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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邓小平是怎样用“非组织政治活动”把华国锋架空的?

(2016-06-14 08:37:52) 下一个

《短暂春秋》师东兵

 

   华国锋从十月十五日起,作了为期二十多天的对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和意大利等西欧等国的访问。

    从全球战略的高度看,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年来,中国政治首脑对西欧国家进行的第一次访问。按照同这些国家的事先约定,访问期间,华国锋将与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理雷蒙·巴尔;西德总统卡斯腾斯、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意大利总统亚历山大德罗·佩尔蒂尼、总理弗郎切斯科·克西加等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举行会谈,并签署一系列的文化、贸易、科技等合作协议,还要在法国巴黎参加周恩来旧居纪念牌揭幕仪式等。

本来,华国锋想推迟到党的十二大以后再去访问,但邓小平对他说:“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我们抓经济建设,不开眼界不行。西方建设好的经验,我们还是需要好好借鉴的。十二大准备工作,留给耀邦、紫阳他们干吧。你作为一国总理、党的主席,不站在世界高度看问题不行啊!”

   李先念也说:“现在的西方世界,可不能还按老眼光去看喽。整个世界都在向前发展着,你这次抽出二十多天的时间周游一下这几个发达国家,保证会有重大收获。这次回来再考虑我们党和国家的若干方针、政策,我敢保证你会有质的飞跃。

    这下,华国锋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得打点行装,组织陪同人员,在国庆节刚过就开始准备出国的各项事宜,而把国内问题的处理,全部给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

    华国锋出访的第二天,邓小平就召集胡耀邦、胡乔木、赵紫阳、宋任穷等几个贴心人物开会,布置他即将向“凡是派’讨伐的具体措施。

他毫不怀疑,在国内那四、五个“凡是派”人物也一定组织秘密行动而且在进行之中。他知道,汪东兴、陈锡联在中央高层内部进行的一些游说是得心应手的。虽然他们都调离了军队中最核心的领导岗位,但在那些机构已安排了他们认为与他们的思想体系一拍即合的人。他们处处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所以他们有着很大的号召力。

    胡耀邦来到邓小平家里,其他几位著名的人已经到了。特别是看到胡乔木在场,他就知道邓小平一定又要安排起草什么文件了。胡乔木最重要的特长是对中共党史和国际运动史的研究,称得上是文革以前党史的活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他是文革前中央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人,很得那几位中央老常委的信任。邓小平至今还是十分器重他。

    邓小平比国庆节招待会时的形象似乎憔悴了些,两眼都有一圈褐色的乌斑。等他们都到齐后,他才从内室里走出来。

   “你们都听到一些人对我们关于刘少奇同志复查材料的反应了吧?”

他们四个人都点了头。

   “这是最关键,最大的一个堡垒。只要这一道防线突破,我们对‘两凡派’的进攻就算取得了决定的胜利。现在到了报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规定几条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时候了。我计划在中央五中全会上通过这个准则。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议一议这件事。”

    胡耀邦想起了他前几天和自己的谈话.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着手抓这项工作了。于是首先说:“我们党过去本来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很好的传统,但是由于建国以来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致使一部分领袖人物产生骄傲自满情绪,由于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由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有所发展,同时在党的斗争的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损害……”

   胡耀邦有个特点,讲起话来往往收不住,总是滔滔不绝,中心反而不突出了。

   邓小平皱了一下眉头,感到他多少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便打断他的话说:“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要和你们商议一下,起草一个文件,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几条准则,我看起码有这么几条需要注意……”

   四个人赶紧掏出笔记本,拧开钢笔.认真记录着。

 

   “第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那种本本上有的不许改,本本上没有的不许说、不许做的思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巨大障碍。”邓小平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打着手势说:“上次开常委会,我刚讲了两句话,汪东兴就把他的本本打开了。那上面全记着毛泽东同志某年某日的批示或讲话,我说一句他顶一句,我火了就说:你干脆把你的本本念完,念完咱再讨论!这样他才闭嘴。”

    赵紫阳插嘴说:“我和乔木同志征求他对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意见,他说杀了他的头他也不同意,说他绝不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让步,要反潮流。”

   “他反什么潮流?”邓小平笑着问。

   “反人民的潮流。”胡耀邦说。

   “看来,他是要和我们对抗了,”邓小平放下茶杯,站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准则要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过去用中央文革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这是一个教训。我看我们还要恢复书记处,在中央主席、副主席之下设总书记,像八大党章规定的那样。”

    胡耀邦和在座的人都听出来了,邓小乎讲的这些措施和规定都是对着华国锋来的,旨在限制和控制他的权力,赵紫阳很佩服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一手,他们善于因人设事和设事制人。当初毛泽东为了阻止林彪篡权,就建议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而现在邓小平又主张恢复八大党章的一些规定,这会不会引起新的斗争呢?

   “我们还得重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邓小平强调:“这可以作为第三条。第四条,要坚持党性,根绝派性。要明确规定:一部分党员如果背着党有组织地进行与党的路线、决议相背离的活动,就是派性活动。对于坚持派性屡教不改的人,一定要给予严肃的纪律处分。不应该让这样的人进领导班子.已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一定要撤下来。我就收到不少干部和群众的来信,要求把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还有另一些人赶出中央委员会去,不知你们听到了没有?”

   宋任穷说:“这方面的呼声太多了,信件都是成捆成捆地往中央寄。”

   胡耀邦说:“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跟着林彪、‘四人帮’做了不少坏事。过去群众不敢讲话,真可谓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现在,人民对他们的愤怒火山般地爆发出来了。所以,我还建议准则的规定里加这么一条: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被反党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

   “可以。”邓小平说:“总之,乔木、耀邦同志,你们可组织一些秀才先搞个准则草案,然后再上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委员会讨论,最后上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准则写得要具体,明确,不仅要管现在,而且对将来也要产生积极作用。”

    赵紫阳说:“根据准则的若干精神,是不是五中全会上就把汪东兴等同志的问题解决了?这个人已经成公开反对派了,我们每干一件事.他都要反对。”

   “你们的看法呢?”

   其他人都表示赞同。

   邓小平说:“你们再做做其他人的工作.时机既然已经成熟,就要坚决地、果断地下决心。时机这玩艺儿,一旦捕捉不住,客观存在就会悄悄地从你身边溜掉.到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耀邦、紫阳你们分头谈。乔木、任穷同志也可以在你们的范围内做一些工作。”

    胡耀邦说:“今后,党内的这种民主要成为一种制度。必须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党内决不容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的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决不允许共产党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胡乔木高兴地说:“写上这一条,保险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准则起草工作,一定要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宋任穷说:“要让人民看到希望嘛。”

    邓小平抬头看了看墙上的大钟,说:“我看差不多了,就到这里吧。你们要抓紧时间搞出草案来。对了,我差点忘了。”他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陈云、剑英同志和我反复考虑要选两位年轻一些的同志进常委会。你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参谋参谋。”

    这是一种暗示。

    胡耀邦和赵紫阳便从邓小平的眼神里得到了某种暗示或者叫信息。聪明的政治家们从来不愿公开搞封官许愿的举动,他们总是用一些能够表达出自己意图的举动给一些人启示,鼓励或制止他们干什么、不干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对这两个少壮派的后起之秀,他们已经心领神会了。

    陈云由王震陪着.来到西山叶剑英居住的二号院,跟他呆在一起,和他商量了邓小平写的具体意见,直到半夜才乘轿车回城。他们仔细研究邓小平写的准则意见时,每个人都有一种惊喜但又担心的感觉。老实说,他们都承认自己没有邓小平的那种气魄和胆略。他不但敢于冒着各种非议作某件事,而且有办法、有措施做成这件事。

   “我早就说过,”王震摸着刮得灰青的下巴说:“邓小平只要站出来,一定会轰轰烈烈干出一番事业来,你看怎样?”

    叶剑英说:“成立中央书记处,这个办法绝妙到极点。华国锋既不好反对,又被夺去了政权,真有哑巴吃黄连的味道呢。”

    陈云说;“而且党的八大、七大都有先例,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好。小平这几条意见也好:鉴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和复杂,为了便于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能够集中精力,考虑和决定国内外事务的重大问题,同时使党的各方面大量日常工作能及时地有效地得到处理,中央需要建立有系统地进行经常工作的机构,考虑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这个小个子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还得选几个年富力强.既能苦干又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组成。”叶剑英说。

 王震从公文包里拿出几页纸,毕恭毕敬地对叶剑英说:“小平和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主张由八九名同志,顶多十一人组成书记处,他提议的同志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同志。先念同志又提了两名,他们是姚依林和彭冲同志。”

   “杨得志同志还是能打仗的嘛。”叶剑英像陷入回忆之中:“他和小平很熟哪。”

   王震咧着嘴巴笑了,拿出一份履历来说:“我把他的简历给你念念,他是湖南省株洲人,一九一O年出生,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师长,十八集团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晋鲁豫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第二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部队司令员,昆明部队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在战争年代,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指挥了著名的大渡河战争。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战役。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和第九、第十、第十一届的中央委员……”

    对大多数人来说,宣读这样一位角色的简历很枯燥无味,但对这些身经岁月沧桑和战争风云的老军事家来说,则比欣赏一曲最优美的唱段还富有魅力。那些血与火的岁月,在他们的耳朵里,如同一曲交响乐。

   “哦,够了。”叶剑英说:“书记处的这些成员都有战争经历。”

   “方毅没有吧?”陈云若有所思地问:“他的经历怎样啊?”

    王震说:“他是福建厦门人,生于一九一六年,十四岁时加入共青团,十五岁转为中共党员。担任过厦门团中心市委宣传部长,书记,参加闽南游击战争。抗战时期,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民运部长,鄂东特委书记,皖东省委书记.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参加和领导了创建鄂东、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省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财政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外经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是八届、九届的中央候补委员,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陈云笑着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受什么迫害吧?”

    王震也跟着笑了:“反正没受大的重用。”

    叶剑英说:“估计这个准则和书记处的人选问题易于被多数同志所接受,都是老资格的人,能够镇得住一些人。”

    陈云说:“小平和先念同志还竭力推荐耀邦和紫阳同志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来,我看也是很有远见的决策。”

   “‘稚凤清于老凤声’,李商隐的这句诗说得好啊!”叶剑英深有感触地说:“治国治党,我不如小平同志。年轻人总要超过年老的,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观点。我还是希望,在五中全会上把我的名字往后排,起码排到小平同志之后吧。”

   “小平同志自己不会同意的。”陈云向叶剑英挤了挤眼:“再说,在这次会上,小平同志和大家要对有些人动动手术,在这种情况下你往后退怎么合适呢?”

   “什么手术?”叶剑英一时没反应过来。

   王震说:“是这么回事。中央大多数同志都认为,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这些人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已经很不能胜任了。我们想让他们辞职。”

   “噢,”叶剑英若有所思的想:“他们会辞职吗?”

   “纪登奎有所表示,他承认和我们的分歧难以弥合,但害怕承担后果,已经要求辞职。”

   “其他人呢?”

   “其他人还没有表示。”

   “那么,邓小平的看法?你们又是怎样考虑的呢?”

   陈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收到了大量对他们的指控,他们的问题其实都是很严重的。为了区别,可以让他们辞职。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体面地解决党内斗争的办法,我们不采取文化大革命那种办法。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应该永远废除。所以让他们自动辞职是明智的。”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王震说:“如果不主动辞职,那就要由组织采取措施,只能撤消职务了。哪种对他们好一些呢?可以让他们选择。他们对三中全会路线的态度已经令人不能容忍了。”

    陈云说:“正如王震同志所讲的,我们要明确地给他们指出路。”“我曾见过山西的两位同志,他们反映了陈永贵的许多问题,他在回山西太原的昔阳县的时候,沿途大骂小平、我,还有其他领导同志。他们的那一套即将破产,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还认为他们那一套是正确的。当人陷入这种情绪时,他的本相就大暴露了。我觉得,这些人公开地与我们唱反调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观潮派。只有极少数冷静的人,他们能够抑制住自己。这些人虽然表面上服从我们的提法,但他还死心塌地地坚持他们的那一套。这些人不辞退下来,华国锋同志不会和我们很好地合作,以便完成新时期这段历史性转折。”

    叶剑英闭着眼睛思考这码事了。

    说心里话,汪东兴、陈锡联、陈永贵这些人,在他眼里已经无足轻重了。他虽不怎么喜欢他们,但也不厌恶。他们也未必对自己有什么仇恨。他认为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有它独特而深刻的历史背景。换句话来说,谁到那样的环境,都免不了会和他们一样。他在文件和材料中已经看到过关于他们的事,知道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也包括面前这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他们.至今对自己都十分尊重。但现在,尽管他对他们都有着一种难以启齿的同情,但面临重大的决策选择,他自然是不会站到他们的立场上去的。

   “你认为该怎么办?”陈云问。

    叶剑英点点头:“他们下台是肯定的,但我主张先和他们谈,好好地谈,一定要采取和平的措施,不然引起的震动太大了。只要把他们清退出中央,其他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但是你们不要太乐观.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我们的主张,华国锋就未必赞成,他肯定会站出来反对的。所以,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他们离开客厅后,叶剑英邀请陈云和王震一起去吃晚饭。

   “我们的工作得往前赶,”陈云首先说:“待华国锋回来后,基本上生米要变成熟饭。”

   “这就叫先斩后奏。”叶剑英说:“什么事也得反复考虑:有些事必先奏后斩,有些事则先斩后奏,有些事要边奏边斩。”

    噢,这就说明问题,王震想道。他心里在琢磨着叶剑英的这些话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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