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即清光绪末二年起,曾祖父的孙儿们相继出生了。
湘西余氏曾祖母生的儿子“庆”字辈老大(我爷爷)结婚后,生养的孩子中,只有一个儿子长大成人了。他是 “泽” 字辈中最大的孩子,成了曾祖父的长孙,他就是我的父亲。父亲在家族大排行却是老五,不知原因,我好像没想过,也没问过。
江西籍娃娃亲曾祖母的 4个儿子,我爷爷的同父异母弟弟们,一共给我的曾祖父添了十多个孙子孙女,他们是我父亲的堂弟和堂妹。连续两代,G 家人丁兴旺,男丁尤旺。
大概是曾祖父的意思吧,他的 5 个儿子的孩子们,分别按 “金”、“水”、“木”、“火”、“土”边旁选字,给各家的孩子取名。各家孩子有多有少,倒也是五行齐全。
母亲说,吸取儿子们个个不学无术,一生游手好闲的教训,曾祖父很重视孙儿一辈的教育。他为这些相继出生的孙儿们办起家塾,聘请好的塾师来教他们读书、写字、作文。即便如此,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喜欢读书。六叔就跟我说过,他们几个常常偷跑出去抓蛐蛐,老师也管不了。只有五哥(我父亲)比较沉静,读书最用功,字也写得最好。
父亲七、八岁的时候,曾祖父就鼓励他的这个长孙给家乡小县城民众写对联。每年快到过年的时侯,曾祖父让人摆好桌子,备好笔墨、砚台和写对联用的大红纸,让他当街给人写对联,谁要就送给谁。在家乡小城,当年父亲有“神童”之誉,有些旧时秀才也喜欢和他谈诗说文。家塾出来后,年事已高的曾祖父又送父亲去长沙岳云中学(当时,校址在长沙经武门荷花池)读书,可能比较接近现代教育了。
男大当婚,为G氏家族传宗接代,是曾祖父这个长孙对家族的最大责任。应该是得到他祖父母和父母亲的首肯,他三婶把湘西所里(现在的湘西州首府吉首)张宏铨家的女儿介绍给他。张宏铨(字伯衡),耕读世家,本人以教书为主业。1913年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湖南省众议员,他的女儿出生于光绪末年(1908年),比我父亲小一岁,常德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喜欢会读书的男生。虽然她父亲对派人提亲的准女婿的家庭是商人颇有微词,女儿却说,我要嫁的是他,他是读书人,不是商人。那时他才是岳云中学的学生,或者刚刚毕业。他们十七八岁就结婚了,据说当年母亲的嫁妆队伍在小城里颇为出彩。
母亲20岁时生下我姐姐,她是曾祖父的第一个重孙辈孩子,可能是他生前见过的唯一重孙。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父亲受到我外公的勉励和资助,决心继续学业。后来他考取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告别爹娘和妻女,独自踏上北上求学之路。
母亲还说,父亲去外地求学(我不记得是去长沙读中学,还是后来去北平读大学了),还曾受到湘西王陈渠珍的资助。她说,这位主政湘西很多年的湘西王一向很支持湘西子弟外出求学上进。晚些时候,我又知道凤凰籍的著名文学家沈从文、著名画家黄永玉,还有后来成了共产党的滕代远等人,年轻时都得到过陈渠珍的支持和资助。
后来,二爷家的七叔、九叔和三爷家的十一叔也先后上了大学,三爷家的十叔上了黄埔军校(他是第十二期,应该是在南京了)。
我的堂叔们,从六叔、七叔、。。。直到十二叔、十三叔,还有几位堂姑姑。他们十多个堂兄弟姐妹,年龄相差不少,十一叔比我父亲小十岁还多;年龄最小的两位焕叔和尧叔(我们叫他“冬老”),和我姐姐差不多的时候出生的,比我父亲小二十来岁了。冬老是现在唯一还在世的长辈,算起来,应该90岁上下了。
在我出生前,身材高大却生病的九叔就住在北平我父母亲家了。我们和他相处最久,然有效交流很少。查资料得知,九叔毕业于长沙明德中学,1932年考入北大物理系读书,想必当年也是很聪明,学习很好的学生。不幸,1935年,因感情受挫患精神病休学,一直住我父亲家养病。后虽有好转,却再未能读书和做事。日军占领北平时期,于1942年出门后失踪,遍寻不见。大家都认为,多半是被日本人抓了壮丁。
1947年,我们离开北平,途经南京、长沙、常德回家乡的一路上,以及在家乡时,见过除七叔(他去了四川)以外所有别的堂叔。
1947年夏天,我随母亲从北平到南京。先一年来南京工作的父亲带我去见了当时也在南京的十叔。从南京回老家经过常德时,又见到了十一叔和三姑,三姑是十叔和十一叔唯一的亲妹妹,他们是三爷爷的孩子,算是都离开老家在外面做事或当兵了。解放前不久,十叔在回乡途中遭匪民图财害命,三姑父是十叔的黄埔同学,解放初被镇压。建国后,曾在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省政府工作、也算起义的十一叔一直在长沙工作和居住,和父亲联系较密切,往返老家时途经长沙,总去拜访。
回到家乡,见到二爷家的六叔、八叔,四爷家的十二叔(焕叔),五爷家的十三叔(堯叔),我们叫他冬老。还和焕叔、尧叔下过象棋,赢了他们。嘿,咱不是北平来的吗。那时侯,六叔常酗酒;八叔还在做生意,焕叔身体不好;我读高小时,尧叔读高中,后来他入伍了。我见证了焕叔结婚、尧叔订婚(后来这桩婚姻未成)和参军。那一次,还见到了来我们老家接三姑回自己家乡的三姑父。70年代回老家时,和焕叔在一张床上睡过一夜。
二爷家的八叔是曾祖父众多孙子中唯一继承父业在老家经商的,但是,生意规模比曾祖父时小了很多,无法相比。他的商号叫悦达祥号,始于三十年代,那时上黄埔军校的十叔填报的永久联系地址就是悦达祥号。八叔做的还是和曾祖父差不多的生意,收购桐油、猪鬃等土产,也随船跑常德卖货进货,我们回去的时候是四十年代末,八叔的商店主要卖布,也卖些其他货物。他比较胆小怕事,但对卖货的农民和买布、买东西的顾客确实很好,多少得了乃祖真经。
曾祖父当年有两处商铺(都是前店后家)。一处大的商铺在县城中心,分家时分给了老二和老五两家。后来他们把大的商铺租给别人,内部改装后做了银行,很长时间里是这个县的唯一一家银行,我在老家的时候随他们进去玩过。小的一处商铺分给老大(我爷爷)和老三两家,二爷家的八叔就是借用这处商铺开店做生意。店里原有两个大柜台,他只用了其中一个,另一个柜台有时租给别的商家。
唯一没见过的是七叔。听家人说,七叔身材高大,解放前在四川大学读书,参加过学运。建国初期,在国家排球队当过裁判。
曾祖父生前见到了他所有的孙子孙女。还看到了长孙结婚,出身读书人家的长孙媳妇也知书识理。他至少见到了一个重孙女(我姐姐),也可算是四世同堂了。
不管怎样,曾祖父的十几个孙辈,后来或读书、或当兵、或经商,比他那五个儿子有出息多了。
说起姐姐出生,母亲还记得一件当年令她颇感不平的事情。她说,“原来说得好好的,(你曾祖父母的)第一个重孙出生时,要放鞭炮庆贺的。等孩子出生了,说是女孩,又不放鞭炮了”。年轻的母亲不高兴了,“女孩怎么啦?生女孩为啥就不能庆贺了?” 到底是受过些新教育的女性了,主张男女平权。不过,当时怕也只能在心里嘀咕一下。
从姐姐开始,G 家我们这一代(若自高祖母算起,算第5代)是“长(chang )”字辈,可能有二十多人。后来,父亲从南京回到老家以后,向当时的大家长三公要求看了家谱,并且把我们的名字也填上去了。再往下是“子”字辈,不过,自“长”字辈开始,因多散落在外乡,给孩子取名大概有不少都各行其是,互不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