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经济是按计划地进行的

文革期间经济是按计划地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是每个《五年计划》进行的。不是瞎猫碰到死老鼠摸石头的市场化进行的。文革二年及文革之后的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1978年，中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叶剑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中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所以走资派邓小平胡乱邦等胡说的“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少，实际上反映了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人民节衣缩食、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

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因此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

 “文革”时期，人民生活差别、干群经济差别不大，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贯彻。毛泽东常常抨击特殊经济待遇。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企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蹲点报告中，批示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到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文革”中毛泽东在谈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时说：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反对革命了，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一百年、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文革”后期，从工农兵中提拔为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陈永贵、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人仍保留在原单位时的几十元工资待遇，参加中央会议用餐、饮茶都要付钱、粮票，每年都要下到基层参加劳动。干群关系在经济差别上相对比较缓和，在这方面群众怨言不多。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１９７５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１２５个项目，到１９７５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９６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包括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实验站、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其他还有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的空白。到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从１９６５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１０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８０４６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５５％，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１９６４年的１９.２％提高到３４.７％，货物周转量增长４倍多，占全国的1/3。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２２.７８万公里，占全国同期的５５％。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１２４个。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重点企业，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１２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机械厂使三线地区具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到１９７９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１９６５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部门。主要有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陕西秦岭火电站等。到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１９６４年的８３６７万吨增加到２１２００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４７.９％；年发电量已从１９６４年的１４９亿度增加到６３５亿度。到１９８４年，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３００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三线工业投资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兰州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全国唯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９８４个，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６４年增长４.５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９４５个，占全国总数的４１％，１０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５０％。?

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地方“五小”工业（主要指地、县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已经有了兴起的趋势。给内地以后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加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部署。在以周恩来为首、十几位副总理和部长参加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指导下，有关各部门制订了一系列计划。二机部计划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弹、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争取在１９６８年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到７０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供地地战略导弹使用的核弹头；七机部拟定了在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２年研制出４种地地导弹，同时发展卫星运载火箭的计划；六机部计划在１９７２年研制成功第一艘中国核潜艇，下水试航；中国科学院提出，争取１９７０年前后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１９６５年，中央批准了上述计划，将其纳入国防科技“三五”计划。

１９６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12月26日，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１２月２８日，氢弹原理爆炸试验取得完全成功，标志着中国氢弹技术的突破。中国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比美国、苏联都快得多。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采用轰６型飞机投掷方式，爆炸威力为３３０万吨ＴＮＴ当量，取得了圆满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进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从５０年代末期起中国科学院已经做了许多理论探索工作。到１９６５年，进行卫星研制的技术基础基本具备，国防科委提出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报告，获得中央批准。１９７０年１月，一、二两级火箭飞行试验成功，３月，中央批准卫星及运载火箭运往酒泉发射中心。４月２４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为114分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卫星重173公斤，在重量和一些技术上超过了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这是中国航天空间技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导弹核潜艇的研制，从１９５８年开始列入计划。１９６５年列入国家计划，开始研制，分为研制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两步走。１９７０年４月，研制核动力装置的关键设备陆上模式反应堆建成，７月进行提升功率试验成功，证明核动力装置可以装艇。１９７１年８月和１９７４年４月，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的泊系试验和航行试验相继完成，结构证明性能良好，可以交付海军使用。

“文革”时期，石油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60年代起，中国已陆续勘探和开发出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准备投入全面生产。“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先后制成和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这些成就是从５０年代起中国领导人和广大科研技术人员经过不懈的开创和连续科学技术攻关才取得的，也反映了新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们在“文革”时期的可贵努力，为以后新中国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事实证明走资派邓小平胡乱邦等胡说的“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说法是别有用心的,  是忽悠人们的大谎话, 是走资派邓小平说谎公司编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