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205)
2018 (197)
2019 (155)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许多年份都可以用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来命名。1957年，数十万爱国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二十多年之后，虽然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份子都得到平反，当局仍然坚称当年的反右派运动是正确的。看来，1957年是该以「反右派年」加载大陆史册的。
紧接着的1958年是什么年呢？当局大概会称之为大跃进年。但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心中都有数，1958年只能说是「吹牛皮」的一年。那年头，谁坚持实事求是，谁就会被扣上思想右倾的帽子，弄不好就被批判罢职。反之，牛皮吹得越大，越显得思想解放，就越能得到上面的赏识。一时之间，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从上到下，各行各业一齐说大话吹牛皮。
单以农业为例。谁都知道，在正常年景下，小麦亩产五六百斤，水稻亩产八九百斤就已经相当好了。可是在1958年，这样的亩产量根本就是小儿科，报上去的话是要被嗤之以鼻的。那时候最盛行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么当年某些人的胆到底有多大、地又有多大产呢？有人把1958年公开报导过的小麦和水稻亩产量整理出来，发现到当年9月25日为止，小麦亩产牛皮吹得最大者，是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的8,586斤，竟比正常年景下亩产高了十几倍。稻谷亩产吹牛皮冠军，当数广西省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130,435斤，更比正常年景下的亩产高了一百多倍！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由中共最权威的「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报导的，至今在大一些的中文图书馆里仍可以查得到。
水稻竟能亩产13万斤，显而易见是吹牛皮，而且吹得这么离奇，为什么当时竟没有人揭穿？原因有多方面。其一，数字精确到斤，好象是实实在在秤出来的，而不是随便估估的。其二，更有照片为证，一个小孩坐在稻田的庄稼上居然不掉下去。这照片当然也是伪造的牛皮货。其三，大陆各地普遍报导高产，地处中原的河南省、湖北省不消说，东到福建，西到青海，南到广西都报导高产，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这样的声势容不得人表示怀疑。其四，少数科学家昧着良心，为这股吹牛皮风潮推波助澜，甚至胡说经过计算，亩产10万斤是可能的。其五，正直的知识分子不是没有看穿这些牛皮，但经过一年前的反右派运动，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剩下的人噤若寒蝉，再也不敢说真话。其六，那年头一般老百姓都以为上了报纸和广播的东西就是真的。上述牛皮是通过中共最权威的宣传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吹出来的，谁敢表示怀疑，谁就是怀疑党报，而怀疑党报，距离反党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做「吹牛不犯法」。1958年的大牛皮吹破之后，并没有多少当官的为此承担责任，反倒是敢说真话揭穿了这个大牛皮的彭德怀被罢了官。牛皮吹破，倒霉的归根到底还是老百姓，紧接着而来的千万人饿死的大惨剧就是明证。
1958年的大吹牛皮，有没有办法及时加以制止呢？当然是有的。如果当时有一份独立的报纸，敢同「人民日报」唱反调，大声疾呼「亩产万斤绝不可能」，这牛皮就难吹得起来，至少吹不了这么大。遗憾的是，这样的报纸当年在大陆并不存在，因为它不被允许存在。更为遗憾的是，这样的报纸在现在的中国大陆仍然不存在，因为它仍然不被允许存在。
（图片取自网络）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於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產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產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又例如，去年亩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问题就得由生產队、生產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產、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隻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 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 (高额丰產田) 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於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裡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產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產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於人民事业有利，於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裡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