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北
小说连载
那一代英国作家中许多人有“异域”情结，毛姆也不能“免俗”。尤其对中国，他有着浓厚的兴趣，1915年，在他的代表作《人性的枷锁》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形象。故事里“宋先生”是个好人，脸上常挂着笑，说起话来很快，口音异样，和和气气——他正在大学里研究西方社会，可一等到他和西方女人谈恋爱，就变得有些令人厌恶。这显然是西方式的眼光，迷惑，又带着偏见。这个形象显然有原型，可能是他当初在巴黎遇到的某个人，文化的碰撞让毛姆觉得紧张，同时也诱发了他的好奇心。写完《人性的枷锁》之后，毛姆便开始了旅行，目的地——远东，他去了印度、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终于在1919年来到中国，足足游览了四个月，然后一口气写了不少中国题材的作品，戏剧、散文、长篇小说，林林总总，硬是形成了一个“东方系列”。而那时候，张爱玲才刚刚出生没多久。
等到张小姐登上文坛，毛姆显然早已是个世界知名的作家，尽管文学评论界丝毫没有把他捧为经典作家的意思，但他的作品被读者广泛传诵着，不可忽视的覆盖面，让毛姆有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毕竟人们需要听故事，长的，短的，人性的复杂与微妙，融会其中，让毛姆的小说格外有生命力。张爱玲喜欢毛姆的书，张子静说：“她（张爱玲）顶喜爱看小说，《红楼梦》和毛姆写的她顶爱看。”和,红楼梦>相提并论，毛姆对幼年张爱玲的吸引力可见一斑。到了港大，她的老师贝查也鼓励她多读毛姆。张爱玲痴迷于《红楼梦》，也痴迷于毛姆，对张爱玲来说，毛姆更像是“西方的曹雪芹”，他的人生故事和他写的故事，都让张爱玲找到了某种心理印契。
欣赏文艺的人，说到底多是在欣赏他们自己。曹雪芹—毛姆—张爱玲这一路顺下来，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极其相似的人生经历，牵起情感的链条，隔着时光，隔着种族和语言，硬是让不相干的几个人成了知己。张爱玲是懂得完型的，她总是用自己的人生体验，投射到艺术作品当中去，进而去帮助艺术品（艺术家）延伸解读的空间，顺带释放自我，曹雪芹是破落贵族，张爱玲也是。毛姆呢？他母亲是贵族之女，父亲做律师，在英国大使馆工作，经常和上流社会的人打交道，可以想见，毛姆的童年也曾是“蕴藉华美”的。可天意从来高难问，十岁之前，毛姆的父母就相继过世，他突然变成孤单一人。穷困与寂寞好像两条毒蛇，一口咬住了毛姆的心。他总是那么紧张，还口吃——一紧张就更口吃，老被同学笑。他缺少爱，他是一个失落的人，不得不反抗这个世界——变得敏感，多疑，理智到冷漠，但又格外能看透底层人的爱欲挣扎。毛姆和张爱玲都有阳光照不到的阴暗面。
毛姆的写作定位是，比严肃的小说家通俗一点，比通俗的小说家又严肃一点。和他同辈的作家中，乔伊斯走意识流，劳伦斯利用弗洛伊德学说写性，詹姆斯在心理描写上下功夫，康拉德追求情景交融，但毛姆依旧坚持讲自己想讲的“故事”，在雅与俗之间找到一条出路。张爱玲给自己小说的定位也刚好是雅俗共赏。“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在《多少恨》里，她又刻意辩解似的说：“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如此立场，固然有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但毛姆的影子，也多多少少笼罩在张爱玲头上。
毛姆喜欢写真人真事，或者说，他喜欢用真人真事做底子，然后再展开想象。不过他的想象力总是很有限。毛姆说：“我竭力做一个诚实的人，作家这个职业最重要一点是谨防伪善之言。” 张爱玲则说：“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她从来都是写真事的高手，出道之初，就把身边人物“出卖”殆尽，到了晚年，更是把文字的解剖刀朝向自我，一遍一遍地写家族史，写自己的成长史。他们的作品，政治味道都不浓，表面上看，他们都是写大时代中的普通人——刚好这些人也都不彻底，他们用芸芸众生织起了自己的作品序列，细而密的，灰扑扑的，但又那么丰富。接近人本身，这是写作口味的问题，也多少在策略上回避了政治的“威胁”。与此同时，“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派，他们则批评地吸收。张爱玲的文字艳丽华美，但更重要的，其实是文字之下的“人生的底子”。他们都不“赶时髦”，但反倒有了一些超时代的质素。生存的困境和人性的纠结编织在一起，像一张大网，一收束，俘虏了异世代读者的心。
张爱玲说：“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时代走到那里，英雄已经越来越“矮”，变得与普通人齐平。毛姆和张爱玲都是走在现实主义的末端，沾到了现代主义的气息，只不过在技法上，他们没走极端，依旧写实。不像卡夫卡，他是要把人变成“甲虫”——不但不是英雄，连人都不是了。不过毛姆到底是西方作家，他也曾吸收现代主义的技法，写新作品： 《人性的枷锁》在结构上努力创新，而小说《风筝》的篇首更是直言这故事有点弗洛伊德的味道。张爱玲也接受弗洛伊德，早年的《心经》和《茉莉香片》写恋父，性心理分析就是主角。到了晚年，她则回归中国文学的传统，推崇《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写出“平淡而近自然”中的戏剧性。
毛姆的小说里几乎是无爱的，张爱玲也习惯在小说中把爱挤压到只有一点点，就好比白流苏和范柳原，斗来斗去，用尽心机，也只能在天荒地老的一堵墙下面挤出一点真心。毛姆和张爱玲都经历过世界大战，战争炸掉了一切，也炸掉了那些四平八稳的价值观。战争让人们发现了恶。毛姆就喜欢写那些出乎意料的故事，从中折射人性之“恶”。《患难之交》讲一个老板故意让缺钱的应聘者游过一个危险的海域，最终应聘者被淹死；《午餐》嘲笑了一个曾经敲过“我”午餐竹杠的太太，现在变成了体重三百磅的大胖子；《满满一打》里，一个结过十一次婚的重婚犯，在海滨引诱了一个看似“百毒不侵”的老处女，让自己的结婚战绩上升到“满满一打”。张爱玲也写恶，环境逼出的恶人，像曹七巧，但张爱玲多少还有那么一点悲悯。她的反高潮，让故事中的人物重重地跌落在地上——真叫一败涂地，可在此之后，她又善于把一切抚平，恢复原样，就好像小说《封锁》里的吕宗桢和吴翠远，短暂的白日梦过后，什么也没有。生活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每个人都只能咬牙坚持，好强的，委屈的，都抵不过生活的潮涌哗啦啦冲过。
毛姆爱用第一人称叙事，但又总跳脱在故事之外，让这个“我”像一个观察者，冷冷地看着一幕幕人间悲喜。毛姆写作的口气是优雅绵长的，有时候甚至有点啰嗦，但态度，则大多是嘲讽，有时还故意讶异。在这一点上，我不敢说张爱玲没受毛姆的影响，那种微讽的口气，可谓极似，只不过张爱玲的口气里，常常又有些少女的俏皮和冷漠而已，毛姆却是绅士气，有喜剧性。张爱玲早期的短篇也有一些是喜剧性的，《琉璃瓦》就是个典型。他们的短篇小说通常都是封闭的，首尾呼应，让读者读罢若有所思。
毛姆和张爱玲都是“传统”的留恋者，甚至是守护者。有趣的是，他们所迷恋的“中国”， 竟然有交集——他们都对带有古韵的“旧中国”一往情深。张爱玲曾在和炎樱的对谈中，说自己“喜欢古中国的厚道含蓄”。毛姆来中国旅行，也是存着一个“考古”的心，他要那个神秘绚烂的古中国，至于战乱、民生，他在写作中多少选择性地规避掉了。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思考。他借故事中的人物说道：“一种文化，最古老的世界知名的文化被粗暴地扫荡着，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生们，正把这种自古以来一代接一代建立起来的东西无情地践踏掉， 而他们却拿不出东西来替代。他们不爱他们的国家，既不信仰，也不尊敬。一座一座的庙宇，被信士们和僧侣们糟蹋，让它们衰败以致坍塌，到现在它们的美除了在人们的记忆里什么也没有了。”
他在五四之后来到中国，态度显然是复杂的，西方的思想与文化借着“新青年”们的手，冲击着老旧的中国，泥沙俱下，很多优雅埋葬其中。张爱玲1920年出生，长大之后，五四已经与她隔了一段距离。对于五四，她的态度更加理性、冷静，那篇先写成英文后译成中文的《五四遗事》，张爱玲用对个人的家庭轶事的讽刺，质疑了五四的自由恋爱风潮。
张爱玲的小说和为人都是有些道家气的，她父亲就有些随性不羁，晚年张爱玲写《小团圆》 ，对于那样一个随性的父亲，多有赞赏。而她的小说，则时时刻刻体认着虚无。庄子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懂得了无用，才可以谈有用。所以，懂得了人生的虚无，才能好好爱悦人生。张爱玲明白这个虚无，所以她早年对物质生活格外留恋，她总是想从细密、精致的物质中，打捞虚无。《沉香屑》里写葛薇龙的心理，“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只是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悲观和绝望是汪洋。“琐碎的小东西”是浮板，能抓还是抓。不然又怎么办呢？又因为虚无似海，所以大家只能各自保平安。张爱玲的个人主义，自然而然生发了出来。
很有意味的是，毛姆也喜欢《庄子》，只是他喜欢庄子的出发点，是作为资本主义基石的个人主义。毛姆在小说里说：“我拿起翟理斯教授的关于庄子的书。因为庄子是位个人主义者，僵硬的儒家学者对他皱眉，那个时候他们把中国可悲的衰微归咎于个人主义。他的书是很好的读物，尤其下雨天最为适宜。读他的书常常不需费很大的劲，即可达到思想的交流，你自己的思想也随着他遨游起来。”把庄子和道家，解读为个人主义，显然是一种错位，中西方文化的流脉，阴差阳错地对接起来，尽管鸡同鸭讲，但好歹找到了握手的契机。
毛姆喜欢戴一顶礼帽，嘴上叼一支烟斗；张爱玲的经典形象则是昂头，一身旗袍。晚年张爱玲回归中国文学传统，她有心延续《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的中国言情小说谱系，一个人在美国的小屋里，孜孜以求。毛姆的文学世界迷茫而落寞，但他个人的晚年却热闹、祥和。他活到九十出头，堪称高寿，尽管没有诺贝尔文学奖加身，但荣誉对他来说，也从不缺乏。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图鲁兹大学分别授予他“荣誉团骑士”称号，英女王授予他“荣誉侍从”，著名的嘉里克文学俱乐部特地设宴庆贺他的八十大寿。相比之下，张爱玲拿的那个《中国时报》特别成就奖不但迟，而且分量也轻得多。繁华与落寞交替更迭，多数人的人生只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习惯就好。张爱玲晚年身体状况不佳，无事时，几乎足不出户；而毛姆却很热爱旅行，八十五岁时，他还去了一趟远东。
本文摘自《蚤满华袍：张爱玲后半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者：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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