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启慧
历史不是封闭的城堡，沉积的墓地，不是只有一个燃灯者，几个仆役，在黑暗中出没的盗墓人。它是永不垂降幕布的舞台，生者和死者一起登场，悲剧喜剧滑稽剧同时上演。我们观看，聆听，从中辨认一切：从台前到幕后，从脸谱到人心。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朝同紫台九重天，夕隔关山路八千
前言
1901年11月6日，李鸿章的老部下周馥赶到北京郊外的贤良寺，此时李鸿章已身着殓衣，处于生命的弥留状态，等到第二天中午时分，“双目犹炯炯不瞑”，周馥哭号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滴清泪缓缓滚出深陷的眼窝。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帘，李鸿章的双目才缓缓合上，过了一会才渐渐断气。临死前，他的床头还站着逼他在东北问题上签字的俄国公使。
八年之后，在东北的瑟瑟秋风中，一辆俄国铁道局的“特别专列”缓缓驶入了哈尔滨火车站，几千名俄国军警严阵以待，在场的摄影师架起了机器，他们的任务就是拍摄一部“热烈欢迎”的宣传片，以显示对这列火车上一位乘客的重视。
摄影机追随着他的身影，欢迎仪式已经接近尾声。突然，“砰”的一声，日本侨民的队伍中响起了枪声。伴着枪响，一个戴着鸭舌帽、穿着旧西装的青年从前排负责警卫的俄国士兵中冲出，枪口朝着这位乘客，“砰砰”又是两枪。
日本政坛“常青树”——明治维新后曾四任首相、时任日本枢密院院长的伊藤博文遇刺身亡。行刺者是韩国人，名叫安重根，时年30岁。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分别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开始的明治维新早8年，二人时代相同，风云际会，砥柱中流。
但结果却是日本后来居上，洋务运动的首领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历史不是封闭的城堡，沉寂的墓地，不是只有一个燃灯者，几个仆役，在黑暗中出没的盗墓人。透过历史，我们聆听，从中辨析一切。
这个世界不缺少朗读者，最缺少的是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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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年立志出乡关
1845年，年轻的李鸿章进京之前，曾赋诗一首：
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先起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此诗通俗直白，既有青年人年少气盛，恃才傲物的风骨，又有日月如梭，浮生碌碌的感慨，“身不足五尺而雄心于万夫”的气势溢于言表。
李鸿章家世代耕读，虽然算不上富裕，但也衣食无忧。父亲李文安中了进士后，李鸿章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投靠在父亲的同年、大儒曾国藩门下。
曾国藩是桐城派大师姚鼐的学生，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他在学术上名气远远大于官场上的名气。
跟着大鱼吃小鱼，跟着虾米吃塘泥。跟着一个院士做学问和跟着一个乡间的私塾先生做学问，平台不一样，未来的发展也不一样。
年少的李鸿章不仅人极聪明，而且还谦逊好学，更重要的是他办事少拖沓，干净利落，能照顾到多方面的利益，总能把事情办得尽善尽美。对此，曾国藩看非常欣赏，于是将所学倾囊相授，但同时他也看到李鸿章的缺点。
对两个得意门生俞樾与李鸿章,老师曾国藩曾恰如其分地评价道：“俞樾（清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吴昌硕、日本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拼命著书，少荃（李鸿章）拼命做官。”
1847年的清国人才大选拔中，李鸿章有幸成为进士，与李鸿章同时考取进士的还有直隶张之万、江苏沈桂芬、山东马新贻、福建沈葆桢等人，这些同年在清朝后期的官场中拥有很高的地位，一度成为将倾大厦的顶梁柱。
青年李鸿章顺风顺水之时，与中国一衣带水相隔的日本，年幼的伊藤博文还是村里有名的恶作剧顽童，他的父母都是农民，从小家境贫寒，备尝辛苦。
1857年，伊藤博文返回家乡长州，他先是投奔来原良藏，后入松下村塾，受教于改革派下级武士的领导人吉田松阴门下，深受吉田松阴器重。
与曾国藩不同，吉田松阴对西方现代学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1854年，极富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的吉田松阴，企图藏匿在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准将的军舰上偷渡美国，直接探求西方强盛的秘密，结果被发现并遣返。
与伊藤博文一起求学的，还有山县有朋、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井上馨等人，吉田松阴在私塾里，将自己关于国家政策的思想灌输给了这些年轻人。他们后来也成为了日本倒幕运动、明治维新时期的帝国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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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时势造就英雄
1852年，李鸿章在翰林院的考试中，名列第二。本以为高官厚禄就在眼前，却被拜上帝会的洪秀全踢到了一边。
调用八旗军镇压太平军不成，咸丰帝大笔一挥，撒豆成兵，一口气任命了43名“团练大臣”到各地组织地方武装，连丁忧在家的曾国藩都要在湖南老家组织团练，担负起“保家卫国”的大任，更不用说在翰林院悠闲自得的李鸿章了。
文人搞武装似乎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但中国几千年来的经验似乎又证明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王阳明、于谦都是其中佼佼者。
1864年，太平军都城天京终于被攻破，浩浩荡荡延续了14年的太平天国终于覆灭。
李鸿章和他的师傅曾国藩一起受到了朝廷的嘉奖，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方诸侯，这一年，他42岁。
太平天国被遏制后，农民起义对帝国的威胁相对地减少，相反，昔日的那些能战善战的将领就成了帝国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当年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对于皇帝来说，万里长城可以再建，良将可以再寻，不少一个岳飞、于谦。
世故老到的李鸿章是十分明白，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帝国正在萌芽的洋务上，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接下来的五年中，李鸿章恩宠有加，朝廷对他的官职一升再升，先是两江总督，再是钦差大臣，接下来是湖广总督，后又加太子太保，升协办大学士，到1870年，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于一身，成为洋务派领袖。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局、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近代化机器制造厂、第一个民营企业、第一个建议并适时向外国派遣中国留学生、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陆军、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大清帝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各项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然而，他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外交，却使他得声名一落千丈，即便是在他去世100年后，仍不为人多数人原谅。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使李鸿章的外交才能凸现出来。事情的起因来自于一位英国传教士——马嘉理，他在云南“旅游”时，被当地居民杀死。英国政府得知后，借机向清政府提出赔偿要求，并将军舰开入烟台，整装待发，随时有可能炮轰中国领土。
外患相逼，朝中一些大臣主张开战，与敌人一决雌雄。可大清帝国这支腐朽的破船哪能承载如此巨大的“重量”？
李鸿章被迫走上了谈判桌，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他巧妙地利用国际法力挽狂澜，在他建议下，清廷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不仅如此，他还为大清帝国挽回了一些利益，就连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也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
洋人们知道了大清帝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然而，在国人的眼里，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中堂却因赔款和开放口岸而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从此，“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帽子，一直没有摘下来。可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李鸿章未来的对手，伊藤博文也曾被当时的日本人看成通敌卖国的“日奸”。
1862年12月12日夜，年少轻狂的伊藤博文与久坂玄瑞、高杉晋作等十几人，潜入品川御殿山新建的英国公使馆周围。伊藤博文在前面开路，手持木锯，锯断使馆四周的木栅栏，其他人随即鱼贯而入，扔出自制的燃烧弹。随后，伊藤博文等人返回附近住处，彻夜痛饮，沉醉于攘夷的狂热之中。
那时候，伊藤博文是一个坚定的尊王攘夷派。
1853年，受长州藩支持，伊藤博文等5名年轻人秘密登上一艘英国商船，转到上海前往欧洲留学并秘密考察。
大上海的繁华令第一次出国的日本青年大惊失色，动摇了他们的攘夷观念。他们看着如此众多的“洋船”，感慨到：“这些船如果一旦都闯进日本来，究竟日本该怎么做才好呢？攘夷吗？”
就在这些年轻人徜徉于繁华的伦敦，醉心学习英语和西方技术的同时，日本也在遭受着剧烈的变化。
长州藩此时仍维持攘夷，封锁了马关海峡。长期的封锁，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1864年英国与法国、荷兰及美国联合采取军事行动。“四国联军”很快组织了十七艘军舰，准备大举进攻长州。
身在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为国内局势担忧，认为日本要与四国抗衡，绝对是以卵击石。他们决定返回日本，试图运用自己与英国和藩主的联系，既阻止攘夷这样的“行动”，也阻止“四国联军”的军事行动。
三个月后，在英国公使馆朋友的帮助下，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拜见了英国公使阿尔托克。两人通过英国公使说服了四国暂停军事行动，留出时间供他们前往长州藩斡旋。
两人在长州藩向藩主及贵族们分析天下大势，陈述攘夷是不可能成功的，继续与西方对抗的结果，将给长州藩带来灭顶之灾，应当忍辱负重，自发图强。
他们很快就成为攘夷派的眼中钉，不少人将他们看做通敌的“日奸”，强烈要求诛杀他们，用他们的血来为攘夷祭旗，二人不得不先躲藏起来。
战争终于打响，长州藩果然惨败。战败者痛定思痛，实行全面改革开放，后来长州藩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而被“爱国志士们”追杀的“卖国贼”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也随后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
时光荏苒，明治维新后，伊藤博文等人在元老院的支持下，废藩置县，取消武士特权，大力兴办近代教育，建立近代化军队，实行地税改革，殖产兴业。使得日本迅速摆脱了被殖民化的危机，走上了强国之路。
1905年，东乡平八郎在海战中大胜俄国太平洋第二舰队，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从而使日本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地位，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1889年2月11日，伊藤博文在满朝日本贵族、国务大臣、县令、高级武官和外国外交官的注视下，将耗费近十年拟定的日本新宪法呈递明治天皇，正式标志着日本立宪政体的确立，也被其同人称为他一生荣誉的顶点。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功臣，伊藤博文们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自身，忍辱负重，自强革新。
曾国藩与吉田松阴的学生们，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迎来了碰撞。历史发令枪猛然打响，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同时起跑。
怀着富国强兵的同样梦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为领军人物，带领各自的国家一路追赶。尽管日本起步比中国还迟，然而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摇摇欲坠，日本则一飞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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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
1894年11月7日，日军攻克大连，与之互为犄角的旅顺也岌岌可危，甲午战争进行到此，强弱已分，大清帝国的战局一溃千里，不可收拾。
就在这天，北京的颐和园内却是另一番景象，歌舞升平，莺歌燕舞，北京城里最好的戏班子在台上接二连三的为60岁大寿的慈禧上演节目，喧嚣的锣鼓声盖过了轰鸣的枪炮声，在北京西郊的上空飘荡。
中日甲午战争刚刚打响时，帝师翁同龢积极主战，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而掌管北洋军务的李鸿章主张依靠外国人的调停来消弭战争，遭来一片谩骂。
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对大清帝国存在着巨大的威胁，他在1874年的一份奏折中就指出日本必为清国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甚至在新疆出现危机时，他也主张先以海防为重。
然而，李鸿章发展海军的计划，从刚一开始就受了来自多方面的阻碍。慈禧老佛爷要修园子，李鸿章也没办法，可是就连光绪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也对他百般刁难。
其实，翁同龢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报复，当初因为李鸿章的奏章，自己的哥哥翁同书差点掉了脑袋，最后被发配边疆，到死也没有回来。更为心痛的是父亲因为哥哥的事怨气太深，没两年也便归西了。为此，翁同龢很是郁闷了一阵子，并发誓一定要和这位安徽佬斗到底。
甲午战前丁葆贞曾上言李鸿章，说需要加强海军军备，李鸿章去找翁同龢，翁说老佛爷过生日造石船的钱还得从海军军费里出呢。遇到这样的政府，李鸿章再能又有何用，浑身都是铁，能捻几个钉？
正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对日本海军原先保持的领先地位被倒置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在翁同龢眼里，远不如一己私利。
甲午战败后，根据日本政府提出的“全权大臣须能谈判割让土地”的要求，谁都知道此一去，必定使谈判者身败名裂。
最终，清国的高层官僚们一致认为，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倾服，还是你去吧，我们都躲远点。
临行时，李鸿章有意请翁同龢同往，翁同龢立即以没有办过洋务为由回避了；聪明的慈禧也不原意背上割地的骂名，把傀儡皇帝光绪往前台一推，自己躲到戏园子看戏去了。
李鸿章最终在春帆楼签下了被国人嗤之以鼻的丧权条约——《马关条约》。
当李鸿章带着绷带和条约回到大清时，他发现一切都变了。一个多月前，清廷的高层们还在为他饯行，虽然当时的气氛有点沉重，但朝廷中还有一些人愿意和他说话。可是现在呢？他却被孤立在高层之中，居然连一个愿意倾听他说话的人也没有。
更严重的是，他成了大清政府中最大的卖国贼，他此行所竭尽全力的谈判变成了将国家的领土、主权出卖给日本。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同僚骂他丧权辱国，百姓说他接受贿赂。
割让土地，一个北洋大臣断然没有权力去做出如此屈辱决定。老佛爷点头了，光绪点头了，李鸿章才敢签字。即便李鸿章拒绝，日本人兵临城下，朝廷还是会派别人来签字。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已经化装成农妇西逃的慈禧给李鸿章发出一道谕旨，要求他火速从上海前往北京，与庆亲王一起主持和议。
《辛丑条约》又使李鸿章背上了“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的骂名。在上海，淮军旧部和身边幕僚皆反对他前往北京议和，但是李鸿章最终还是去了。
谈判终于结束了，而他的身体也垮了，签字回来的李鸿章再次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最终撒手人寰。
与李中堂大人相比，伊藤博文倒是顺风顺水，四处发表演说，在国内组阁，组建政党。
甚至在1898年9月，伊藤博文还来到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欲请其赞助新政，于是他面见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提供改革方针。
戊戌变法失败后，伊藤博文参与救援被捕的黄遵宪，并协助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了日本。
伊藤博文命运的转折点，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日本，而是在朝鲜。
1905年11月，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后，伊藤博文作为特使来到朝鲜，迫使朝鲜签订了《日韩条约》。规定日本在朝鲜设立“统监府”，全面控制朝鲜外交，有权动用日本军队执行朝鲜国内法律和维护朝鲜秩序。
朝鲜由此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不知道戊戌政变中试图请伊藤博文来中国指导变法的人，看到这里，作何感想？他始终是一个日本人，目标是为日本服务。
1907年，伊藤博文在朝鲜走出了第二步，解散了朝鲜军队。由此也引发了朝鲜的大规模无力反抗，心怀不满的前士兵袭击日本人驻军和在朝鲜的日本人。
在动荡的局势中，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来到了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青年安重根刺杀。日本也借此吞并了朝鲜。
4
是非成败转头空
1884年12月，日本政府利用清政府将部分驻朝部队调回参加中法战争之机，精心策划了朝鲜的宫廷政变，当时驻扎在朝鲜的清朝监军袁世凯，见形势不妙，果断率军进驻朝鲜王宫，迫使日方灰溜溜地逃回了国内。
1885年2月，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出使中国，与李鸿章会谈，这是两人第一次扳手腕。正是在这次会谈中，伊藤博文力劝李鸿章迅速改革内政，一语击中李鸿章的心事。
为此，他专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认为“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应该说，李鸿章的分析与判断不无先见之明。
就在当年12月，伊藤博文成为日本首位首相兼任宫内大臣，着手制定宪法，将已经进行了17年的明治维新推向更深的层次。
而此时的大清，还在内外交困的风雨中步履蹒跚。
1870年，曾国藩自直隶总督回任两江总督，清王朝的实力派分裂为南洋和北洋，此时开始清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可以说完全靠着慈禧的手腕，用南洋掣肘北洋，再用北洋压制南洋，才给大清续了命，此时的清王朝是地方实力派联合执政，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面子一团和气，背地里暗斗不止。
当朝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死死的抱住旧制度，虽有洋务派运动，但也只是皮毛之功，与日本越来越远。李鸿章在那个制度下，水平再高也没用，个人怎么敌得过体制。
被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国门后，惊醒的中日知识分子，在西方大军压境下，持续内斗的大清臣子们想的是如何保住帝王的江山和自己的利益，而日本的新一代年轻人却将富国强兵、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
更为可悲的是，每当大清政府的破车陷入泥泞湿时，赶车的统治者们最先想到推车人是李鸿章，而一旦走出泥泞，统治者们却毫不留情的把他抛弃，有时甚至丢得远远的。
对此，李鸿章是再明白不过的，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得承担道德和声名上的谴责，一次次的被国人骂做是卖国贼。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中曾经记载，中俄伊犁之战时，李鸿章征询前来拜访的英国人戈登的意见。
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
鸿章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
戈登劝李鸿章当华盛顿，自己想当那个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人拉法耶特。西方长大的戈登不明白，从始皇帝年代开始，中国读书人的出路便是“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
而日本读书人则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他们缺少像中国皇帝那样的“统购统销”政策，所以日本的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同时也就没有了束缚。
苹果进埋进肥沃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投进五色酱缸只会腐烂变质。中日封建传统文化的差异，也造就了李鸿章们和伊腾博文们不同的命运。
对于日本帝国来说，伊藤博文的确算得上是成功，对于邻国，带来的却是灾难。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同样是“经世之才”，一个身背骂名，抑郁而终，一个大功告成，死于枪下。这样的结果，难道真的是南桔北枳、水土不服？
在马关条约谈判中，李鸿章叹气的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博文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功名利禄，恩怨荣辱，大梦一场，地下重逢的二人，是否举起酒杯，笑看人间？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