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于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家庭，跟着寡居的祖母和母亲过日子。
“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她们都绝对地一字不识。那时形容人们无文化，常说他们连自己的
名字也写不出。我的祖母和母亲则更彻底，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名字。家里的藏书每年一换，但只有一册，就是被俗称为“皇历”的那本历书。她们只能
从书里的图画中数出当年是“几龙治水”，借以预测一年的天时。至于全年二十四个节气都发生在
哪一天和什么时辰，编书人未能制为图像，她们也就自然辨认不出了。直到我上了小学，家里上两
代人的这个困惑才算解决。“皇历”也才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利用。
真的，不要小看小学生。在我住过的那个杂院里，出个小学生，就顶得上个知识分子。比如同
院拉洋车的老郝叔，孩子多，拉了饥荒要“请会”（一种穷人之间的经济上的互助活动，但要出利
息），这就找到了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叫我帮他起草一个“请会”的“通知”。其中包括本人
遇到什么困难，为什么要发起这么个活动，将要怎么办等等的内容。那时我顶多不到三年级，怎么
写得了！但老郝叔鼓励我：“你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我于是拿了毛笔、墨盒伏到老郝叔的炕
上——他家无桌，炕上只有一张席，硬而且平，伏在上面写字是极方便的——就这样,他说,我写，
不大会儿的工夫，居然写出来了。
随后又抄了若干份分别送出。“凡着诸竹帛者皆为文学。”讲起文学的定义来，是有这么一说
的。那么，我替老郝叔起草的这篇“通知”，就无疑是一篇为人生的文学了。何况还分送出去，也
算是发表了的呢！
“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这篇出自老郝叔的心与口，“他们都懂”的好文章，可惜我现在
竟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老郝叔又早已作古。他无碑、无墓，所有的辛劳都化为汗水，洒在马路和胡
同的土地上，即刻也就化为乌有。他奔波一世，却仿佛从未存活过人间。
说也怪，人过中年，阅人遇事也算不少了，但对老郝叔，我老是不能忘记。
总觉得再能为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安心似的。
二
现在可以说些有关读书的事了。
一个人的读书习惯，依我看，总是靠熏陶渐染逐步养成的。压、逼、打、骂，都无济于事。这
就需要一个稍微好些的文化环境。我的家庭和所住的杂院，自然教给我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
但就培养读书习惯而言,那不能说是好的环境。我正经上学只念到初中,且功课不好。虽然读了《苦
儿努力记》，也没收到立竿见影的效验。一题稍微繁难的算术作业，我憋住了，能找谁去？杂院里
是没有这样师资的。我以后所以还喜欢读点书，全靠我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有的在校内、
在课堂上，更多的是在校外和课外，在日常的生活中。
三
开始叫我接近了文艺的是孔德小学的老师们。
孔德小学，在我的记忆里是一所办得很好的学校。设备齐全，学费却低。
老师们也都像是些很有学问的人。比方有一次，一位眼睛近视得很厉害而又不戴眼镜的老师，
把我们几个同学招呼到他的宿舍里去，给我们诵读《罪恶的黑手》。他屋里哪儿都是书，光线显得
很暗，所以他需要把诗集贴近鼻尖才能读得出。他的读法，也与时下的不同，不洪亮，无手势。虽
然书挡住了他的脸,但从夹缝里看过去,还是可以看见他脸上的肌肉都是很安静的。他的这种读法，
听上去，比听现在的某些朗诵受用，孩子们都被他吸引了，打动了。
长大以后，虽然我再没去读这首诗，然而当时听着它所留下的印象，却始终记得。这位老师不
久就不见了。当时，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致叫几个孩子去听这首诗呢？我至今也不明白。每当路过
孔德旧址，我还常常想起他来，我总觉得他或者是一位诗人，或者是一位革命者，老幻想着有一天
会碰上他。虽然我依旧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有一位美术老师我却记得清楚，他是卫天霖先生。这当然是一位大画家。可那时我们却全
然不懂他的价值，竟因他出过天花，脸上留下了痕迹，背地里称呼先生为“卫麻子”。足见“师道
尊严”是破不得的，不“破”尚且如此，何况号召“大破”呢！
孔德学校有一间美术教室,小学部、中学部共用,无论大小学生一律要站在画架子前上美术课。
先是铅笔画，铅笔要六个“B”的，还要带上橡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当然是要准备
的。后是小学生也要学用炭条作画，炭条消耗大，向家里要钱时，已从大人的脸上窥出几分难色；
待知道了擦炭笔画不能用橡皮而必须是烤过的面包时，我便不再敢回家去说了。忘记了是我个人没
学着炭笔画，还是卫先生更换了教法，反正是这个阶段不长，后来就变了画水彩——不管我是否买
得起炭条和面包，但卫先生这种在一两年内，多种画法都叫孩子们尝试一遍的做法，我是拥护的。
孩子们的求知欲是极强的，精力是非常饱满的，那是压抑不了的。当批评孩子“好高骛远”时，至
今我仍觉得要慎重些。二十几岁有大成就，我以为完全符合人的智力发展，是很正常的事。相反，
四十多岁的人，还被称为年轻艺术家、年轻学者、年轻教授，倒是不大正常而且令人痛心了。
卫先生还有一种教法，我们当时也很喜欢。美术教室里,有许多石膏坨坨:圆球形、正方形……
他没有叫我们画这些，开始就是静物写生，画小瓶小罐之类。过了一阵以后，又叫我们到户外去，
先画校园里头，后来就去东华门外的筒子河。孩子们对跑出去画画快活无比。我们画，卫先生跟着
看，他也好像很高兴。一次写生，我画的地方前边是许多树，后边是一排矮松，再往后则是满墙的
爬山虎。当时只知道看见的都要画上，哪里懂虚、实、疏、密这许多深奥的道理！结果，我画的画
面上是绿树、绿蔓、绿叶、绿茎，简直绿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了。谁知这时候卫先生正站在我身
后看。我扭头看见他，笑了；他看着我和我的那幅绿色作品，也笑了，而且还称赞了我。到底是称
赞我的什么呢？是有几处画得好？还是勇气可嘉，什么都敢画？或者根本就不是称赞，只是一种对
于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安慰——当时我可没想这么多，反正是被老师夸了，就觉得了不起，就还要
画。
此后，我画画的兴趣越来越浓，差不多延续到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对于卫天霖先生,我并不是为写这篇文章才想起他来的。时间还要早十来年。那时,首都剧场附
近有一阵颇贴了一些所谓“揭露”卫先生“罪状”的印刷品。大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都学会了一
种本事，就是能够在通篇辱骂的文字里看出一个人的真价值来。我也正是从那些印刷品里才知道，
原来第一个引导我接近艺术的竟是这样一位大人物，我不禁骄傲了。
前两年，美术馆举办了先生的画展，我去看了。我在先生的自画像前，伫立了许久。他并没有
把自己画得如何的色彩斑斓，还是他教我们时的那样的平凡。我不知道美术界里对他是怎样评价，
我只觉得他曾是一位默默的播种者，他曾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过美的种子。而美育，我以为，对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四
从十五岁那年起，我就上不起学了。
我的上学，是由本家供给的。那时祖母已殁,只剩下母亲和我。本家们有的给钱,贴补吃喝；有
的给我们间房住；有的灵活些，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缺吃的了,到我家去,添两双筷子总还可以”。
而有一家就是专门供我一年两次学费。十五岁以前，我受到的就是这么一种“集体培养”。但是，
就在那年的冬天，一位本家来到母亲和我的屋里——“干什么呐？”他问。
“温书，准备寒假考试。”我答。
“别考了。现在大伙都不富裕，你也不小了，出去找点事做吧。”
我沉默了，母亲也无言。吃人嘴短，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于是合上了我的笔记本和书，也就从
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
“找点事做”，那时很难。先是买些“履历片”回来填写。内容无非是姓名、性别、年龄、学
历之类。然而字，要绝对的毛笔小楷。写得好坏，据说对于是否能被录用关系极大。我自然写得十
分小心。写好后再托本家、亲戚四面八方找门路，呈送上去。请不起客，送不起礼，再加上并没有
过硬的门路，回音，自然都是没有的。但是仍要等待。母子两个茫茫然地等着，等着一个谁也不愿
多想的茫茫然的未来。
茫然中还是有事可做的。子承母业，去当当。比每天上学稍晚的时间，我便挟个包去当铺。当
了钱出来径直奔粮店买粮。家底单薄，当得的钱，只够一天的“嚼裹儿”，计：棒子面一斤（可蒸
窝头四个，一天两餐，每餐母子各一个），青菜若干，剩下的买些油盐。我毕竟是读过书的，早懂
得玉米、青菜的营养价值高，所以每天吃着不腻。当得无可再当了，便去押“小押”。那是比当铺
低下了许多的一种买卖。样子先就没有当铺威严。当铺都是一色青砖到顶，磨砖对缝的高大而结实
的建筑。外面堂堂正正地挂着黑地金字的匾额，里边的柜台也高得令人生畏。小押店则不然。它就
座落在一个随便的破院子里，没有字号，因此外边无需挂匾，里边也不设柜台。不是赤贫者或近乎
赤贫者是不会到那里头去的。所以，当铺式的讲究对它就成了多余的奢侈了。
何况它们都还兼理贩卖“ 白面儿 ”的缺德的营生，那就更不便张扬了。到那里押东西倒是很
“方便”的，甚至可以不拿实物，只把当铺的“当票”押给他们就可以换钱。当然，押期、利息和
押得的钱，比起当铺来那就苛刻得多了。押得无可再押了,仍旧有办法,就是找“打小鼓的”把“押
票”再卖掉。卖，就更“方便”了。每天胡同里清脆的小鼓声不绝如缕，叫来就可以交易的。一当
二押三卖，手续虽不繁难，我和母亲的一间小屋里可就渐渐地显露出空旷来。与老郝叔的家日益接
近。趴在炕上也是可以写字念书的了。
五
是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并没有停止读书。
“头悬梁”、“锥刺股”那样的故事，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说过的。但我不喜欢，甚至有
些不信。一定要那么苦吗？把头发拴在房梁上，用锥子扎到胯骨里头去，非那样不能成材？未免太
可怕了。幸好，我所碰到的良师益友们，无论在我辍学前或者以后，都没有逼着我做那样的蠢事。
因此，我至今还能感到读书的快乐。
想起我辍学前后的师友们，我恨我不会写“赞”,不会写“铭”,不会用极简约的文字写出我对
他们的谢忱。在那样难熬的岁月里，他们的影响曾决定了我的前途和命运。我真希望为他们立传，
但是不能，一个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孩子，怎么能够了解老师们的那么多事情。我现在所能想起
来的，只是他们的片片断断的音容。然而这些却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
我要感谢我初中二年级以后的所有的语文（那时叫“国文”）老师。他们既广征博引，又深入
浅出，能够讲得使孩子爱上祖国的语言和文字。他们能凭借一篇几百个字的小文，叫你喜欢上“晚
明小品”；他们能在上千年的中国文学史里，信手拈来，讲出许多吸引人的故事，迫使你不能不去
借各种文学史的书来读：赵景深的、胡云翼的……记得他们也曾介绍过郑振铎的文学史，我也曾借
阅，部头太大了，当时终于没能读完。虽然如此，总也多知道了一位郑振铎啊。
那些老师们中，对我更有吸引力的是孙谓宜、徐世荣两位先生。他们在讲课时，常常讲起祖国
的文字、声韵方面的知识：“车”是象形字，是一个俯瞰的车子的图形，中间的是车厢，那一竖是
车轴，上下的两横，原来就是两边的车轮,多有意思！声韵部分亦有趣,从古韵一直讲到音符号（今
日汉语拼音符号的前身）,说是据钱大昕的考据，原来古人连zh、ch也读不出,是要读作d、t的——
老师们居然能够知道古人怎样造字和他们说话的声音，孩子们自然钦佩极了。
孩子，都好像是本能的表演家。对于他们所钦佩的师友，总要由衷地模仿。模仿他们写字，模
仿他们的讲话，以至模仿他们的衣着。
孙谓宜先生的衣着最朴素。他的裤子，在夏天，从长衫里可以看出，长度仅及他的小腿肚。我
于是便学他，请母亲照样裁制。谁知那是用两条面口袋剪剪缝缝就可以做成的。由于用钱少又容易
做，母亲自然支持我，很快地做成了。穿上它，我很得意，觉得是天下最好看的服装——全国解放
以后，我碰上了那中学的别的老师，问到了孙先生的景况，他只说:“孙先生……孩子多,仍旧……
不大宽裕。”到这时我才知道了孙先生朴素的原因，也就更增加了对孙先生的敬意。我想他那时大
约是更窘迫。他是不顾生活的清苦，那么尽心竭力地给我们授课的。
有一位教英文的老师，我也始终不忘。他非常重视发音。这一点，在第一堂课上，就给学生们
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第一课英语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已是初二年级的学生了。”因此，
头一个词是Now。大家反复朗读这句话，他不但听,还要逐个地看学生们的嘴。在一位同学的面前，
他止步了。他令大家停下来，只叫那一个读。不知是什么缘故，虽经他反复示范，那个同学总是舍
不得把嘴张得大些，总读成No。他着急了，顺手拿起那位同学课桌上的墨盒，当那位可怜的同学刚
刚张嘴又要读出No来时,他竟能一下把小半个墨盒塞进那学生的嘴。这时候,所有的同学都不敢笑，
只能瞪起眼看着事态的发展。果然很灵验，当先生把墨盒从那个学生口里取出时，那位可怜的同学
居然正确地Now出来了。先生胜利了，又带着学生读起以下的课文来。学生们全都读得用心,不敢有
半点含糊，谁知道自己的墨盒在什么时候会被塞进自己的嘴里来呢！
学英语发音必须先学会国际音标，这在现在已经是当然的事了。当时却不然，还有其他的更加
通用的标音办法在。但我们的这位老师当时就热衷提倡国际音标，以至引起我们几个同学的兴趣。
恰好有一个同学家里存有一套英语教学唱片，据说就是国际音标的创始人录制的。他拿出来约我们
听，我们都听得入神。一个浑厚的男低音，把一些连我们也懂得的简单的字和句，竟读出了另外的
韵味。这使我们惊奇了，不能不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尽管我们当时的语音知识少得可怜。
我常想：孩子们的或者少年们的兴趣，大约都是飘忽不定的。他们对什么都好奇，见什么都想
学，难免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大人们的横加干涉,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我的本家们只对我的上学或不准上学加以干涉，至于我喜欢学什么或不喜欢学什么，他们是无暇顾
及的。
我觉得这倒成了我的便宜。初中时期，中文老师与英文老师教给我的知识的综合，竟使我喜欢
上了一门同我的家境毫不相干的，既不能当吃又不能当穿的学问：音韵学。而且这种爱好竟持续了
好几年，从辍学以后，一直到我的兴趣转移到演戏上去的时候。
六
或者我是个侥幸者，或者生活本来就是由许多的“偶然”所铸成。辍学以后，在过着“一当二
押三卖”的日子里，我居然进入了当时的最高学府——辅仁大学中文系，颇当了一阵子一文不花的
大学生。
那是由于有几位好友，我们住得邻近，他们比我年纪大些，都是那所高等学府正经花钱的大学
生。他们同情我的境遇，于是就夹带着我混进了辅仁大学。事是好事，但头一天我一进校门，先就
觉出浑身上下都不自在起来。已经到了临近上课的时间，校门里面的人们都急匆匆地来去走着。我
无法知道他们的脸色是严肃还是快活，因为我不敢抬头，看见的只能是他们的脚。好友们领我向教
室走去，我看见的仍然只是地板和一级一级的楼梯。觉得好像是走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路，才算进了
教室。教室里学生们大部分已经就座，只有我罚站似的兀立一旁，这就更增加了我的紧张。简直想
掉头归去，回到我的家，回到我或押或卖的“自由”的生活中去。我的热心的好友走去找他的几个
同学了，只见他们嘁嘁喳喳了一阵以后，就指着一个空位子告诉我：“你今天先坐这儿吧。”我于
是坐下。心想，那么我明天坐哪儿呢？果然，第二天我就更换了一个地方。此后天天如是，先是我
浑身不自在地进入教室，继之是他们照例的一阵嘁嘁喳喳，而后为我指出一个安身的所在。
尽管是这样地上大学，然而听课时还是令我神往。现在记得起的是一位孙教授讲秦观，一位顾
教授讲辛弃疾。从他们精到的讲解里，叫我领略出这些大词人的妙处：他们能在婉约近人的文字中
抒发出忧国、爱国的深情以至豪情来。多么美呀！多么精巧啊，我们祖国的语言！每一个字，每一
个音节，都像是一个可爱的小精灵，只要你调度得当，它就能把你心里的最细微的情绪，令人难以
置信地、非常机敏地表达出来！
听课虽然有趣而令人神往，但内心的恐惧却不容易消除。日久天长我明白了，高等学府里的教
授们是不管点名的。学生们都有固定的位子，点名的人只能在窗外，看位子空着的便画“旷课”，
位子上只要坐着人，不管是谁，他便画“到”。我之所以能坐上位子，而位子又须每天更换，就是
由于每天总免不了有人旷课的缘故。有人交钱而逃学，就有人不花钱而读书。平等互利，这本是可
以处之坦然的了。但在当时，我于听课神往之余，心里总不免于忐忑，谁知道那些花了钱的学子什
么时候会突然闯进教室把我撵走呢？因此，我那时常生做贼之感，觉得自己是一个偷窃知识的人。
此后，靠朋友们的帮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那时我只有十六岁，而我的同事们，比起我
的年龄来，翻一番的寥寥可数，多数的都是翻了两番以上的老头子们。他们同我无话可讲，我也只
能早来晚走报之以沉默。虽然有了职业，然而一，并不足以糊口；二，前途依旧茫然。照现在看，
这种处境是可以称得上“苦闷”的了。但在当时，或者是因为这个词还未曾普及到我，或者是由于
不“苦”不“闷”的日子我还没有过过，所以脑子里便没有这样的意识流出来。只是偶然在一根电
线杆子上的招生广告里，我觉得又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就在我做事的地方附近，有一家中法汉学研究所，广告上说那里要办一个法文研究班，每周晚
上开两堂法语课。一个“汉学”，一个“法学”，再加上是个夜校，这对我简直是个天赐的机缘。
我于是去报名了。经过口试，我说了我对“汉学”和“语言”的兴趣，很快便通知我被录取了。从
此，我又进入了另一所特殊的高等学府。
这个夜校简直是一座法兰西文学的殿堂。头一年照例是从字母念起，学些简单的对话和短文。
第二年选文里可就出现了莫里哀。依次读下去，到了最后的一年，就读到了19世纪末的散文和诗。
教授对法兰西文学有精到的见解，讲义都是他自己编写。我猜那里边很多都是他所喜欢的作家和作
品，因此，无论是朗读原文或者是讲解，他都沉浸在作品的意境和情绪之中。他给我们上的不光是
语言课,在很大的成分上是文学欣赏课。教授讲得津津有味,学生们也听得入神。以至于在上课时，
我竟恍惚觉得自己已近“雅人”。
但是，在课前和课后，我却不能不继续过我的“俗人”生活。
我那时住在北京西单，每天需步行过北海大桥，才能到达近东四我上班的地方。平时只带一顿
午饭,不过是窝头小菜之类。赶到上夜校时,就需带上晚餐了。把窝头带进“法兰西文学的殿堂”，
已经很不协调，更何况“殿堂”里是只烧暖气而不升炉火的。到了冬天，这就使我为难了。暖气烤
不了窝头，冷餐总不舒服。窝头这东西，很脆弱，昨夜由母亲蒸出，今天又随我奔波了一日，到上
夜校时它就要露出些裂痕来。冷而且硬，不略略加热，吃下去肚子里常会觉得有些异样。异样，尚
可忍耐，只怕不幸由此酝酿出一个“异响”来，那便是对“殿堂”的极大的骚扰了。怎么办呢？幸
好，“殿堂”之外的院子里有一间小厕所。为了它的上下水道不至于受冻，那里面安着一个火炉。
于是这厕所便成了我的餐厅。把窝头掰为几块，烤后吃下，热乎乎地使我感到棒子面原有的香甜。
香甜过后，再去上课，听的偏是菩提树、夜莺鸟这样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情。
下课了，我又需步行回家。冬天，遇到刮风的天气，西北风挟带着沙粒迎面扑来，粗拉拉的把
人抽打得满脸生疼，自然也一并抽打了脑子里的夜莺鸟和菩提树，使我不能不将它们暂时忘却。然
而遇上好天气，天高夜冷，街上早已没有了车辆和行人,安静得可以听得见自己的足音。这时,“殿
堂”里学得的法文便油然而来，充填了心和脑，我不由得且走且想且诵，路，于是就成了我最好的
温书的地方。这样，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了在上下班的路上温课，念法文兼读古汉语。记得那时在
旧书摊上很便宜地买到一本《诗经今译》，半页是原诗，半页是白话的释文。书只比今天小孩子们
看的连环画册大一点，我便将它拆成单页，每天带一页去上班，看一眼背一会，一路走下来差不多
总可以背得一首。至于法文，我是将生字写在小纸片上，也是边看边背，以我那时的经验计算，从
西单走到东单，少说也可以背下四五个单词来，并不发生交通事故。现在学外语，都讲究句型教学
了，句型长于单词，加之路上人多车多，我的这种经验怕是不能推广了。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这两句汉代的老话，虽曾被编入诗册，但我
总以为它其实是古谚。比喻用得那么自然贴切,思想又表达得那么朴素而真挚,不像出自文人的手。
我不是考据家，我只是要说我衷心地喜欢这两句话，读起来总感到亲切。
我庆幸自己在那样恶劣的政治制度下竟遇上那么多的好的老师和好的朋友，他们为我启蒙，教
我知道书这种东西的宝贵，使我没有胡乱地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