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闲话
古稀老翁防痴呆，学习码字非有才，有话则长无话短，艺术本是开心菜。无病呻吟莫耻笑，偶有得罪莫见怪，君子自有常来客，清茶淡酒敞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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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背后不为人知的那些事
一幅画，对观者来说，意味着画面上出现的线条、色彩，它们组成的图形、形象，然后通过它们，去感受画家所要表达的感觉、情绪或所陈述的故事。
对画家来说，更多的却是意味着他孕育了一件作品，一个“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从“孩子”的脸上，他经常可以重新看见曾发生过的一段生活与经历，唤起那已然沉睡了的记忆，那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
下面我想用自己60-80年代前后三幅不起眼的旧画为楔子，来讲讲这几张画背后不为人知的那些事。
（一）劫后余生
《团结湖的早晨》作于1960年
1960年下半年，美院二年级，我18岁。任课的是戴泽老师，要求我们在课外结合写生画一张风景创作。那时的团结湖（现《团结湖公园》前身）是六里屯公社的一个废窑坑，离我住家-英家坟纺织研究院宿舍不远，我就画了这么个景，现在看来明显是受了俄国列维坦的影响。这幅画被作为“学生成绩”留校了。
美院毕业，分到朝阳区文化馆工作，我就住到了文化馆，和现在北京画院的贾浩义合住一间小平房。文化馆工作经常下乡，虽然离家只有两站路，也很少回家。文革开始后更是如此。
不久，父亲被冠以“地主、资本家兼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勒令监督劳动，打扫厕所楼道。
有一个周末回家，只见家中乱七八糟，大件家具都没了，父母床上的席梦思垫被捅了几个大窟窿，立在过道里，木板床铺上了稻草。
家中只有母亲一人，她见是我，关上门，赶紧把我拉进里屋，压低了嗓门，用上海话告诉我“红卫兵来过了，值眼铜钱的么事麽，都抄走了，伊拉讲侬这点画，问题斜起大，叫啥封资修，要我拿到院子里，当着大家的面，全部烧忒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她说话时的眼里充满了一种无名状的恐惧。我只好尽力安慰她：“不是光咱们家这样，这是一场大运动。画不重要，人没事就好。想开些，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弄清楚的”。
就这么简单，我在美院学习五年中画的所有的画，一天之内全部变为灰烬。
78年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留到了美院壁画系当老师。美院步入正轨后，清理财产，发现了这一幅几乎已被忘却了的画，居然还在美院仓库中没被销毁。老天有眼，我的画在惨遭文革“满门抄斩”的浩劫后，终算侥幸地留下了这一“赵氏孤儿”，作为我30岁前作品的唯一见证。
（二）为了争得画画的权利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作于1974年
1974年，同是美院排球队的队友，毕业后分在中国青年社当美编的美术史系同届同学肖星（参见“他们未能成全画家梦”一文照片），突然来文化馆找我。
他告诉我：刚从干校调回来不久，中国青年社接到上级指示，停顿多年的《中国青年》杂志要在年内复刊，复刊第一期内容大纲已草拟出来，领导要求在杂志中加一油画彩色插页，需要一张反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心青年成长的新油画。但是，现在所有的美术专业单位，像美院等还都在干校劳动，根本找不着人来画，时间又非常紧，他思来想去就想到了我。
当时《中国青年》杂志社就在朝阳区三里屯，离小庄文化馆很近。那两年朝阳区文化馆也小有名气。当时为了争取机会画画，我们借开展工农兵“群众美术创作”活动的机会，组织调动社会上的一些业余美术骨干在一起搞创作，创作了不少入选市美展的作品，入选数量在北京18个区县中“名列第一”。（这在当时也是衡量一个区“抓革命，促生产”政绩的一项指标）于是他寄希望当时在文化馆工作又是搞油画的我这个老同学，能来帮他解决这一棘手的任务。
其实，他并不知道我当时在文化馆的处境并不好，那时的馆领导根本不想让我画画，还整了我一堆黑材料，恨不得把我打成反革命。他如果直接去找馆领导，这事肯定砸了。我告诉他，你要我办你忙，只有一条路：你拿着你“中央要求《中国青年》年内复刊，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的尚方宝剑，直接去找朝阳区委宣传部长。宣传部长并不认识我，但是他会明白这是一次难得的取得“政绩”的好机会，他不会轻易放过。
果然，肖星去找区委的第二天，宣传部长便直接把我叫了去，告诉我有一个极为重要和光荣的政治任务交给了朝阳区，问我有没有决心和能力去承担。当然，我也照样要表示一下，我决不辜负党的信任，一定全力以赴，努力完成这一重要的革命任务 …。
事不容迟，从区委出来，骑车就上了朝阳区两位画油画的中学美术老师家，一个是后来任美院国画系博导的李少文，一个是后来任北京教育学院油画教授的李鸿远。二话没说，把他们拉到三里屯中青社，见了肖星，听他讲清要求，住进了中青社宿舍准备出来的一个空单元，便开始“战斗”。
第一个战役是连续两夜没睡觉，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画出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木炭素描大稿，拍成照片，附在复刊首期的所有文稿之后，一起送审。
大约一个多星期后批件下来了，肖星让我们看了批件。送审文字连同画稿，经由当时抓青年口的谢静宜，一直送到中央文革，诸如吴桂贤、纪登奎、姚文元...直至江青，每个人都在头页传阅名单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圈，表示已阅，这样画稿就算是通过了。
接着，要求我们在15天之内将油画完成，以便及时照相制版，如期复刊。刚画了不到一个星期，肖星告诉说社领导要来看画。
说来凑巧，这天下午是北京特有的那种昏黄的风沙天，单元房窗户本来就不大，呼呀呀进来一帮人，堵在画前，把仅有的一点亮光也都给档上了，画又刚画到半截… 总之，怎么看，怎么不满意，各位领导们便七嘴八舌的提出种种意见，诸如伟大领袖应该更加荣光焕发，更加光彩夺目之类的话，甚至建议像舞台似的给主席打上一个聚光灯，让主席光芒四射，放出光来。
领导走了，我们仨，就跟挨了一顿臭揍，无话可说。拼死拼活干了一个星期，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就捞了这么个结果。一帮不懂画的领导，提的意见你都没法回答，怎么改？这种情况下，没法接着画，我就说全都睡觉去，先补一下这些天缺的觉，明天醒了再理会。
一觉醒来，画全变了。原来李绍文他睡不着，一赌气爬起来，把画右角上的书架和女孩画成了室外的阳光效果 — 就跟印象派似的阳光灿烂。他气吭吭的说：他们不是要光彩夺目吗？让他们来看看好了！
这时我已经冷静了下来，我分析了所发生的一切：原因不出在咱们的画上，出在他们不放心我们这三个“非专业画家”的心理上。因为素描稿已经由这么多要人画了圈，画成油画后一旦上边不满意，怪罪下来，这个“欺君之罪”他们担当不起。
我对他俩说：现在绝对不能乱了阵脚，咱们没有退路，这关系到今后咱们在朝阳区还有没有可能再画画的问题。现在就剩下了这么点时间，不能改，只能按原草图，尽咱们最大的努力把型画准，色彩画舒服，保证按时间把画完成。
肖星压力也很大，两面作难。在领导“请专家来看看”的要求下，他把当时正好在三里屯家中养病的靳尚谊老师给请了来，靳先生和我很熟，我把情况前前后后一说，他把画和画稿也都看了，跟肖星说：“我看张颂南他们能画好，没问题，用不着我来改。”肖星有了靳先生这番话当回执，总算把领导们的意见给化解了。
其实，这些不懂画的领导都是瞎操心。画样印出来后，随同《中国青年》复刊印样送审，又是照样，在每位首长画圈之后批了下来，对画自始至终没说过一个字。至今我都怀疑，他们是否认真地看过这幅画。
第二年，我们又重画了一张（原画归中青社所有），入选全国美展年画展，美术馆收藏。人民日报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那天，在彩色版以半版配文发表，全国十几家期刊予以转载，三家出版社印成年画发行，北京知青办印成年历发送到每个知青手中...署名是：《朝阳区群众美术创作组》。
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抓、公审、判刑。中国美术馆将此画撤出收藏，内框、外框都没了，就是一卷画布，用绳一捆，退回文化馆。被塞进了美术活动室角上一间几平米放画板画架的储藏室。
80年代初，文化馆曾把我作为嘉宾请回去参加一项活动，我去储藏室看了看，文革期间创作的那些画都没有了，美术组也全换了新人，问谁谁不知道，“不知去向”。是啊，除了作者外，谁还会去关心他们呢？
（三）一个被腰斩了的展览
《谁之罪》宣传组画之一 作于1979年
四人帮倒台，***复出。四人帮罪行开始揭发，其中骇人听闻的罪行之一，是对公开反对四人帮的张志新割喉处死，其直接负责人应是***。
那时我刚回到美院读研究生，美院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五个系共54人，来自全国各地，可以说是朝气蓬勃，充满了活力，对社会上发生的事也非常关注。当有人捎来消息，说美术馆要搞一个《纪念张志新烈士画展》时，研究生们都义不容辞，积极参与了这一创作活动。当时，我也根据报上发表的张志新烈士讲过的一些话为题，画了六幅一套宣传组画。
展览如期在美术馆开幕了。形象化的图画要比文字更让人震撼，这一无法无天杀人的罪案，无疑要引起人们更多的质疑和思考:为什么这类血淋淋的事情，在光天化日下就这样发生了，谁能讲得清，谁敢讲得清？
也许是展览对公众的震撼太厉害了？也许是张志新事迹的宣传触及了更深层次的政治禁忌？展出刚一周多，接到来自“上级”的指示，展览被撤了。
这几张画是用水粉画在纸上的，幅面也不大，比较容易便保存了下来。2012年回国举办《70油画展》，我在妹妹家整理旧画时又翻了出来。看到后感慨万千：人命不值钱，张志新烈士牺牲40多年了，究竟是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弄清楚了吗？她的血，难道就白流了吗？今天的年轻人，他们还会知道或关心谁叫张志新吗？这些画还会有机会再和公众见面吗？我无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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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国际”网主吴鸿先生在《访谈录》中讲了一句重要和中肯的话：“中国社会现实的未来发展比当代艺术更重要”。
其实不单是“当代艺术”、所有的文学艺术都无法回避这个首要的前提。历史证明，没有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现实，就不可能有正常发展的文学艺术，生活在这一社会现实中的艺术家都无一例外。
以我自己的经历，我从心底里赞同吴鸿说的“中国社会现实的未来发展比当代艺术更重要“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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