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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汉地纪实(21)社教运动 (1)

(2016-07-09 22:10:38) 下一个

社教运动 (1)

 

有人骂我是秦始皇,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

 

“1964年11月30日,胡耀邦到达西安,任陕西省委第一代书记兼西北局第三书记。当时,陕西省医治“大跃进”的创伤的经济恢复工作落后于其它地区。1956年粮食产量达到108亿斤,1964年只有86亿斤。他去蓝田县调查,有一个生产大队400户人家,只养了25头猪,农贸市场实际上已取缔,工业生产也不景气,可以说是百业萧条。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面,本来总的指导思想就“左”,西北比其它地区“左”的程度更胜一筹。大批干部受处分,许多人在运动中挨打。当年的延安、长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逼死了不少的人;选拔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要查三代五夫(舅父、姑父、姨父、姐夫、妹夫);陇县有些生产队户户要退赔,连上山砍柴和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要退赔。

在学习“九评”中,西安的大学批判学生的修正主义思想,有大学生自杀的事例,在中小学生中抓“小地主”“小富农”,中小学生离家逃跑的现象时有发生。

针对上述问题,胡耀邦说:“不能样样事都突出政治,比如游泳时,就要突出鼻子,不突出鼻子就会淹死。””(《胡耀邦在陕西工作一百天  挨批一百天》作者:张黎群)

胡耀邦到陕西后,立即到各地视察,1965年2月17日,在城固县的五级干部会上讲话,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这样成绩那样成绩,把生产搞上去是最大的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是最大的错误。”

他还在会上风趣地说:“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钱花,两手齐抓,社员笑哈哈。”并要求干部减少征购任务(他已经向总理申请减少陕西征购任务4亿斤,得到总理批准),他说,要让社员吃饱肚子,只有吃饱了肚子,干活才会有力气。在场的干部听了他的讲话无不欢欣鼓舞。社员们有了饭吃,不叫他胡书记,用自己最亲切的方式,称他“耀邦叔”,这在老一代城固人中是尽人皆知的事。

但是,他的观点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相违背的。所以,他在陕西工作一百天,挨批一百天。

胡耀邦带进来的春风,很快就被烈日下的酷暑所代替。

1966年春节过后不久,汉中县(今汉台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这是继1964年西乡县“四清”试点后,汉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抽调到社教总部“内清办公室”的张大成先生在回忆录里记载:参加“四清”工作团的有从省地县各级抽调的干部4100余人,还有大专院校师生1500余人,合计5600余人。远远超过土改时派往全汉中地区十一县的土改工作人员,其阵势之大前所未有,所以把这次运动又称作第二次土改。

我们郝家沟大队,当时只不过二十六七户人家,派来工作队员六人,平均不到五户就有一个工作队员,给人以前所未有的震慑力。自1964年西乡社教运动时,陆陆续续传来许多关于干部和五类分子自杀的消息,再看今日这么大的阵势,恐怖的阴云四处弥漫,许多人心里惊魂不定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该将何去何从孰吉孰凶,汉中县又要产生多少冤魂死鬼。

为了“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工作队一进村,立即召开贫下中农会议,建立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其实,贫下中农协会,在六三年的面上社教时已经建立起来,这次要重新确认,搞得更加严肃认真。这些贫下中农的代表和年轻的积极分子,许多时间都耗费在没完没了的革命运动中,他们不上工,不干活,工分照记。

郝家沟小队的十几户人家中,两户地主,两户富农,两户上中农,一户中农,这些人在“贫协”里自然被排除在外。另有四五户,虽说也是贫下中农,因为当过队长或是正在任上的干部,极有可能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被打入另册。这样,真正的贫下中农队伍只有七八户,不到总农户的一半。被打入“另册”的人及其家属,手上在干活,心里却七上八下,不知道啥时候会大难临头。

阶级阵线明确了,接下来是对敌斗争。自然是先斗地主富农。自解放后,地主富农早已被打翻在地,逆来顺受,只有任其糟践,没有丝毫的反抗余地。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里,还唱到“不能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现在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些“不拿枪的阶级敌人”,似乎比拿枪的敌人还要可恶,不好好整治是绝对不行的,他们的命运连个俘虏也不如。

母亲就遇到一件事。

一天晚上,母亲正在厨房里急急忙忙做饭,听到外面有人叫她,向她借井绳(拴在桶梁上在井里提水的粗绳子)。母亲放下手里的活,拿了井绳往外走,不料,我家北院郝忠平家的大花狗就在附近,把来人的腿上咬了一口,母亲急忙取出家里的碘酒敷料为她涂抹包扎。来者是我们队贫协组长郝全美的老伴,她不在附近的邻居家借东西,偏要舍近求远?是因为我家的东西好借,不挡手。过后,由于处理及时,伤口没有红肿,很快就好了。她的家人还说过几次感谢的话。谁也不曾想到,过了一年,到了四清运动母亲挨斗时,她的女儿郝黑女当上了积极分子,为了表现自己的阶级觉悟,硬说是地主分子心肠忒坏,事先没看好狗,甚至说是故意把大花狗叫到我家院子里等着,把她母亲咬伤迫害贫下中农的。义愤的郝黑女还拿来剪刀,把母亲耷拉下来的头发齐根剪掉。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大花狗不是我家的,你来借东西谁能事先知道?怎么能怪我们呢?可是,人若歪着嘴巴说话,不许对方辩解,无理强为理,天理良知没有了,更遑论公平正义!

母亲感到十分委屈,受到了羞辱,此前,还没有剪阴阳头的事出现过,母亲可以接受打骂,但接受不了别人的羞辱,哭了好长时间,儿女们劝慰她,陪着流泪。

没有了正义和公理,只能滋长邪恶和暴力。

王家桥的王国师,种自留地时,顺便把别人犁自留地的牛用了一下,第三天牛死了。从牛肚子里剥出一颗带血丝的锈铁钉,社教时硬说是他实行阶级报复,破坏社会主义生产。挨打挨斗自然少不了,还揭掉他家房上的屋瓦,拆走房梁和椽子,全家人辛辛苦苦干上十几年,也抵不住欠生产队的牛钱。

父亲除了白天被“监督劳动改造”外,晚上还得写交待不完的“交待材料”和“守法公约”。而且,还得帮地主分子郝坤,富农分子郝忠海、郝忠义完成同样的任务。他们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写不出一个字腿来。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其所学到的知识,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能用在这些地方。

父亲是个聪明人,也是个谨言慎行的人,他的言行很难让人抓住把柄。用“工作队”的话说,是个“狡猾的阶级敌人”。但是,即是你再“狡猾”,也难逃飞来横祸。

一天中午来了两个人,把父亲带走了,一家人顿时像大厦将倾般的惶恐不安,晚上个个都不睡觉,怔怔地等着。直到半夜,父亲才瘸着两条腿,被人押了回来。父亲受了重伤,显然被折磨得不轻。两只膝盖下血肉模糊,没有一分完整的皮肤;脖子被挂了胡基以后伸不直,只能低着头,经多方调理,两三个月才恢复正常。伤成这样,还得天天上工,接受监督改造。

事情的原委,还要从王家桥的王国平说起。

王国平是王道池小学的校长。终其一生也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父亲曾评论他说:“世上的老实人,王国平是最老实的一个。”临解放前,他就在王家岭小学教书,深得当地群众的尊重爱戴。解放后,他对教学工作更加积极热情,决心为一方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虽然他的妻子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但他由于工作中的突出表现,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命为学校校长,并多次受到县、地区的表彰。1956年还代表陕西省出席全国的教育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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