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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汉地纪实(16) 大 饥 荒 (4)

(2015-11-26 13:03:29) 下一个

过了几周,我们又来充饥,小小的食堂门口添设了两个“门官”,凡就餐者先要出示粮票,验明正身方可入内。昔日外国租借地门口挂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大大伤害了国民的自尊心,今日没粮票者不能进去,虽没有挂牌,但实质又有什么不同?

饭堂里的墙上贴了一张红色的标语:“为树立无产阶级正气,抵制资产阶级老爷作风,凡就餐者一律持饭票自觉排队领饭。”

这真是一条一箭三雕的好标语,既减轻了食堂工作人员的负担,又推卸了责任,如果端上来的饭被人抢了,食堂就不必负责赔偿,而且还冠冕堂皇,有强烈的阶级意识。

东门桥是当时汉中人流最多的地方,旁边有一家打小圆馍(又叫烧馍)的食堂。几个饿鬼一合计,两个人便在店门口打了起来,还有人跟着起哄大喊大叫假装劝架,吸引食堂工作人员的注意力,刚打好的十几个小圆馍,眨眼工夫不翼而飞。于是汉中人有了“胡打乱吆喝,东门桥上刁(抢)烧馍”的民间谚语。

县城里最红的饭店要数黉学巷食堂(在原城固剧团旁边),这里不收粮票,只卖一样饭菜——糊辣汤。每天九点左右开张,中午十一二点关门打烊。“没来的不喊,来迟的不管。”全城独此一家,生意非常火爆。

说是糊辣汤但汤里不放辣椒,只是在一大锅水烧开以后,把粗糠撒进去再加上几片发黄的菜叶就熬好了,五分钱一小土碗。

喝糊辣汤先要排队买票,再排队领汤。排队买票的队伍比巷道还长,一直排到大街上还得打拐。卖票的像乐队指挥一样,掌握着一切进程的节奏,领汤的人多了,卖票的抽屉一锁,端着小茶壶步入后院,你就是急得喉咙里伸出手来,他像没事人一样,等到饭堂里不那么拥挤了,才慢慢腾腾、悠悠然然地开锁卖票。

饥饿的人们像是被饿鬼召唤集合来的,把小小的两间土坯房填塞得难有插脚之地。凡是交了饭票端到糊辣汤的人,不管是在屋内,还是在廊檐下,或是在街道上,呼噜噜一阵猛喝,有的还伸出食指,把沾在碗里的残羹刮在一起拨进嘴里,或者伸出长长的舌头把碗内舔食一遍,交了小土碗,急忙又到后面去排队。有的自己带个搪瓷缸子,买到的糊辣汤往缸子里一倒,然后边排队边喝,把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的“优选法”用到了现实生活里。

食堂里还专门派人站在门口,防止有人连小土碗也喝了去。

喝糊辣汤的大部分是城里的居民和学生,星期天瞅着人少一点儿,我们也去抢购一碗。

不到半年,机关学校喝起了谷粉汤,火爆兴盛的黉学巷食堂没有了粗糠供应,只好关门停业寿终正寝。

肚子的问题天天考验着我们的意志和耐性。

这天,一张大字报披露出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全校最著名的大炼钢铁英雄、劳动模范奖章获得者尚培祥(城固橘园人),半夜到厨房里撬开窗子去偷为学生担柴准备的馍,被炊事员逮了个正着。

一颗用自己的汗水和意志挣来的、耀眼的明星陨落了。平时走路一贯昂首挺胸的他,一下子变得低头含胸目不斜视,生怕别人看见自己的眼睛。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这句话得到了实施。

一天,学校停了课,要我们到野外去找野菜或採集树叶,加在饭里可以增加“叶蛋白”补充营养。野外哪有那么多的野菜等着我们去採?即使有,也让人早採光了。大家只能摘回一些树叶。我和同学周大奎徐兴中(他以后是镇巴县教育局局长)到县文化馆去摘了许多冬青树叶,冬青树虽是馆里的风景树,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没人出来阻拦我们。

第二天中午,我们吃上了含有“叶蛋白”的谷粉粥。到了上课时,各班教室里几乎空无一人,大家齐排排躺在宿舍床上。症状一致:肚里疼痛、欲拉不下、欲吐不出、浑身冒汗、手脚无力。

这一下惊动了县上领导,派县医院的医生住在学校,大夫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哪种树叶有毒,建议调来绿豆熬在谷粉粥里,一连喝了几天,症状慢慢消逝,幸好没有死人。

有时班长传达学校党委会议精神:我国已经找到了解决粮食问题的最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生产小球藻。小球藻不但营养丰富,而且生长迅速,报纸上也把小球藻吹得神乎其乎。

1960年放暑假的时候,学校把每个学生的脸盆收集起来,用于生产小球藻。校领导在全体师生会上讲,开学后我们的生活就不成问题了,人人可以吃饱肚子,似乎个个会变成大腹便便的胖子。

开学了,小球藻没见着,倒是每个脸盆里装了多半盆粪便,臭不可闻。开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自己的脸盆,有的连自己的脸盆也找不着。

后来又说研究出了“增量法”,一两粮能蒸出三两粮的饭;

我国用植物秸秆研制出了人造肉……

画饼如果真能充饥,也倒是好事。只是不但不能充饥,反而刺激了食欲,让我们的肚子感觉更加饥饿难受。

班里有几个同学得了浮肿病,过了一周又增添了几个。这十几个同学,每天早晨“特供”一勺豆浆,缓解病情。

自此,学校里再也想不出别的招数,遂下令停止了体育课、早操、课间活动和一切体能活动。要求我们就是走路也要轻脚轻手严禁跑跳,饭后一律回到宿舍里躺在床上。上课能听则听,不能听不要勉强,尽量减少体能的消耗。

1959年年末放了寒假,回到村里,见到乡亲们着实吓人一跳,有的脸似篮球黄如涂蜡;有的面黄肌瘦皮包骨头,都有些变了形的脸叫人一时难以辨认。言说去年大炼钢铁粮食没有收回来,到了今年一开春,食堂里没有东西煮,社员们只得到苕地里,挖去年没有收回来的红苕。这时的红苕早已烂了,吃起来很苦,为了活命,再苦也得下嚥,成了公共食堂餐桌上的主粮。秋种没能按时种上,今年夏粮收得很少,全靠种点蔬菜和挖野菜度日。秋季虽说有人下种了,因为虚报产量,公购粮任务很重,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又把“多余”的粮食平调走了。

“队里的干部就那么听话,连村里人和自己家人的死活也不顾?”

“公社派人住在村里,卖了公购粮以后还要一一翻仓,村干部也是没有办法。唉,人民公社害死人,公共食堂害死人,小百姓被逼的没有活人的路,只有死路一条……”村里的长辈悄悄说。

1960年的冬天,在学校里隐隐约约听到饿死人的消息,又隐隐约约听到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阴阴阳阳悄悄解散。听到这些话,我的心好像没在胸膛里,慌乱地胡蹦乱跳,白天在教室里坐不住,晚上睡不着,担心家人的安全。即使快要放寒假了,我一天也等不住,死乞白赖请假回家,因为在暑假来校前,村里就有人“病”死了。

回到家里,家里人都在,只是脸色青黄,微微有些肿胀,但只要没死人,就已经是天大的幸事。

母亲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为了让弟妹们多喝点儿食堂里的菜粥,父母每次都尽量少喝一点。一次,大妹惠琴就是不肯吃饭:“大大和妈要上工做活,吃少了咋行?你们不吃,我也不吃。”她的话使正在狼吞虎咽的弟弟妹妹一个个放下了手里的碗,直到父母劝慰着大家,端起碗大喝了几口,大妹才开始吃饭。母亲说到这儿,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我有这么懂事的儿女,吃再大的苦,干再累的活,受再大的气,心里也是热乎的。”

57年因整风整社挨了打的队长郝志发,二次出山当了队长。他的复出,多亏几个老人的劝说。老人们不但劝他,还得说服村支书郝德清睁只眼闭只眼,不要责怪他以往的“过失”,不要向上汇报后来的不是,让他放手大干拯救全村百姓,支书无奈,只好答应。

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在沟滩地里(村里最肥沃的土地)补种蔬菜,第二件事是叫社员在不显眼的地方,悄悄地少量开点地自种自收,而且人人张大眼睛,只要见到公社的人来了,立即通风报信,到集体地里干活。

“不要紧。郝家沟好就好在离公社远,食堂也散了,慢慢地会好起来。”父母亲安慰我。

第二天,我带着父母的嘱托,到南郑县山口子去看我的姑婆,姑婆家果然困难的如父母所料。按理,这儿是个旱涝保丰收的好地方,南面是山,山脚下一马平川,姑婆家就住在这一马平川里。一条从巴山小南海暗河里流淌出来的冷水河,就是遇到百年干旱,也是水量充足连绵不断,浇灌着万亩良田。十年前,其所以把从小在我家养大的姑婆嫁到这儿(姑婆是我太爷爷的外甥女,家道中落,无力抚养,被太爷爷收留在我家),这也是重要的一个因数。有山烧柴不愁,有田吃粮不难,可就是这块世代富饶的风水宝地,偏偏灾难最重,浮夸风把收到的粮食,几乎刮了个干干净净。

姑爷在外教书,每月四十七元工资,这对于农民来说简直是大富翁了,然而此时黑市红苕卖到一两元一斤,黑市米卖到五六元一斤,一斤瘟死的猪肉竟然卖到二十五元,还稀缺的像宝贝一样。当干部的,当老师的,一月的工资还买不到十斤米,就这,想买也很难买到。所以在外工作领工资的人,被称作是一挑萝卜的干部。

姑婆家上有老下有小,全靠在山里找东西和在田里掐苕芽(紫云英)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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