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岁月（七）

  就在大哥哥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到农村广阔天地之后的那个夏天，我都不记得是怎么过的了，好像是每天都会去爬糖梨树摘糖梨，因为那年的糖梨树结了很多很多的糖梨，而且那年的糖梨的皮特别嫩，一口下去酥软爆汁的口感。

  又好像去食堂边的玉米地去掰玉米杆当甘蔗吃，这些玉米都是当时革委里的革命干部利用工作时间种的，全是公家的玉米，都是糯玉米，玉米杆特别甜，长成或没长成的玉米是不能带出玉米地的，因为那是公家的玉米，玉米杆在玉米地里嚼完也不会有人知道，想想以前狡猾日本鬼子都不知道玉米地里有人，纯洁的革命干部也不会在意玉米地里有没有革命后代在掰玉米杆，或许就算知道也不会干涉；事实上，那时的干部们在夏天的时候都要去乡下支援农民的农业生产，白天根本不在革委大院里。

  又好像跟着外婆下到八角楼边上的烂石花地开荒，从农村出来的外婆始终改变不了开荒种地的习惯，她确确实实在我们家搬回革委八角楼后，在石花地里生硬的开垦出一片菜园来，按理说这应该是一块自留地，本来是可以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的，后来二哥告诉我，那时候家家户户的革命干部都要下乡指导农民搞生产，家里的革命后代都托我们外婆照管；每天外婆都会用这片菜园长出的红薯、芋头煮上一大锅，等这些革命后代们中午放学回来吃，也因此外婆成了老革委大院所有孩子们的外婆，在往后的数十年里，大家已长大成人，都会抽空找机会来家里看看外婆，直到外婆过世，从未间断。

  总而言之，那个夏天记得不是太清楚了，或许还是百无聊赖的度过这么一整个夏天。但每天晚上，那张大床就剩下我和二哥，不免会想起大哥哥，毕竟二哥不会像大哥哥那样读海娃和讲哪吒孙悟空的故事，就觉得很无趣。这样，有些个晚上就会到外婆身边，非得要她讲一遍苗变婆吃小孩的故事，每次听到鸡皮疙瘩起来的时候，就捏着外婆肉乎乎的耳垂入睡。

  能够到现在仍清楚记得那一年场景的已经是夏天过后，外婆带着我去革委保育院。不知道为什么叫保育院而不叫幼儿园，两者有什么区别还是后来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读到延安保育院时才估摸着，保育院在那个革命年代是针对革命后代成长的初始教育场所，更严格一点，应该是从苏联那里续存下来的叫法，和后来的幼儿园其实没什么区别。

  保育院在县革委大院的西南角，从八角楼的家去保育院，途中先要经过革委食堂边上的玉米地，再到革委食堂，再走一段小泥巴路，穿过一小门，进入到保育院。那天外婆带着我进到保育院的时候，有一个老阿姨在迎接我们，说她老是因为她确实是满脸皱纹，之前我是认得她的，因为她的家就在我家八角楼下面的一排平房的头头一套房子，她家老大是我大哥哥最要好的同班同学，事实上，她家大儿子和我的大哥哥同在一个村插队落户。

  老阿姨和外婆寒暄起来，两人扯谈了好久，才把我从外婆身边把我牵过她身边，就那一瞬间外婆转身离开。然后她问我：“老三，你认得我吗？”我说：“认得，你是大明哥的妈妈。”

  “嗯，认得就好，我是你的院长。”

  我很好奇的看着她：“院长是头龙吗（小时候我们通常把第一称为头龙）？”

  她哈哈大笑起来：“对的，我就是这里的头龙。”

  我瞬间得意起来，我一进保育院就头龙带着我到操场和其他小朋友一起排队。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革委大院里的好几个小伙伴也在操场上，这是比较让人开心的事，尽管当时并不知道从此以后我们每天都要一起来保育院，一起排队回家，一起玩耍的事时间也比以往更长更多。

  排队的时候我是随意站到一队队列的最后一位，这时站在前面的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姐姐回头很奇怪的看着我说，你不能排这一队。我心想你管我呢，我站哪队可是院长老阿姨带我过来的，你算老几？我于是压根就不理她。接着，她又回头对我说你不能排这一队，我还是不理她。这时候，站在她前面的小兵哥回头看见了我，说不要理她，你就排这队。

  小兵哥是住在八角楼下面那排平房的中间第五套，对，就是和院长老阿姨住一排房的、我真真正正的发小，比我大一岁。那几年，每当外婆临时回村、老娘下乡、大哥二哥去学校晚自习（他们说是晚上要在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在家的时候，我都会在小兵哥家和他睡，直到半夜老娘从乡下回来才会去小兵哥家把熟睡的我抱回家。

  现在又能想起来，在没上保育院的那些日子，白天我是跟小兵哥在革委大院了玩乐，晚上有可能和他在一起睡。比我大一岁的他在革委大院里处处护着我，上树摘糖梨基本是他爬上树，我在树下接他扔下的梨子；在玉米地里掰玉米杆，往往是他把看似最甜的那一截给我；有小人书我们会坐在一起看，有纸包糖会分一人一半（一分钱一颗的纸包糖我们手中往往就只有一颗）。

  小兵哥的妈妈姓蒋，因为她的工作岗位在革委传达室，专门负责看管革委大院唯一的一台手摇电话机和分发报纸，所以，她不用下乡，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小兵哥在外面玩耍完之后就会到传达室等她下班一起回家。有一天我下意识的问她：“蒋阿姨，你姓蒋，是不是蒋介石家的人？”她脸色大变，用手捂住我的嘴说这种话不能乱说的。那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蒋介石是个大大的坏蛋，他有很多名字，“蒋该死”“蒋光头”等等，但唯独不知道不能随便说谁谁和蒋介石有亲戚关系。小兵哥唯一一次很生气的威胁我说要是我胆敢再说蒋阿姨是蒋介石家的人则从此不再和我玩，这是小时候最令人担心的事，“不和你玩”类似于那种绝交的举动。

  在第一天上保育院头一次排队就被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姐姐说多少心里不是很舒服，好在有小兵哥给我撑腰，也是从那时起，再没有与这个扎羊角辫的小姐姐说过一句话，哪怕是几十年后一帮革委大院的孩子聚会时，也都没有与她说过话，当然我不记得聚会时有没有她在场。

  也就是在我暗自欢喜可以和小兵哥排在一队时，一个年轻的，穿着一件洁白的的确良白衬衫，扎着两条粗大齐肩麻花辫的阿姨来到我面前，她那容貌真的很体面，像小常宝、像喜儿、像李铁梅、像吴青华......反正就像戏里走出来的一样；她笑眯眯的把我拉出小兵哥他们那一队说我带你去排那一队，那声音很甜也很清脆，真的和小常宝她们的声音一样，由不得有任何抗拒，就是让人无意识的跟着那声音而去。

  她牵着我的手走到另外一队说：“你排这一队，这才是我们班，那一队是大班，我们是中班，记得了吗？”

  我点点头，没有很坚定的回答，只是感觉她的手没有院长老阿姨的手那么温暖，但很柔和。

  她继续说：“我姓吴，以后就叫我吴老师。”

  果然，当真，她姓吴，那绝对是吴青华那一类的人了，那一刻，仿佛看见她拿着斗笠在不远处跳起红色娘子军的舞来。

  这么一来我竟没有一点不能和小兵哥在一队而懊恼，就觉得理所当然我就是应该在中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有好几只小手从身后抱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