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谅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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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谅
2014年1月份看到中国的一个电视节目，里面一个专家说：“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离现代化这么近”。我的看法是恰恰同那个专家相反。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不外乎从别的现代化的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先进的思想，而思想主要是指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哲学是人类的理性体现，神学是人类良知的体现。
判定以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主要要看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思想认识是否达到了现代化，其次是政治制度是否达到了现代化，最后才是科学技术是否达到现代化。
我认为学问的种类有两种：一种是回答why的，一种是回答How的。人类关于why的的探索是对为了得到真理和智慧，而关于How的探索是为了得到技能。中国教育针对的是技能，西方教育针对的是智慧。绝大多数中国人只对How感兴趣，因为How可以给他们带来快速的利益，知道why不仅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有时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灾祸；而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把对Why-也就是把对真理的追求放在首位，这是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也是西方（基督教国家）强大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华民族是感性民族，中华民族的劣根本质上是不关心真理，不讲原则，只关心安身立命的实用技术。
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中国确立了学习苏联模式改革中国大学制度的方针。如何改法？教育部请来的总顾问阿尔辛杰夫一言以蔽之：消减综合大学，增加单科院校。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与当时中国的综合大学(特别是1949年以前教会大学)一贯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
在基督教传统中，科学的价值是超于技术之上的。科学是为了认识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与自然法则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会大学中除了医学外，多是人文学科和纯科学，工程学科几乎没有。希望赶紧“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曾经批评，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殊少社用之价值，徒为虚糜光阴”。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则反驳说：“生命之丰富者，意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果熟习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事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约翰声》）
我看过英国初中（GCSE-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的物理课本,里面专门讲到科学和宗教的关系，说：科学是回答how的, 宗教是回答why的.
学问的层次我认为是：经验，技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哲学，神学，其中凡是科学不能解释的属于哲学范畴。哲学解释不了的属于神学，我认为神学是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是人类的终极价值观，主要同伦理相关。人是情感动物，比如有关爱和恨的问题就不能用科学或哲学来解决，没有神学，人类和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没有神，人就不能成为人，所以神学的价值是远大于哲学的，更是远远大于科学的，西方国家强大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基督教，尽管基督教也有迷信成分，但基督教确是最不迷信的一种宗教，基督教宣扬的是自由平等和博爱，这才是人类发展进步的的动力，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低级学问对高级学问是讲how的，高级学问对低级学问是讲why的，比如技术对科学是讲how的，而技术对于经验则是讲why的。
低级学问对高级学问是讲“什么可以做的”，而高级学问对低级学问是讲“什么不可以做的”。
高级学问可以否定低级学问，而低级学问不能否定高级学问。比如在技术上永动机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而从科学上我们知道能量守恒，永动机是不可能被实现的；再比如从科学上人定胜天，但从哲学上我们知道，人依附于自然，人类胡作非为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有一个很通俗的例子，在1981年，我中学的数学老师说：“你们都比孔老二强，因为你们会解方程式，孔老二他不会”，这就是最扯淡的一种看法。
以下还有几个例子：
-钱学森是火箭技术专家，他在大跃进期间用光合作用的太阳能能量转化，证明可粮食生产可以亩产万斤，光合作用理论是讲how的，而亩产万斤是个科学问题，是讲why的，所以钱学深用低级学问来否定高级学问，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行不通的。
-从社会科学对哲学层面，阶级斗争是讲how的，而什么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是哲学问题，哲学对于社会科学是讲why的，所以不能得出阶级斗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进化论是哲学学问题，只是回答了生命某一阶段如何发展的问题，对于神学是讲how的，是不能回答生命的起源的，结果却被共产党利用，上升到神学层面，进而形成了无神论，否定了神学。
我认为当代中国的技术以上的学问都是伪学问，因为中国的学问基本上是从下往上建立起来的, 这种从下往上建立起来的所谓学问不是理性的产物，其本质是观念。马克思是一流的经济学家，二流的哲学家，三流的思想家，这好比一头猪不小心走入一间工厂，变成了香肠，于是有人说猪是香肠变来的，所以马克思的学说本质上是因果倒置，从经济学得出哲学，用哲学否定神学，其本质是感性的产物，是观念，而不是什么哲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还要有个中共中央宣传部，而宣传部是凌驾于教育部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大学的必修课这本身就是极其荒谬的。宣传部是干什么的？就是宣传观念的的，也就是宣传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意识形态的。
而真正的学问是从上至下建立起来的：
神学是哲学之母，哲学是科学之母，科学是技术之母，技术是经验之母。
中国在1949年以后，就没有神学，用马列伪哲学替代了神学；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中国没有了哲学，用科学替代了哲学；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中国没有了科学只有技术，所以导致了大跃进的大灾难；文革没有技术，只剩下经验-中国的古代权谋之术，毛泽东以兵法（经验）治国，只讲形势，不讲原则，造成十年浩劫。中国这个国家是和西方主流国家是镜像，一正一负，中国是个负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共产党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原则。现在看来这三条原则，就如同在星级酒店里挂着“不许随地大小便”的告示牌一样匪夷所思。现在中国有技术，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特别是各行各业上都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
现代中国出不了大师的原因也在于此，中国的所谓大师不过是一些巨匠，大师至少要有达到哲学层面的思想深度，而哲学家必须具备相当深厚的神学功底。为什么民国是个大师涌现的时代？因为民国有思想的自由，那时中国人是技术，制度和思想一起同时在学，特别是一些教会大学，为中国带来了很多先进的神学思想。
蒋介石先生留给中国人6个字：科学，民主，伦理，比五四运动的口号多了一个伦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主要由三个支柱来支撑：经济，政治和伦理，其中科学是经济的法则，哲学是政治的法则，而神学是伦理的法则。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需要向西方学习技术，制度和思想，当代中国是只学技术（不是科学），而制度特别是民主政治制度和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即伦理）坚决不学，所以中国这样下去是没有希望的。
以下来自网络：“ 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不提供建构逻辑一致性科学体系的思维工具（哲学，逻辑学，批判性思维，还有宗教的知识）。中国教育甚至不告诉学生有这些工具存在，而是哄骗学生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去无限的获得＂标准知识答案＂，这是极其野蛮和邪恶的的。所以，中国很多所谓的＂饱学之士＂并不被国际学界承认为学者。从中国教育培养的大陆人至今没有建立起任何一种被国际承认的科学体系。此外，对人类本身的认识只能通过宗教和哲学来完成，宗教回答了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哲学主要是对人类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反思。而我们的教育不提供任何宗教和哲学方面的科目供学生选择。
跟一些中国大学生甚至毕业了多年的大学生谈话，你会发现他们的思维跟小学生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认识的角度是一样的，这是极其可悲的。
所以中国的教育对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人类的情感（人性）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对一个人思维和人性的残害可能会遗祸终生”。
以下来自网络:
“俾斯麦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之一，他曾担任普鲁士的宰相兼外交大臣。他是德国历史上一个强势人物，凭借他的超人的才能和胆识以及强硬的武力政策，最终完成了德国的统一。1870年，在德国的街头，这位铁血宰相偶然遇到了两群东方人。一群是日本人，一群是中国人。前者来自一个小小的岛国，后者来自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的大国。日本人来到德国以后，他们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翻译典章制度，回国欲对国家作根本性的改造。而中国人来到德国以后，只问某厂的舰炮造的如何，价值如何。并且大部分人在学做生意，挣钱。因此，铁血宰相说，30年内，日本必将成为强国。而那个东方的天朝大国必将成为弱国。中国和日本的竞争，其结果是日本胜，中国败。差不多接近30年的时候，发生了甲午海战，清朝的北洋水师与日本水师在交战中全军覆没。从此，中国陷入了无底的深渊。
显而易见，俾斯麦之所以预测日本与中国推行现代化建设的竞争中，日本一定会胜出，这是因为日本人学习的是西方的“政治原理”，并且能够结合本国的社会实际，对国家做根本性的改造，而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只是关心“舰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等等无关国家大政方针的事情。”
但日本人学习西方，没有学习西方的神学，而是保留了本土的神道教，神道教原本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等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也赋予各代日本天皇神性，除自然神之外，人物神的历任天皇、幕府将军、功臣等也渐渐被作为膜拜对象，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多神等于无神，而无神，人民则会把一个活人弄成神。我认为神道教和基督教本质上不同的是神道教强调等级：低级服从高级，个体服从于集体，集体服从于神格化的天皇，普通人的人格退化为会说话的工具，所以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做到了技术和制度的现代化，但没有做到思想的现代化，这使得日本在思想上越走越极端，信奉军国主义，积极发动侵略战争，最终走上了不归路。但即便如此日本的神道教也要比中国的儒释道要好得多，中国的佛教和道教是出世的，强调的是个人修行，儒家学说也不能被认为是宗教，应该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实用的处世哲学。而日本的神道教以“忠君报国”为终极价值观，为国家战死者，甚至被提高到神的高度，受祭于靖国神社。
以下寓言来自网络：
“神对一猴子说：可怜的猴子，你在猴王争霸中被打败，我要将你点化成人。猴子很感激。神问：成人后你第一件事想干什么？猴子说：拿一杆枪打死现在猴王，夺回王位，所有母猴都归我。思维定势决定了人性的悲哀，有些人你可以给他更高级的身体，更高级的职位，却给不了他更高级的思想。”
中国现在学习西方的制度还不如100年前，而学习思想也是远不如1949年以前。对于中国将来的政治走向，我认为中国的改革的方向将是制度改革和思想的解放，即制度上学习台湾，同时落实思想言论自由，思想上去毛化和去意识形态化，重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接纳普世价值，充分实现宗教自由，特别是支持鼓励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如依然死抱以阶级斗争为核心价值的马列主义和以无产阶级继续革命为指导方针的毛泽东思想，必然对于中国，甚至于共产党本身也将是灾难性的。
总之500年内没有任何希望。49年的事不一定是偶然发生的。从宋元明清中国从实践中一直在削弱那种对光的感动，49年不过加入最后一瓢滚水，烫死青蛙拉倒。
我们怎么办？简单，忘掉中国，洗洗睡了，做个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