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川医学院医疗系五年制本科毕业时正值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我被分配留校，在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作住院医师。和我一起分配来的还有同班同学张士杰，以及毕业于山东医学院四年制耳鼻喉专业的刘禧禄与中山医学院医疗系本科的梁子壮。我们四个新上任的住院医师中，只有刘禧禄已经在耳鼻喉科实习过，他在当时国内有名的孙鸿泉教授指导下专修耳鼻喉科，所以在开始阶段就显示出驾轻就熟的基本功，而我们其余3人对于耳鼻喉科真是一窍不通，必须从使用额镜开始，步步为营。那个时候的耳鼻喉科中文书很少，英文资料虽然很多，可惜看不懂。只有一本手术图谱可以勉强作为参考之用。尽管如此，我在那个时候并没有产生学习英语的念头，还在继续自学俄语，这完全是闭门造车，固步自封的结果。不过，那年头一个接一个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完全顾不上专业学习，更谈不上学习外文了。
1958年新年伊始，全国的报刊上就头版头条连篇累牍地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要以“1天等于20年”的拼命速度，在15年达成“超英赶美”，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那个年头，真是全民皆辛苦，当医生的更是苦上加苦，苦不堪言。星期一到星期六从早到晚工作远超过每天8小时，再加上还需要轮流值夜班。尽管晚上遇到急诊手术，彻夜未眠，第二天仍要照常上班。不仅如此，更让人抓狂的是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政治学习。不是阶级斗争天天讲，就是批判自己头脑里面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后来是紧锣密鼓地一系列向党交心的活动。每天晚上全科医生拖着疲惫的身躯坐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中，读党报以及各种各样的文件，而且还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发言或写大字报。好不容易盼到星期日，多麽想好好休息一下，或做点自己生活方面的事来踹口气。但是，常常都要到医院的院子里铲草做清洁，或者执行一些上级领导发布的指令，如上街游行集会等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最令人难忘的要算全民除四害的运动了。 1958年3月，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除四害讲卫生的社论和文章，图文并茂，声色俱厉，煞有介事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尤其是对于四害中的麻雀，采取了一种亘古未有的方法：全成都市以及邻近地区统一规定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面，50公尺设一岗，轮流不断地派人守在岗位上，手持铜锣、洗脸盆或者其他打击发声的器材。只要听见旁边的岗位传来敲打以及呼喊声，就必须立即互相呼应，敲打锣鼓并高声叫喊。这样一来，如同人为设置了一个天罗地网，使麻雀无法得到半点立脚喘息的机会，最终由于过度疲于奔命，坠地死亡。为了惩罚麻雀有可能偷吃粮食的行为，不惜如此大动干戈,可怜，可叹。然而这种像小孩子玩的把戏居然从四川开始，通过电影与报纸的大力宣传，遍及全国。3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了“除四害大跃进协议大会”。参加会议的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和38个医学院的代表提出一份倡议：“要全民动员、人人动手，让麻雀上天无路，老鼠入地无门，蚊蝇断子绝孙……”。紧接着，北京市召开了“除四害誓师大会”，成立了“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剿雀战开始前，组织居民观看了由峨眉电影制品厂拍摄的四川新繁县禾登乡围剿麻雀的纪录电影，并用广播宣传车载着一堆死麻雀行驶街头，以此来调动剿雀大军的积极性。整个1958年，一个泱泱大国就这样全民总动员，沉浸在一种莫名其妙的狂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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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除四害打麻雀的运动只不过是大跃进的前奏，紧接其后的就是更为夸张的“大炼钢铁”，提出要在一年内完成1070万吨钢以达到赶超英国的计划。试图利用本土充裕的劳动力和蓬勃的群众热情，掀起全民大炼钢运动，在工业和农业上来一个大“跃进”。成千上万的群众不分行业，男女老幼一齐上阵，劳动力由7月底的几十万增至6000万。土高炉由3万座增至数百万座。炼钢的原材料多为从各家各户搜集来的铁器，包括锅盆碗盏。我的一个金属洗脸盆也因此上交以提供原料。中央要求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生产放在首位，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法炼钢。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师生员工齐上阵，华西坝上大炼钢的历史壮举就在1958年秋冬时节上演了。医院职工宿舍的院子里搭起一坐坐的土高炉，每个炉子前面挖出一个一米见方，半米深的大坑。两个人分别拿着一根钢钎不断地从炉子下面的开口处，马不停蹄地翻动在高温中加热已经变得软化了的铁块，大约10分钟左右，把融化了的铁水引流到炉子外面的沙坑内，任其冷却成块，就算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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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外科性专业包括耳鼻喉科和眼科的炼钢炉由当时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眼科主任方谦逊老师负责指挥。方主任中等身材，肩宽体健，双目炯炯，行动敏捷。从开始修建炼钢炉到以后整个炼钢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他的组织领导才干。在工地上熊熊燃烧着的炉火映照下，他充满活力，四处奔跑，指挥大家一起上阵的拼搏精神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引人瞩目的，因此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方炉长”。有一天晚上，轮到我去炉门前“炒钢”。我记得很清楚，和我在一起炒钢的是外科的住院医生饶书城，旁边有几个帮忙添柴烧火的学生。我本来就很不善于这些体力活，加上有些恐惧高温下四面飞溅的火花，于是那根沉重的钢钎在手中就变得更加不听使唤了。突然从我的身后跳出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她二话不说就夺下我拿在手中的钢钎，身手敏捷地翻动着炽热的铁块，看到她那熟练的动作，我只有站到一边，自惭形秽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位年轻学生名叫陈敏，是学生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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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夜以继日，目不暇接的政治风浪的背景下，1958年冬天的一个星期日早晨，我和张士杰分别轮流担任急诊室与病房的值班住院医师。我们当时住在医院八角亭三楼那间实习医生住过的寝室，大概是连日来夜夜炼钢，十分疲劳，所以起床比较晚。加以我们从已经过去了的一年多在耳鼻喉科参加周末值班的惯例中体会到值班医生交接班大概是在上午8点钟左右，不必像平时7点半就得到。但是星期六值班者必须要在办公室等到星期日值班者来到后方可离开。大家都约定俗成地遵守这个交接班办法。那天，我和张士杰大概晚了5-10分钟左右吧。刚刚走进病房楼下的那间办公室，就看见正在焦急等待交班的张应霖医师，他比我们高两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他一看见我们，就伸出拿着香烟的右手，指着我说：“你看看时间，都什么时候了才来接班？”。我年轻不懂事，不假思索地随口回答说：“大家不都是这样交接班的嘛”。他更火了，接二连三地大发雷霆。几天后的科会上，我被科主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颜面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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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春节刚过，医院就开始组织第二批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干部队伍，科领导立即通知我准备参加这一批为期一年的劳动锻炼，下乡到位于成都西郊的苏坡人民公社，于是我有幸成为了耳鼻喉科下放劳动的第一人。还好不久前，学院的第一批下放到西昌专区德昌县农村劳动锻炼一年的全部员工刚刚回来。为了了解一些有关下乡劳动的经验，我特别访问了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杨俊杰。他分配到外科作住院医师，1958年初参加首批下放德昌农村劳动锻炼的干部队伍。当他知道我即将下乡参加劳动锻炼时，就很热情地介绍他在德昌山区的所见所闻，他还特意拿出一本中国日历书（通常称为皇历）。和一般的新式日历不同，皇历完全按照传统中国书的编排方式，从右向左，从上到下纵向阅读。在每一天日历下面留有空格，可以填写文字，如同一本小记事本。在杨俊杰的这本皇历上，几乎每一天都写下了简短的文字，如“打山火”、“下田插秧”、“放牛”……他还像学生时期一样开朗健谈，特意生动幽默地向我解释什么是“打山火”。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突然传来急促的锣鼓，公社干部声嘶力竭地大声呼叫:‘大家赶快起床，到后山去集合，参加打山火！’我立即就从床上一跃而起，披上单衣，随着黑压压的农民队伍来到起火的山林。在浓烟弥漫中，每人各找一个位置，挥动着各自手中有长柄的工具，对着起火燃烧着的山林奋力扑打直至火苗熄灭为止。”
他边说边挥动健壮的手臂，绘声绘色地讲述当时发生过的惊险场面。我从他的谈话里领悟到即将面临的陌生生活，既充满新奇，也充满挑战，它将是我人生的又一场考验。退无可退，何况我还顶着个地主的家庭出身。于是咬咬牙，也学他的样，到书店里去买了一本皇历书，准备记录在劳动锻炼中的一些重要事件。那时，我们班留校的男生大多住在医院八角亭三楼，我和大学时期的好友唐治平住在一间较小的寝室里。唐治平在内科传染病室作住院医师，由于他为人宽厚，处事谨慎，很快显示出有效的工作成果来，深受当时主持传染病室的黄安华主治医师的青睐，比起我在耳鼻喉科的处境就高出一大截了。他还是很关心我。听说我被下放劳动锻炼的事情，给了许多鼓励和安慰。临走时，他帮我收拾行李，一直送我到医院大门口。
上图是我和唐治平的合影。
附注：当年由于条件所限，照片很少。文中插图来源于网络，对此，作者感谢照片的原作者及相关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