、收益大、经营良好的国企人为地刻意搞糟。
第三步掌控评估，把资产低价贱卖，然后转用公款，由自己或自己人买下来变为己有。
就凭操弄这几步玩绕绕的手段，干得比贪污分子光明、比江洋大盗文雅、比生意老板省劲，转眼间就堂堂正正、干脆利索、轻松愉快、政绩显赫地变成了“合法”的巨型贪官。
第五，贪官可以轻易地逃脱。这些年来，成功外逃的贪官有数千人，转移国家财产数百亿美元到海外，无法追回。有的估计是：外逃贪官万人，携款千亿美元。
第六，贪官可以没啥顾忌地、明明白白地准备外逃。
他们先让亲属移居外国，自己光身一人在国内做官，称为裸官，或称为“一家两制”，贪得的钱财就输送往国外，待条件成熟，察觉稍有异动，就溜之大吉。
截至2005年底，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如今双2024年了，外逃的贪官有多少？
一些外国的一些地区，已经成了裸官亲属（和外逃贪官）居住的社区。
例如：洛杉矶的二奶村。温哥华的大奶屯。这些地区的中国妇人们有豪宅、名车、但身边没有她们的男人先生。
这种情况，除中国外，世界上还有第二家吗？
让国家的政权、财权，被一些已经身为外国人的家人当官（裸官）掌控，这些官想干啥？这些官能干啥？这些官会干啥？
作为百姓，想到这里，毛骨悚然。
走资派的官太贪了。
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的案件达到385万件，查处408.9万人，374.2万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反腐败高压态势的强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下，已有4.2万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
自2014年起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以来，中国从120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9165人。其中，党和国家工作人员2408人，追回赃款217.39亿元。百名“红通”人员中，已有60名归案。
中央纪委已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453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883.4万人，查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2.6万件。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1.7万件，处理了32.2万人。党的十九大后，查处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39万余件，处理了35.9万人。查处扶贫领域问题28万件，处分18.8万人。在扫黑除恶的过程中查处了9.3万个案件，处理了8.4万人。
四十年来中国有多少贪官？从1982年到2011年的30年间，因违犯中共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中共党政人员逾420万人。反腐十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38.8万件、470.9万人。
贪腐金钱的数量：
有官平均每天贪10万。
有官买房专门为了藏钱。
有官收受多个住房单位和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1亿余元。
有官被查时，“办案人员在其家中搜出大量黄金、钞票，用箱子分装在一起，足足拉了十余车。其中有部分钞票都受潮发霉了。”
有官其家中被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当时当地行长亲自带着几名工作人员携点钞机到场清点，钱都是一扎一扎地包裹在塑料袋里，外面还绑着塑料绳，码在纸皮箱里，清点的时候工作量巨大，最后人和机器都不堪重负。
有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财物共计价值折合人民币1.1125亿元。
网上有一个段子很火：“16台点钞机，竟然点坏四台！看后真是令人气愤！难道这样的假冒伪劣产品，就没人管吗？对于伪劣点钞机生产企业，一定要严查到底！”
这显然是一个调侃的段子，借调侃点钞机，来表达这样的事情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真正烧坏点炒机的是这些贪官对现金的贪婪。
因清点贪款烧坏点钞机的事并不是个例，据媒体报道，2012年8月，时任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林高被广东省纪委双规。随后，办案人员从其住处查获大批现金。为清查暂扣的1700万元赃款，银行派了8名专业点钞员，连续工作12个小时，烧坏了3台点钞机。
1700万就烧坏了3台点炒机，如此看来，用来清点魏鹏远案件赃款的点炒机质量还是不错的。
点炒机是怎么被烧坏的？记者就此采访了业界人士。据一家国内点钞机生产厂家的客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点钞机连续工作很容易发热。一般情况下，一台性能完好的60W点钞机，能连续点钞3小时左右，点钞机很可能因为过热而烧坏。这样的点钞机每分钟点钞量在900张左右。
据此分析，一台点炒机能连续清点超过1620万的现金就有可能被烧坏。
如果有1亿元现金码在一起，空间上有多大呢？据湖北一家银行专业人员向记者描述，应该在2立方米左右，比一般家里普通卫生间略小一些。以至于有人调侃，“魏司长这是在用钱来搭房子呀！”
五花八门的“藏金术”
盘点近年来落马的一些贪官，可以发现在家里藏现金的不在少数。为了把钱藏好，官员们充分调动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现出五花八门的现金藏匿手法。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藏法一：放身边】一些官员选择在家里藏钱，放在身边随时可以看着。藏钱的地点可以是密码箱（柜）、床底，甚至可以是厕所。如重庆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将4个装有共939万元的纸箱藏于新居厕所中，因厕所渗水被发现。
话外音：钱放身边看似安全了，但做恶梦的几率估计也会比普通人高得多。
【藏法二：假道具】江西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家里有一个特别定制的煤气罐，用来藏数百万赃款。另外他还将装有280万元的密码箱埋在一个垃圾堆下。
话外音：太有创意了，这哥们真不怕哪天被人当成真煤气罐给点上啊！
【藏法三：租房子】有些贪官用专房来藏赃款。如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租了一处豪宅专放赃款，屋内放满干燥剂，但最终1200万元仍发了霉。
话外音：看来金屋不光是用来藏娇的，更是藏金的。
【藏法四：藏室外】室外藏钱的案例很多，地点隐蔽得出乎意料。重庆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将2000万元用油纸包住沉入一口鱼塘中。而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则将受贿的400万元，部分现金用塑料纸包裹藏在树洞、灰堆、稻田、粪坑里和屋顶瓦下。
话外音：难为这些官员了，放在战争年代，估计个个都能做个好的谍报人员。
【藏法五：埋地下】原秦皇岛市煤炭检验中心主任李小林在父母曾经住过的一处废弃的平房院子里，埋下了一个精心包裹的大包，里面有1500多万元公款。
话外音：这是要把钱藏着以后当文物卖钱吗？
贪官为什么愿意“屯现金”
贪官愿意把贪来的现金藏起来，这固然是怕被别人发现，但同时，也是一些贪官对金钱近乎变态的追求和无尽的索取。
与贪官们将大量金钱藏在身边相对比的一个现象是，很多贪官对外却是以生活简朴甚至近乎吝啬如葛朗台一样的形象示人。如把1500万元公款埋在地下的原秦皇岛市煤炭检验中心主任李小林平时生活低调，常年开着一辆长城皮卡，单位领导让他换台新车，他总是说“没钱”。
专家认为，个别贪官已经把屯钱当成了一种爱好，就像集邮等收藏活动一样。他们的兴奋点不在于花钱，而在于怎样搜刮到更多的钱。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表示，好多贪官怕被外面发现蛛丝马迹，藏钱也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掩盖腐败、蒙混过关的心理。无论藏得再好，手法再复杂和隐蔽，都是在掩耳盗铃，最终还是要露馅。
贵州省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姚贵阳则担忧，一些官员屯钱数量惊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导致钱荒，社会资金不能有效盘活。
“官员屯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官员亮家底、晒财产的制度还需进一步强化，今后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统筹监管，从根源治理腐败、做到正本清源。”姚贵阳说。
六十年代，解放军两次出境入缅围剿国民党残兵。此为第一次。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国边防部队与缅甸国防军在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区前后两次实施了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的作战行动，史称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这是我军历史上特殊的、鲜为人知的越境作战行动，作战目标和目的是清剿国民党反动集团武装。为中缅联合勘界扫除障碍。
国民党残军的存在是中缅边境“金三角”极大的隐患
就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叛乱武装的清剿接近尾声之际，一场中国军队从未经历过的山地丛林战，悄悄地在中缅边境孕育着。从1957年开始，缅甸边防军就几次明求或暗示，希望中国边防部队在缅军对盘踞在“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攻击时。进入缅甸境内给予协助。但这跨国界的军事行动，地方部队是不能定夺的，只能等待双方最高决策层的决断。
1960年4月末，周恩来结束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的国事访问，在前往柬埔寨、越南之前，曾在昆明短暂停留。在此期间，他和陈毅副总理召见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详细了解了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情况。
1953年国军残兵撤离“金三角”
为什么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会引起周恩来如此高度关注?原来就在周恩来访问缅甸期间，缅甸国会刚刚批准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缅关于两国边境问题的协定，并依此协定两国将共同勘界，而勘界过程中有可能会遭到国民党残军的骚扰。在1959年5月4日，毛泽东就曾在昆明军区呈送的内参文件上作了批示：“应引起警惕，派得力人员去调查并研究对策，中央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具体落实。”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对盘踞缅甸“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更加关注。
这批国民党残军原属国民党第八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是在人民解放军追击打击下，于1950年3月逃入缅甸“金三角”地区的。由于这一地区重峦叠嶂，民居寥落，大部分处于原始森林覆盖之下，缅甸军队在此几乎没有设防，这千余败兵便扎下脚跟。得以喘息。缅甸军方发现这支国民党军后，勒令其撤离缅甸国土。但这支走投无路的溃败之师。似乎除了盘踞“金三角”之外，难觅立足之地。于是缅甸政府决定以武力驱赶，可绝境求生的国民党残军，竟顶住了万余缅甸正规军的攻击。
此情形传到台湾，蒋介石惊喜异常，中缅边界居然还有如此能打的国军。蒋立即召见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命他赴金三角统率旧部。后经李弥的苦心经营，该地区国民党残军数量渐渐扩充近2万人，占据了比台湾面积还大的地盘。
作为主权国家的缅甸。难以容忍自己国土被异国军队长期盘踞。1953年春，缅甸调集了8000名剽悍骁勇的刻钦族士兵，近4000名用重金招募的国际军团印度兵。对“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兵发起了新一轮清剿，可作战又一次失利。
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使李弥在“金三角”站稳，缅甸政府将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报道，统统搬到了联合国桌面上。世界为之震惊，纷纷谴责台湾当局和美国粗暴干涉缅甸主权的行径。美、蒋迫于国际舆论，决定将国民党残军全部撤往台湾。
1953年11月18日，美机开始运送国民党残军赴台。大部分残军被运走了。但仍然有一部分人潜留了下来。两年后。蒋介石再次想利用中缅边境一带的国民党残军，企图从云南进犯大陆。蒋委派号称“游击战专家”的国民党原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秘密潜入缅北，搜罗残部，使该地国民党残军再次发展到3000余人。1959年，蒋介石指示柳元麟，命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乱，并许诺增加经费和补给供应，以巩固扩充其实力。柳元麟返缅后积极招兵买马并声称：“不仅缅敌找上门来要打，而且要打进云南，以击引暴，以暴致乱。”柳亲自拟定了袭扰云南的“突击计划”。
1960年春，台湾向缅北残军驻地空投了400人的“特种部队”，柳元麟也加紧了窜扰云南的准备，并培训2000余名作战骨干。
缅北国民党残军的存在，严重威胁着我国西南边境的安全与稳定。周恩来、陈毅正是在这个时候出访缅甸后，来到云南，听取昆明军区介绍缅甸境内国民党残军情况的。显然，中缅两国都认为国民党军残部的存在是极大的隐患。
中国军队出境作战。毛泽东说：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
中国和缅甸边境线长达2000多公里。由于历史上两国关系十分友好，中缅之间没有十分明确的疆界。1955年底。在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双方的前哨部队由于误会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那天清晨，边境线上大雾弥漫，几步外什么都看不清。中国军队巡逻到黄果园附近时，同缅甸部队相遇，由于弄不清情况，互相开了枪。由此，中缅边境局势一下子变得异常紧张。更严重的是，黄果同事件发生后，缅甸《民族报》歪曲事实，攻击中国军队侵入缅甸，并且把两国正在协商中的边界问题全部公开。与此同时，美国借黄果同事件大做文章，极力渲染中国对外进行“扩张”。并且支持马尼拉条约国搞军事演习，制造紧张空气，威胁东南亚地区的和平。
黄果园事件的发生，不得不促使中缅双方进一步加快边界的勘察工作。1960年6月27日至7月5日，根据中缅边界问题协定成立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第一次会议，就中缅边界进行必要的勘察、竖立新界桩和修订、改立旧界桩等事宜，商讨具体细节，确定日程安排。谈判中方首席代表是中同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任谈判首席顾问。缅方由缅甸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任首席代表，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任首席顾问。
中缅双方在谈到勘界警卫问题时，姚仲明大使根据周恩来的授意向缅方表示：云南解放之际，国民党残部千余人窜逃至缅甸，盘踞掸邦地区。他们不时骚扰中国边境，对缅甸居民为非作歹，还可能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破坏中缅联合勘界。为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必须对国民党残部给予必要的打击。
缅方代表听了姚仲明这番话，非常受感动，他们认为周恩来把问题看透了，缅甸政府对国民党残军干扰破坏勘界也深感忧虑。双方一致认为，中缅应携手打击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以绝后患。
为部署中央军委就中缅联合作战的指示。11月初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派总参作战部边防处处长成学俞前往昆明，与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一起。同缅军代表举行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警卫问题专门小组会议，并联合签署了勘界警卫问题协议。协议规定：为执行警卫作战任务，中方部队根据需要可进入缅甸境内20公里。清剿国民党残军的行动，双方应在同一时间进行，暂定于1960年11月22日左右。
协议签订后，昆明军区立即制定警卫作战方案，确定以3个战群22个突击队。奔袭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虽说此次军事行动是针对国民党几千名残军作战，但毕竟是中国军队首次出境缅甸与缅甸军队协同作战，而且是从未经历过以突击队方式进行的山地丛林作战。为做到万无一失，中央军委与总参领导多次交换意见，总参作战部还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及几位老帅的意见，及时传达给坐镇昆明指挥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
中国军队出境作战，在国际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会不会引起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惊恐与不安?使他们以为中国借口打击国民党残军炫耀武力?会不会给国际上反华势力诋毁中国提供口实?毛泽东、周恩来对此次行动所造成的影响与后果十分关注。中央军委对参战部队的要求十分明确，强调将冲击强度压低，把20公里的出击纵深用红线标出，发给突击队。毛泽东的话，分量相当重：“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同时，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则几度重复他的作战原则：“断退路，先围而后歼。”
在作战方案审议过程中，中央军委和总参确定了周民党残部设在孟瓦、阵马、孟育、踏板卖的据点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并拟订了重点捕获的敌6名军、师级军官的名单。
毛泽东对胡耀邦的评语：此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
维护民族团结，必须相信依靠和动员群众，而不是依靠精英，即使优秀精英也是少数，但绝不是农奴的全部。放到国家大战略方面，毛泽东共产党超过国民党，甚至超过任何历史统治者。
一就是国家意志的统一，对防止外来侵犯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二就是民族的团结，这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难题，让千年以来的奴隶主和农奴平起平坐，而且让少数民族一夜越千年，极大地缩短了本民族的历史自然演变过程，从原始部落、农奴制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
三就是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铲除了土匪和家族封建的非公道权力的影响。
四就是民族的妇女解放。如中东妇女至今还在包头。
而《胡乱邦》则陷入了依靠精英农奴主的道路，否决了奴隶群众路线政策，将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讽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从80年代以来在重视知识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体性的往右转，成了社会的混乱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问题的出现都说明《胡乱邦》思路的异化与定位的差异，严重缺乏战略智慧的政治短板。
虽然《胡乱邦》自命不平，时常用“开明“形象出现，但是管理国家从来是需要钢柔相济的。领导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满足大多数人的权利，对知识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引导。《胡乱邦》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的弊端显露了出来了。《胡乱邦》仅仅用一个错误来批判另一个错误，而不是继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现如今的疆独、藏独成因邦乱的混乱局面了。
当提起胡耀邦的时候，不少少数民族兄弟有些敏感，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提及他便是要提到民族关系问题。但其实在这点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是同一阵线的。胡耀邦的政策就是扶持上层精英并对各少数民族进行一定的“优待”。为什么要给优待打上引号呢？主要是因为他这些优待算不上优待，却让汉族人气愤，给部分少数民族抹黑。
这就是《胡乱邦》的“两少一宽”政策：依据“反动网站”维吾尔在线论坛的交流来看，维族人根本就不认可这个政策。他们看到的是很多宾馆在奥运期间不招待维族人，在车站对维族人查的更紧，而不是小偷小摸可以立即释放。原因何在？一个民族的小偷小摸的人有多少？而普通的维族人民有多少被两少一宽的机会？鼓励和纵容这批人不但没有惠及维族人民，还伤害了维族人的声誉。对少数民族表现好的查的更紧，对表现坏的却非常优待，这难道不是一个笑话？一个好的政策，是激励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祸害人民的人！
再说说《胡乱邦》对少数民族上层和下层的区别：
《胡乱邦》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乱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
就这样，拥护中央的藏人下层积极分子被抛弃了，而农奴主却杀回来了。中央所拨的款项，都被官员和喇嘛拿走了。试问，如果你是藏人，你会感激《胡乱邦》的恩情吗？新疆也是一样，《热比娅》就有幸在他当政期间成为《新疆首富，政协委员》。但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吗？你给他们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们自己掌权来的爽，这点道理难道很难去理解吗？《热比娅》已逃亡国外。
还有那些支边的各族人士，来到这么艰苦的地方献了青春献子孙，反倒要被《胡乱邦》谴责，就因为他们的花的国家经费太多。难怪他们要起绰号“胡乱帮”。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贡献之一是基本解决了困扰中国几百年的民族问题。在新疆，百万支边汉族同志和当地维吾尔同志平等和睦相处，共同建设边疆。我身边的朋友，有的来自新疆，他们的父母是老一代支边青年，他们自小在新疆长大。他们讲，新疆人民待汉族青年如同一家人，非常和睦，他们从来也没感到民族隔阂问题。甚至感觉不到他们是不同民族的人。老一代支边人员为国家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家应感谢他们。目前国家对他们的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而《胡乱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层人士，全面抛弃各族下层。但因为他的“两少一宽”，一个伤害双方利益的政策，少数民族和汉族却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伤害了所有人 。
揭开了批判毛泽东的盖子，丢了毛泽东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导致了社会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数民族信仰的坐标消失了，社会正义性的价值观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严打，少数民族地区的骚乱，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势力豢养、庇护下的张狂。
胡耀邦上台后，与万里到西藏考察 9天。此行虽然也讲了几句共产党的好话，但整体上却是否定毛泽东时代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绩。公开指责当时的政策是极左路线。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权；汉族干部多，压迫了藏族干部；中央对藏的拨款被汉族干部职工吃了；中央对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层人士，对这些“极左”政策要彻底纠正。撤销任荣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任阴法唐为第一书记，解散人民公社，要将汉族干部调离西藏。
万里定调，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后来，胡耀邦还表态，欢迎达赖在国外亲自培养的所谓“教师”回藏执教（实际是分裂势力人员）。达赖兄弟讲先回来三、四十人。胡耀邦说、达赖回来，将担任相当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级别的职务。
《胡乱邦》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当年，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胡耀邦的政策还引发了新一轮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人员迅猛扩张。从1982 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
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阵地，公开否定中国合法统治，喊出“西藏独主，汉人滚蛋”的口号等等。阴法唐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强烈抵制胡耀邦的所谓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责，阴法唐 1985年6月被胡撤职，另派伍精华任西藏区党委书记。
伍精华变本加利推行胡的极右路线，让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还派高级轿车迎接。伍精华亲自穿藏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提拔重用旧势力人员，实行“抑汉捧藏”政策。许多高级干部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同达赖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伍精华被称为 “喇嘛书记”。
藏独活动日益嚣张猖狂，在拉萨策划了许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规模的打砸烧抢事件，正是多年来藏独分裂活动的结果。藏独势力东山再起，越演越烈，中华民族面临分裂危险，斗争日趋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亲自操作，先否定毛，再否定中国模式，否定斗争理论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也是胡耀邦极右路线的惨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来源：新华网 人民网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各上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各少数民族均已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并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究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李 维 汉????（签字盖章）
代???表
??张 经 武????（签字盖章）
??张 国 华????（签字盖章）
??孙 志 远????（签字盖章）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首席代表
首席代表
??阿沛·阿旺晋美????（签字盖章）
代???表
??凯墨·索安旺堆????（签字盖章）
??土丹旦达??????????（签字盖章）
??土登列门??????????（签字盖章）
??桑颇·登增顿珠????（签字盖章）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改革开放后丑陋老朽古董当新鲜。今年春节在大大小小《春晚》节目中出现的持继复古之外，还多了语言文字的复古。
例如《龙行龘龘》。什么意思？别说老百姓听不懂，看不懂。就是一般成年文化人也不懂。又难写。这些藏在故纸堆里本早已发霉腐烂的字，又挖出来干吗？显示有“学问”？让孩子们学习？这是语文的倒退，语言文字运用的污染，是文化上的装腔作势，是审美上的低级趣味。语言污染的危害，比环境污染更可怕。环境污染给身体造成的损害，只要换到干净的地方，假以时日，尚可以调养。但是语言污染带来的精神损害，往往终身难以治愈。
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别说共产党人，就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一群受过西方教育即新式教育的留学生们发起了一次革新运动。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儒发霉丑陋繁杂的东东，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大文人们，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但也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这些发霉的古字突然被重新挖掘包装起来，这种装腔作势的危害不容小觑，因为风气的败坏，往往是从语言污染和腐败开始的。一百多年前就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张：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讲求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新青年派还有其他一些主张，包括废除孔学、废除汉字等偏激的主张，这和人文理性学术派学衡、文化与科学派国风等的主张或结论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沿用的旧中国的文人们还是沉迷于腐儒之中，走资派借用这些腐儒右派文人搞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有了毛泽东的《文革》。《文革》也是新文化的继续。对于这些早已发霉腐烂的腐儒文化，要不要打倒、摧毁、砸烂甚至炮打？就是被打倒、摧毁、砸烂甚至炮打过一次了，在走资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所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里，只因抹黑了《文革》而将所有的丑陋老朽落后当新鲜了。而且还成复古盛世了。才有了这样的丑陋复古文化当新鲜。
又如农业单干，本来是一种老朽的东西，却当作新鲜。
小农经济，几千年了，已经发展到了穷途末路的尽头。到了近代，世界各国或先或后向小农经济说“拜拜”。几百年前，随着资本主义革命的发端，农民开始在资产阶级的引领下，向两极分化，少数成为农业资本家（农场主），多数成为雇工。土地向农业资本家集中，进行规模经营，发展成现代化的大农业。
这条资本主义道路，走了几百年，牺牲了劳动者几代人的幸福，才达到今天的富裕。一些先进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回望这一段痛苦的历史，试图探寻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免除劳动者几代人的受苦受罪。
其中的一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者认为，应该走集体化道路。苏联的集体农庄，中国的合作社都是相当成功的例证。
中国又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起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农村人民公社，经过毛泽东纠正了一线领导人左倾浮夸风的偏差之后，人民公社终于稳定在三级所有制的基础上。
到七十年代末，人民公社的社级财力已占30%以上，凭这个财力，已经到了全国农村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的前夜。
事实上，一部分搞得较好的农村人民公社，已基本实现机械化。
八十年代以来，人民公社被走资派强令解散，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开头两三年，有点起色，接下来几十年，至今仍在原地匐行，发展不起来。
而少量顶着干保存下来的公社集体经济，却发展起来了，其中华西、南街等，短短二三十年，就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现代化，群众生活共同富裕、美满幸福。
由上可见，单干的农业，是一种老朽的、落后的、正在等待着被历史淘汰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创新的、先进的东西。集体农业才是一种历史的创新、历史的进步。走资派把老朽当新鲜，把倒退当前进。此其一。
其二，资本主义私有制，也是一种老朽的东西，也被走资派当作新鲜的玩意，引进来玩我们。
几百年前，确实，资本主义是新生的、先进的。但经过起初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原始积累，进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发达，再进到现在的新殖民主义时期，已经腐朽了。它们为了延缓矛盾，吸收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企图通过这种改良性的表层进步，苟延残喘。于是，在这个世界上，就出现了一种惹眼的反差对照：两股互为逆向的流。一股是，人家老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吸收先进的社会主义因素当中较为简单的部分，社会福利，缓解社会矛盾；另一股是，我们的走资派，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引进腐朽的资本主义东西当中最腐朽的部分，血腥的原始积累，孳生社会弊端。
此外，还有股市、保险、博彩、银行衍生物，还有公关、红灯区，还有普世价值、三权分立、还有自私、颓废、成功学、厚黑学，等等，都是陈旧腐朽丑陋落后的东西，走资派都把它们当作先进的宝贝疙瘩引进来或妄图引进来。而把人类社会迄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幸福美满的群众福利、强大凝聚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促人奋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丢掉。
综上所述，可见，历史前进的路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折线；历史脚步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直路，而是一条曲折路。七十年代末是个历史折点（或者叫做拐点），中国走歪了，进入邪道，走回头路，用政治术语来表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经济制度私有化，经济发展两极分化，官员腐化，劳动群众生活贫困化，生存环境毒化，社会关系恶化，劳资矛盾尖锐化，官民关系敌对化，文化、道德、思想堕落化，中美关系殖民化。
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历史，前30年和后30年，形成非常严整、对称的镜像。
镜子这面，是左手，折射到那面，就是右手。镜子这面是高帽子，折射到那面，就是矮凳子。
前30年和后30年形成镜像对照的细部如下：
（这些镜像细部，实在是对仗得很工整，可以贴在国门上作为“门联”。横批是“中国的镜像对照”，上联、下联如下：）
前30年——后30年
魁梧伟岸——矮小猥琐
独立自主——崇洋媚外
爱写“社”字、“公”字——喜欢“资”字、“私”字。
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逐步消灭阶级剥削——不准提起阶级斗争，迅速孳生阶级剥削
逐步公有化——急步私有化。
为人民服务——民为官服务。
工农大众是国家主人——工农大众是弱势群体。
干部清正廉明——官员贪污腐化。
社会共同富裕——社会两极分化。
低收入家庭，不觉得上学看病是个负担——中收入家庭，也感到上学看病是个负担。
社会福利逐步提高、扩宽——社会福利逐步销蚀、丧失。
一排旧的三座大山已被推倒——两排新的三座大山重新垒起。
（读书、治病和购房三座大山；新资本家、新官僚买办和新殖民地经济三座大山）
没有妓女——千万妓女。
学习雷锋好榜样——嘲笑雷锋大傻瓜。
人们互相关心凝聚一体——人们感情冷漠一盘散沙。
社会风气纯朴诚实、团结互助——社会风气假冒伪劣、坑蒙拐骗。
看了这幅镜象对比，不免令人心中对往昔不胜怀念、唏嘘慨叹！并升起一片浮思遐想：如果不走那段弯路多好呀？！
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容不得遐想，历史过去了就不能改变。
是的，遐想不能改变过去的历史，但遐想可以反省历史，可以总结历史经验，启迪对未来的思路。
既然这样，还是让我们信马由缰，放开遐想吧。
如果30年前，没有误入邪道，而是一直正道走来，会怎样呢？
先看农村，沿着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大寨道路继续前进，就不只是华西、南街等散落各地约一千个左右的集体经济，而是全国农村范围的集体经济，凭30年前公社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力，三、五、七年即可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再用三、五、七年就可实现现代化。经过这30年到今天，全国农村就会遍布数以万计的、像华西那样的、发达的社会集体。
再看城市，沿着公有制的大庆道路前进，凭30年前国有经济的发展势头，再经过这30年到今天，经济会增长十几倍或几十倍。
由于没有两极分化，国家财富增长多少倍，劳动群众的财富也都会大体同步地增长多少倍，这样，工人的工资就会在原基础上达到月薪万多元或更高的水平。全国范围，不管是城里人或农村人，都会同华西人一样，同等富裕。
由于没有贪污腐化，社会财富就免遭少数蛀虫的销蚀，全国人民都能共享成果。
由于没有资本主义的剥削，也就没有现在各种丑恶的社会弊端。大家团结互助，友爱相处。既有充裕的物质生活，又有健康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惜哉！
历史的命运没有给我们眷顾！
历史给我们的宿命，无情而且残酷！
走了40年到今天，是一条邪路。
反思，
历史的前后对比和正反验证已经很清楚；
觉悟了，知道今后应该走什么道路。
无须向上帝祈求，无须问苍天何故，更无须自怜泣诉；我们不认输，不认输，绝不认输。
呐喊，
用激荡的呼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与群众熔为一炉。
有须眉，更有巾帼。有青丝白发，有血气方刚，也有初出茅庐。
让新生的热血输入革命队伍，在一条战壕里同歌共舞。
提醒你，早晚还会出毛主席，他是领袖，不是救世主。
未来的命运，靠工人农民们共同重铸！重铸！！
如今中国人中的底层百姓在一块唠嗑骂街。先从骂许家印开始，接着骂现在的官员腐败和不作为，骂部门办事难和吃拿卡要，骂医院的医生像屠夫一样无情，骂到处的假冒伪劣偷蒙拐骗......接着有老人就说道：“毛主席手上，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就保证了新中国几十年的官场清廉，现在贪污受贿即使上了几十亿，一个也舍不得枪毙，要不贪官会越来越多......”
因为毛主席的反腐败，绝不仅仅是对腐败分子一毙了之那样简单，而是有一套完善的机制体制制度，来防止腐败的产生和发展。
一、公有制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使全社会充满了正气和正义，让腐败失去了生存环境
认识来源于实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形态。毛泽东时代，公有制经济基础必然形成“天下为公”的社会心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等，在那个年代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
例如在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里，有一个用生产队的毛驴车为队里各家各户拉煤的人，在拉上煤后爬了进村的一道大坡，走到村头平处后，把驴栓到树上让休息一会，结果驴把树皮给啃掉了。有几个放学后的小学生看到，一边上前把驴头拉住，一边叫醒休息时已经睡过头的赶车人，怒斥“你怎么这样不负责任，让驴啃树是破坏集体财产......”后来这几个小学生还把问题反映到大队，这位赶车人在社员大会上做了检查，并补栽了10棵树才把事情了结。可见在那个年代，即使是小学生也是公私分明、有监督意识的。
另一件是某农村人民公社修了一个小水库，在“合拢口”时，适遇上游下了一股“过云雨”，水一下子大了起来，为合拢口准备的装着石头和土的草袋，甩下去就被水冲走。此时，民兵连长叫了一声：“跳，搭人墙”，自己便第一个跳下去，接着其他人也接二连三地跳下去，手拉手用脊背搭成一堵人墙，才挡住上面丢下的草袋，合住了龙口。待大家上来时，不少人的脊背都渗出了血。当时，笔者在另外一个公社放映队当放映员，这个公社自己没有放映队，为了庆祝合拢口并慰劳大家，其他公社的放映队被请去给放电影，为现场亲眼所见。
这两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但至今还历历在目。
请问，在全社会都是这样充满正能量的氛围下，腐败分子还有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吗？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社会主义高尚价值观的丧失则带有必然性。“无私奉献”价值观的核心是为了党和国家及其人民利益，“不计报酬”“不讲代价”“不求回报”。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却是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等价交换”与“无私奉献”，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价值理念。要让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绝大多数人，不受所生活的整体社会环境影响，去践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犹如想养育一个健康的婴儿，却让他每天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环境中那样天方夜谭。这种价值观的倒置，绝不仅仅是一般民众，更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讲，只有高层的沦陷，才有底层的沦陷。而全社会沦陷后，腐败就更加肆无忌惮，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很难有效治理。
二、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决定了人民群众对干部有一种天然的监督意识及监督的不妥协性
毛泽东时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公仆。这一社会定位，决定了人民必然对干部有一种自觉监督的意识，也决定了监督的不妥协性。试想，有多少主人面对强盗拿走自己的东西时会无动于衷，一声不吭？因此，那个年代，只要有人敢于向国家财产和人民财产伸手，即使并未涉及到自己的个人利益，也会有许多人去维护正义，出面阻止或向上级反映。当绝大多数人都成为党和国家及其人民利益的维护者时，即使一些人想贪污受贿，也要顾忌铺天盖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监督的眼睛，掂量其腐败的后果。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有贼心也不敢有贼胆”。
但毛主席逝世以后，情况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刚取消人民公社体制时，笔者曾听过一位农村好友发牢骚：“过去我们叫社员，自己也感到是社会的一员，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和义务感。现在叫成‘村民’了，既然你是‘民’，就得规规矩矩地服‘官’管，至于社会的事，就更不用你去操心了。”尽管这位朋友的理解并不一定准确，但却暴露出一种民间心态。事实也确实如此，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这种责任感和义务感以及对自身利益的捍卫权，最终都被各级官员堂而皇之地“代表”了。至于被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先是被改革为‘合同制身份’，成为雇佣劳动者，随后又完全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商品。在这种社会定位下，要让毫无社会地位的人民起来监督党和政府、监督官员，无异于痴人梦话。因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必然逐渐变为“天下兴亡，与我何干？”
三、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双向制约”机制，既对官员产生巨大约束力，也同时加强了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号召力
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对官员之所以形成巨大约束，就是因为法律赋予了老百姓维护自己权益和党和国家利益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后来饱受一些人诟病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笔者在这里不便评价这一武器的功过是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由于老百姓手中有这一武器，不少官员就得夹起尾巴来做人，不敢对老百姓扯高气扬，颐指气使，更不敢胡作非为，去贪污腐败。
毛泽东时代见过一位老农对县委书记的反驳。其缘由是县委书记带人下乡检查农田基本建设，指责村里的安排有问题，这时村贫协主任站出来说：“x书记。你说的不对，如果按照你说得那样干，不仅会形成窝工，而且会带来许多隐患......”接着老农仔细分析会出现窝工和后患的缘由。县委书记听了无话可说，最后临走时还专门过来特意和老农握了一下手。试想，这样的场景，在后来还可能再现吗？
但是，当时的环境下，在赋予群众巨大监督权利的同时，也并不是说老百姓就可以任意而为、无法无天。只要领导说得对，指挥得对，作为下属，必须服从，不服从就有相应的制约手段。当时，农村的生产队小队长，工厂的工段长安排工作，社员和工人都得服从，否则，农村生产小队长可以左右对你工分多少的评价（当时大多数农村记工为社员集体评价，工分联系着年终分红和工分粮），工段长对不服从安排的工人也有相应的制裁措施。把这种群众和领导可以互相制约的机制，称之为“双向制约机制。”
四十多年前，在高层召开的以“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为主题的一次研讨会上，某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在发言中曾提出：“加强党的领导，无疑需要高度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权威，但也更需要加强各级组织包括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号召力，否则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就成为空中楼阁”。同时呼吁“必须在基层运作机制上，建立这种‘双向制约’机制。没有群众对干部的制约，一些官员就会肆无忌惮。而官员一旦自身有问题，腰杆就硬不起来，就不敢理直气壮地去管人管事，即使想管老百姓也不买账。而基层组织的堡垒作用一旦失去，大量的社会稳定压力就会逐层上传，最后直至传导到中央......”而几十年的事实已经证明，现实还是不幸被所言准了。也不知道对此该喜还是该忧！
当然，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能保证几十年的清正廉洁，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如普遍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领袖身体力行下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模范带头等等，在这方面有关学者已经研究探讨不少，在这里就不赘述。
近年来，中央一直强调“反腐永远在路上”，这一论断深刻表明了中央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但我们反腐败的路，总不应该是越走越艰难，越反腐败分子越多，越查腐败涉案金额越大。否则，无以向人民交代，更无以向历史交代。因此，要想反腐败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就不能老是围着粪坑打苍蝇，必须彻底地进行机制体制制度改革，要还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应有权利，使人民群众不仅对官员的升迁去留拥有话语权，同时要赋予对权力天罗地网式监督的相应手段。否则，产生苍蝇的粪坑永远难以铲除，而最近被炒得火热的类似“马树山案”的现象，也就永远难以禁绝。
毛泽东之前，外国租界地很多，世人皆知不去多言。
毛泽东之后，外资企业，中外合资，特区，自贸区等。上海的跑马厅快要完工。等等。
毛主席的伟大之处！
在毛泽东之前，很多国家都从中国身上咬了一口。沙俄拿下了外东北和一块新疆。日本拿下了北方三省。英国拿下了香港。葡萄牙拿下了澳门。法国和英国拿下了一块上海。德国拿下了青岛。美国说服了所有其他大国与她分享贸易权。毛泽东之后，不再有外国占领。而走资派篡权后，又复辟了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跃武扬威横行霸道了。
内战结束后，毛泽东上台时，全国充满了数百万的土匪，就像今天的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马里。在两年内，所有的土匪都被清除掉了。如果你想想北约在阿富汗的时间有多长，而中国的人口是它的30倍，空间大得多，地理环境更具有挑战性，这不是一个小成就。
当毛泽东上台时，中国有5000万吸食鸦片者，这是鸦片战争的后果。3年内，每个人都是清白的。如果你想一想美国的"毒品战争"和禁酒令是如何进行的，这个结果是非常惊人的。
当毛泽东掌权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如此之低，以至于一个13岁的女孩被卖给别人作为他的第三个小妾，只需100美元，这是司空见惯的。毛泽东废除了纳妾制度，并规定妇女与男子平等。他让所有年轻女孩和男孩一样去上学，接受教育。今天，中国的女性百万富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
毛泽东上台时，80%的中国人是文盲。识字的定义是能够写自己的名字。在中国，常见的身份识别方式是用手指蘸上红墨水，按一个拇指印，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写自己的名字。新中国建立了夜校，让所有40岁以下的人在工作之余去那里学习如何阅读和写作，在十年内，城市和城镇的文盲潮退去了。今天，中国的识字率为96%，识字率的定义比1949年要高得多，即能够阅读和书写大约3000个汉字的能力。基本上是五年级的水平。
毛泽东上台时，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5岁。毛泽东对一群贫穷的农民进行了基本的保健和免疫培训，以服务他们自己的村庄，平均预期寿命立即开始跃升。中国的预期寿命从35岁到今天的73岁。
如果没有和平与安全，没有教育和医疗保健，没有让妇女获得与男人平等的自由，中国就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而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考虑到中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处于最严格的经济禁运之下，几乎是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这一切。
即使是今天。即使是一个只有2000万人口的小国，让前20个最发达和最富有的国家向它倾注资金和援助20年，而不是让10亿人在西方完全禁运下20年，也根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如果你想尝试，就去索马里、阿富汗、南苏丹、海地做吧，所有这些地方都已经比中国在毛泽东之前的情况要好得多。
为什么毛泽东被视为英雄?
看看毛泽东之前和毛泽东之后中国的事实。
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中国的领袖。在1950-1976年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有了明显的跳跃。
1950年，中国的识字率为20%。到1980年，中国的识字率增加到65%，现在几乎达到100%。
在1950到1980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总体良好。它有起有伏，但你必须考虑到中国在1971年之前一直处于西方最严格的禁运之下。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禁运最多的国家。400种物品被列入禁运名单，包括化肥、木制渔船、药品和铜线。
如今中国保持着3年的粮食储备，并且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战略猪肉储备的国家。他们绝对相信，只要有半点机会，美国就会将粮食武器化。在1950年至1971年期间，中国实际上处于与美国的经济战争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那些年里的经济表现并不差劲。
因此，基本上，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在毛泽东之前，你很可能是文盲，在30多岁时死亡。毛泽东之后，你能识字，有一点钱，活到70多岁，你有机会结婚，有孩子，看着他们长大，自给自足。毛泽东的政府提高了中国的预期寿命，解放了妇女，实施了基本的医疗保健和教育，并为技术进步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基本事实。任何关于毛泽东领导的讨论都应该从承认这一事实开始。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工作，80年代的中国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80%的文盲，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妇女被裹住双脚，只能呆在家里。地球上有七十亿人。中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如何客观地评价毛泽东?
1949年，中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毛泽东知道英国十六世纪的土地革命和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奇迹般地改善了粮食和商品生产，但它们花了两百年时间，给老百姓带来了苦难、流血和灾难性的混乱。
在中国不断受到攻击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这两场革命。从20世纪50年代初比比利时还小的工业基础开始，长期以来被嘲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结束时成为了世界上六大工业生产国之一。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在后毛泽东时代就没有什么可改革的。
如果没有50年代和60年代修建的庞大的灌溉和防洪工程水坝、灌溉工程和河堤，就不可能在后来的几年里在个人家庭农场获得更高的产量。
莫里斯-迈斯纳说："根据一些关键的社会和人口指标，中国甚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出五倍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毛泽东的经济记录与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工业化的可比阶段相比更有优势，这些国家是后期现代化的主要国家中经济最成功的案例。
在德国，1880-191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每十年33%。
在日本，从1874年到1929年，每十年的增长率是43%。
苏联在1928-58年期间实现了54%的十年增长。
在毛泽东时期，从1952年到1972年，十年的增长率为64%。
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有限援助，毛泽东的工业化进程没有得到外国贷款或投资的帮助，在他去世时，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唯一没有外债或内部通货膨胀负担的国家。
他设计的经济是如此彻底的合作化，尽管有禁运、军事入侵、核威胁、原始的通信、加倍的人口、不稳定的物流，他每十年都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
到1974年，毛泽东重新统一、想象、改革和振兴了地球上最大、最古老的文明，在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失败后实现了现代化，解放了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多的妇女，并结束了数千年的饥荒。尽管西方对粮食、金融、技术、医疗和农业设备实施了长达25年的封锁，并将其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但毛泽东驱逐了侵略者、土匪和军阀，消除了严重的犯罪现象，使人口和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将识字率提高到84%，解放了中国的妇女，教育了中国的女孩，消除了贫富差距，恢复了基础设施，使中国没有债务，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可能会是什么样?
想象一下，如果是甘地这样的人领导中国，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中国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农民会像以前一样成为最低的阶层。
第二，妇女的地位仍然很差，而现在，妇女是"中国制造"的重要力量。
第三，国有企业和土地所有权是中国经济奇迹能够持续这么久的重要原因。但这对甘地来说是不可能的。
第四，软性的方式对暴力黑帮根本不起作用，所以用甘地的方式，中国的城市将被黑帮所控制。
总而言之，中国是幸运的，否则中国即使不比现在的印度差，也至少有2/3的人陷入无望的贫困。
毛泽东使现在的中国成为可能，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