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貝的天空

靜心如水 怡然自得 清風匝地 花開花落
正文

我的老闆金庸---第三章

(2018-11-05 10:07:23) 下一个


第三章 查生赴京與鄧小平晤面

人大會堂受召見

 就在我進入明報的前四年----一九八一年,正是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決策之初,經過了十年浩劫,正是所謂撥亂反正,走向正常社會之時,不僅全國人民,整個世界都在注視着這慢慢蘇醒過來的巨龍。查先生也不例外,自從他離開家鄉,定居香港以後的幾十年來,他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那片土地。

 那一年,查先生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邀請,請他訪問大陸,查問邀請者能否在訪問期間拜訪鄧小平先生?日理萬機的鄧小平對查的請求立即做出回應,他表示願意見見查先生,查聞之後很高興,他甚至寫信給内地親友,請他們到杭州見面。總而言之,查良鏞先生那一年的夏天便去了北京,而且是擕妻帶子女一起去的。

七月份,香港正是酷熱的天氣,北京則是三伏天,熱得扇子不離手。不過,在香港冷氣機已經普及到每一個家庭,氣溫雖高,卻不影響室内的溫度。鄧小平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通知查先生,十八日上午鄧小平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查良鏞和他的一家。查先生的心情激動可想而知,他穿上從香港帶來的西裝,打好領帶,
並囑咐太太和孩子們也盛裝以待。

 
北京人民大會堂是中共領導接見貴賓的地方,相當於總統府,到那種地方接受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接見,當然是要隆而重之。

查先生一家那天被專車送到人民大會堂,據説因司機的原因,竟然比預定時間晚到了一會兒,跟着,又被人領到福建廳門口,鄧小平穿一件短袖襯衫,滿臉笑容地在門口迎接他,站在鄧身邊的另一位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志。握手寒暄之後,
鄧小平說的第一句話是:

 
“歡迎查先生回來看看,你的小説我讀過,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

 
查此刻的心情一定非常興奮,作爲一名作家,作品被中國第一領導人讀過,自然開心;其次,鄧小平第一次與他見面,不但沒有擺出君臣父子的架子,卻宣稱與他“已經是老朋友了”。查先生很謹慎地,也是出自内心地說道:

  “我一直對你很仰慕,今天能見到你,很感榮幸。

 接着,查將同來的家人一一介紹給鄧小平,鄧連說“歡迎歡迎”,並詳細問了孩子們的年齡,名字,在哪裏念書等問題,就像拉家常一樣。攝影師走過來,為他們拍下歷史性的合照---查良鏞,是港澳地區第一個受到中國最高領導人接見的人。

人民大會堂建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八一年已經有二十二年的歷史,雖然建築結構不存在問題,但卻沒有現代的冷氣設備,這恐怕也是令查意想不到的,那一天三十幾度的氣溫,實在令查先生燠熱難忍。
鄧小平見狀便說:

 
“今年北京天氣很熱,你脫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這樣的衣服見客,咱們不用拘禮。

這恐怕也令從香港來的查先生意料不到,泱泱大國的一囯之主竟然稱自己是“粗人”,還建議遠來的客人脫去外衣,“不用拘禮”。共產黨人確是不同于港英政府,他們革命的時候就是要推翻一切舊勢力,對於西方國家一直崇尚的尊貴西裝從來不屑一顧(後來的歷史卻完全改寫了),艱苦樸素才是革命本色,所以鄧才講出如此豪邁的話來。

鄧小平和查良鏞開始進行比較嚴肅的談話,按照平時習慣,鄧先抽出一枝熊貓牌的香煙地給客人---查良鏞點煙,查見狀忙說:

  
“不敢當,不敢當。”

 
這是客氣話,更何況鄧小平為他點煙,豈知鄧小平還特別解釋一番:

 
“有什麼敢不敢當的?我們這樣談話已經是老朋友了。戰爭年代在部隊裏,小兵給我點煙,我也給小兵點煙,大家同生共死,點點煙有什麼了不起?”

 說完以後,鄧小平給自己也點了根煙,吸起來。

這一段老鄧給老查點煙的故事,查一直都記憶猶深,八十歲的時候還津津樂道地講給年輕的記者聼。

說到查先生吸煙,令我想起一段往事。查先生與很多上一輩的文化人一樣,有多年的吸煙習慣,但是八十年代末經醫生檢查他的心臟開始出現問題,不過不太嚴重,於是查先生開始戒煙,有一次我在電梯裏見到他,他的嘴裏像是在嚼着什麼,我忽然想起來,便問道

  “你是不是在戒煙?”

 
查點點頭。但是他的心臟並沒有因爲他的戒煙,而健康起來。大約七年以後,他接受了心臟大手術。


當主席恐難長命

 鄧小平和查先生談起不久前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那次大會上,宣佈了幾項人事變動,查先生說:

      
“鄧小平先生,其實你是可以作主席的,但你堅持只做副主席,這樣不重視個人名位的事,在中國歷史上,以及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這令人十分敬佩。”

鄧小平聼後微微一笑,接着點了枝煙,深深地吸了一口,才說:

  “名氣嘛,已經有了,還要什麼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遠些,看近了不好。我身體還不錯,沒有什麼病,但畢竟年紀大了,現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時,在長了就會疲倦。

鄧對於查恭維他的那些話,並沒有正面回應,不是有難言之隱,便是屬於一句兩句説不清楚的事。鄧又說:

 “你們明報要我當國家主席。當國家主席,資格嘛,不是沒有。不過我還想多活幾年,多為國家人民辦點事。一當國家主席,恐怕要縮短壽命。現在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有一百二十多個,每年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到中國訪問,國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設宴,這許多應酬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鄧說到國家主席,便說到“恐怕要縮短壽命”,令經過十年浩劫的人們不禁聯想到當年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七十歲上慘死在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運動中,而且死的時候身邊沒有一個親人,頭髮一尺長,連火化時的名字都被改成“劉衛黃”。鄧小平講上述話的時候,距離劉少奇的冤死不過十年而已。十年,歷史的一瞬間。

況且,鄧小平本人也是飽經憂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高層領導人,他深知黨内鬥爭的殘酷,所以,他才一語雙關地講出那些話來。對面坐着的是大陸未解放,便跑到香港去的查良鏞,三十年來他一直關注着中國的發展,六十年代以後,他幾乎每天親自在明報上執筆寫社評,成爲香港人的輿論導向,這在香港衆多報刊中都是非常罕見的。

       
但是,查卻缺少解放後在大陸生活的經驗,他不懂得大躍進帶來的飢荒,不懂得反右運動中的“引蛇出洞”,不懂得文革時代知識分子的屈辱,這並不是他的錯,可以說這是他的幸運。假如他沒有避走香江,他那被槍決的父親,將會帶給他不知怎樣的災難呢?

 鄧小平似乎也想到了這個問題,他主動地問起這件事情。按當時的情形來看,鄧主動提到這件過去了三十年的事,有可能是想為查父“搞平反”,因爲那時(一九八一年)全國上下撥亂反正,平反冤錯假案,很多人都是在那個時候(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被平反,或者恢復名譽的。而且,想統戰查良鏞,卻不為查父平反是説不過去的。

然而,查先生卻説:

  
“人入黃泉不能復生,算了吧。父親的命運是改朝換代之際發生的悲劇,我自己已淡然不記前仇。”

如此大義凜然的話,鄧小平也說不出什麼,只說了一句當時最時髦的話:

  “團結起來向前看。”


解放後查父被槍斃
 
究竟查先生出身于怎樣的一個家庭呢?据後來查先生自己披露:
   清末時,祖父查文清先生曾在江蘇省丹陽縣任知縣,是一位官聲甚佳的人物。後因「丹陽教案」而辭官歸裡。所謂的「丹陽教案」——是因為當年有許多外國傳教士界西方列強的勢力欺壓中國的老百姓,因此引發丹陽縣數百名群眾圍攻教會,並縱火焚燒。朝廷受到外國政府壓力,江蘇總督要查文清將民眾的首謀者處刑,但他卻暗中差人通知為首的二人逃走,然後引咎辭職。表現了一種「捨身救民」的氣概和正義之心。
   祖父查文清公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無理壓迫,不肯為了自己的官位利祿而殺害百姓,偉大的人格令整個家族都引以為榮。可惜查先生出生不久,祖父就去世了。祖父還曾設立了一座義莊,買了幾千畝田地收租,租金用於資助族中的孤兒寡婦,使他們能平安過活;凡是上了中學、大學的人,每年都可以分兩次領一筆津貼,如果有人出國留學,津貼的數額更大。
   每年春天的清明節和秋天的重陽節,查的父親必定帶同他們兄弟幾個上祠堂,見到任何人都相互拱手作揖。有時族中的白鬍子老公公因輩分小,也會向四、五歲的小孩子拱手作揖,旁人看了甚是好笑。
    查的父親曾在上海震旦大學求學,但是還未讀到畢業便輟學回鄉了,在家鄉,他辦起了錢莊,絲場,繭場,大概是不懂得經營,生意依然沒有多少起色,連當時年幼的查良鏞也察覺到父親爲了生意而煩惱不堪。恐怕是家境富裕的緣故,查的父親只懂得對人客氣有禮,善於交朋友卻不知道如何營商,是典型的江南秀才式的人物。
    雖如此,查父仍然是鄉間擁有大片土地的大地主,這情況一直延續到共產黨接管了政權以後,從山東來的軍人爲了肅清地主富農,“打倒富豪分田地”,將查父判為“土豪劣紳”槍斃了。
    十四年以後的一九九五年,查先生接受日本創价學會會長池田大作的訪問時表示:             
   “我當然很悲傷,但並沒有懷恨在心,因為我已充分理解,這是大時代翻天覆地大動蕩中極難避免的普遍悲劇。全中國數百萬人在戰場上失去了性命,也有數百萬人在此後的各種鬥爭中失去了性命。”
    一九八五年,查先生故鄉海寧縣的法院和檢察院經過詳細調查,證明當時他父親被處死是一件冤枉的錯案,正式予以平反,並出公文向他道歉。
   其實,如果查先生一九八一年當鄧小平接見他的時候,要求鄧平反自己的父親,並索囘鄉間被中共“共產”和充公的物品和房屋,鄧也會答應的,這是統戰手段。九十年代查良鏞在離家鄉不遠的杭州蓋起一所大宅。只是,此一時彼一時,查先生恐怕再也找不囘當年家鄉的感覺了。
   查先生在談到家庭的巨變時說:
   “祖父、父親、母親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覺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貴,不論是國際間還是國家內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戰爭,讓人民在和平的環境中爭取進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許許多多不幸的根源。”
    許多人對於查先生的這種不計較“殺父之仇”,頗感意外和驚異,自己的生身父親無辜遭共產黨槍斃,竟然還可以淡定地跟鄧小平說“人入黃泉不能復生,算了吧,我已淡然不記前仇”的話。
    我想,導致查表示這樣一種態度,有兩种可能的原因。
    查是聰明人,他知道即便對自己父親之冤死不依不饒,甚至向現政權“討個説法”,又能如何呢?這裡面有很大成分是出於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態,所以,索性自己定下調子,不再追究殺父之責。此其一。
    自從改革開放以後,香港的查良鏞先生已然成爲中共重要的統戰對象,查先生也以能夠擔當香港回歸之前中共給予的重任(如基本法草委等)而倍感任重道遠,“賓主”合作愉快。在這種情況下,查的内心中已經將殺父一事大而化之,“淡然不記前仇”。即使他感到悲傷,但如今他可以與中共最高領導一起抽煙,談論國家大事,這比起追究其父的被殺,不是更加具有其深遠意義嗎?此其二。
    查先生這一代人有他們對國家和個人的看法,他們認爲,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只要國家富強,個人的一切都不在話下,包括父親被殺這樣慘烈的事情。
    我想,雖説這是“大時代翻天覆地大動蕩中極難避免的普遍悲劇,全中國數百萬人在戰場上失去了性命”,卻不能說中共錯殺了查父就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淡然”處之的。如果這個立論可以成立的話,那末,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猶太人每年都在以各種不同方式,紀念被納粹分子殺掉的同胞,就完全失去了意義。
    查先生的大義凜然,我可以理解,但“淡然不記前仇”卻仍有推敲之處。仇者,報仇也,想來查先生早已化解了“前仇”,談不到“報仇”了。不過,“不記”則非現代人的文化觀,歷史總是要記住的,尤其是那些視人民生命為草芥的慘痛歷史,更加要牢牢記住,以防重蹈覆轍。
 
 社會主義有幾種

現在我們再回到一九八一年七月的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厛中,鄧小平突然問了查先生這樣一個問題:
  “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會主義?

查回答說:

   “我想自從法國傅立葉,聖西門,英國的歐文首先提出社會主義的理論以來,世界上已經有許許多多种不同的社會主義。鄧副主席,請你指教。”

 鄧小平為何會問這樣一個問題,也頗堪玩味。斯時,中國大陸已經走了三十二年的社會主義,結果,政治運動不斷,黨内鬥爭不斷,人民生活困苦,國家經濟幾乎崩潰,當時黨内黨外善於分析的人們都在想着同一個問題:中國走的是怎樣的社會主義,我們需要的哪一種社會主義?鄧也不例外,他也在思索着這個問題,面對着來自香港的查良鏞,他突然想“考考”這個大作家。

 想來查先生也是做了功課的,他不慌不忙地將社會主義的起始人一一道出,卻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种社會主義。鄧小平哈哈一笑:

 
“你説不上不要緊,哈哈,我也説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縂有一百多種吧。

說完,又遞給查一枝煙。
此次會面後不久,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明確提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顯然鄧小平考慮到中國要走的這種社會主義,在他說的一百多種社會主義中也找不出類似的社會主義,於是,將其命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和查先生又談到明報的社評,
鄧說:

 
“你的社評我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我們的世界觀不同,但大家都愛國,都希望中國強大,這一基本原則完全一致,我們有共同語言。

就這樣一邊抽煙一邊聊天,氣氛非常輕鬆,連當年新華社的報道都說:兩人的交談是坦誠的,用的不是外交辭令,沒有什麼轉彎抹角的地方,有些問題甚至不無尖銳。

會談進行了一個小時,查先生起身告辭,鄧小平站起來,親自送查離去,兩人一路走一路談,一直到了大廳外,還站着聊了一會
兒。最後,鄧小平熱情地握着他的手說:

 
“查先生,以後可以時常回來,到處去看看,最好每年來一次。

 
從那以後,查先生確是囘大陸的次數頻繁了,但是鄧查二人卻再沒有單獨見過面。八年以後的天安門事件,也令查由震驚到大惑不解,遂,憤然辭去基本法草委的職務。

受到鄧小平的接見以後,
查在回答明報月刊記者訪問時說道:

 
我一直很佩服鄧小平的風骨,這樣剛強不阿的性格,就像我的武俠小説中的英雄人物,但是,鄧小平更勝過我筆下的任何英雄人物。

查在訪問中多次提到鄧小平是有“大智慧,大胸懷”的人,敬仰之心可見一斑。
 查良鏞是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單獨會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中央電視臺在當晚的新聞節目中播放了鄧查二人會談的消息,港澳地區及世界各地的新聞媒體都報道了此事。

 
兩個月以後的九月,明報月刊同時發表鄧查的談話記錄,和“中國之旅:查良鏞先生訪問記”,出版三天就全部賣完,再加印,又售罄,不得不第三次加印。風頭之盛,真是一時無兩。不過,誰能想到八年以後在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卻令查先生對他所敬仰的鄧小平大失所望呢?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