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五儿的故事--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一)

珍五儿的故事

------ 母亲的故事之一

(母亲的小名儿叫珍五儿，为了方便表述一下就称其珍五儿)

前面说过这珍五儿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不过是这个地主家庭破落的早了点，由于祖上出了个抽大烟败家少爷，早已把曾经的产业弄得门楣倒塌，家业凋零。在她出生的时候她的败家爷爷早已死去，珍五儿的父母早从山西赵城县南石明村自己的祖业里搬了出来，到汾西县下团柏村来投靠家境富裕的姑姑潘家。他们一家在村子里一户姓仇的人家租了一孔窑洞安顿了下来。

也许是由于家境骤变，生活境遇陡然下降而心情郁闷，珍五儿的母亲婚后陆陆续续孕育了两男两女全部在很小的时候夭折了，到了民国十五年，三十七岁的时候才生下了小女儿，夫妇俩对这个排行老五的晚生女儿爱若珍宝，起名叫做“珍五儿“。

夫妇俩中年得女欣喜若狂，百般爱惜，刚刚出生的时候，母亲由于中年生女，奶水不足，当父亲的居然节衣缩食的定期跑到平阳府，（也就是现今的临汾）买当时人们少见的美国炼乳来喂养女儿，又听人说厕所里粪虫是大补，这昔日的大少爷捏着鼻子半晌半晌的蹲在茅坑前面往外捞，捞够了洗干净，用滚油一过，然后细心的喂进女儿的小嘴巴里。（每每想到这一幕真是感动，但是也有点恶心。。。那蛆虫可怎么下咽呢？奇怪的是我的母亲今年八十多岁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一辈子甚少生病，这几年太原的空气污染这么严重，居住在那里的很多人有呼吸道的问题，经常咳嗽吐痰，可是她居然从来没有任何呼吸道的病症，不知道是不是茅厕蛆虫的作用？
一笑）

话说珍五儿从小在父母的百般爱护下无忧无虑的成长着，虽然家境贫寒，但是父亲毕竟出生于富有之家，曾经在赵城县的东门当铺“千裕当”做过大伙计，算是见过世面，凭着一股子机灵劲儿做点小买卖， 偶尔也贩卖一点大烟土，母亲虽然出嫁前是大小姐，家里有长工丫鬟伺候，但是无奈夫家家道中落，也少不得挽起袖子操持家务，夏天下地拾麦穗，冬天帮人纺棉花遵循着中国的古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和丈夫一起过着安贫乐道的日子。值得安慰的是独生女儿珍五儿自小聪明伶俐，更是长得眉清目清秀，这给了夫妻俩极大的安慰。

夫妻俩看着女儿在一天天成长，想着自己家徒四壁，人丁单薄的处境不禁担忧宝贝女儿的未来。此时出过州府，去过京城的父亲暗自打定主意，要让自己的女儿读书认字，不能做睁眼瞎，他要让女儿将来有一门手艺能养活了自己，当时虽然还想不出究竟学什么手艺，但是先去上学吧！

在那样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人人感到命运无常，可是在那样文盲率很高的旧时代，父亲居然远见卓识的安排珍五儿去读书。这对女儿的一生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几年之后，也就是珍五儿十六岁的时候他老人家撒手人寰，、而幸运的珍五儿已经进了进山中学初中部，为她日后考进高等女子助产学校打好了基础，使得女儿最终有了一技之长可以养活自己。

说到这儿，也许有人纳闷，这珍五儿家境困苦，何来金钱供她上学读书呢？说到这儿我真的非常感激我们当时山西的省长，也就是人们口里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

阎锡山治理山西期间，曾发行过一本装订朴素的小册子，叫做《人民须知》，印刷量很大，户户都有。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用极朴素的语言，向民众解释政府治理山西的理念和政策。“义务教育”在当时是极新鲜的事物，故而阎氏在《人民须知》中如此解释：

“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阎氏辛亥革命后出任山西督军，对本省民众民众“（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无力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的状况深有体会，故有“受教育之国民愈多，人群程度愈高；人群程度愈高，政治能力愈强”的感慨。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阎锡山如此阐释义务教育和优良政治之间的关系：

“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故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亦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智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智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如果有人不相阎公有此善举，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查阅。

相关资料说：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前后三次前往山西深入考察其义务教实施情况，陶氏总结道：“自清朝以来，中央政府就一直打算实行义务教育，但只有到了1920年才由教育部制定出明确的在特定时间内各地实行义务教育的步骤。。。由于近年来正值动乱，上述计划几乎没能执行， 唯独山西一省取得了异常引人注目的成绩。。。现在该省已有72%以上的学龄儿童入校就读。此外，还规定了2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上成人业余补习学校， 学习常用的汉字，算术和公民尝试。”（1924年“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 陶行知如此评价阎锡山的山西义务教育，可谓中肯之语。

关于这位山西都督的传奇故事我就不在这里赘言，但是他在民国早期就把山西的国民普及教育当作大事来办，出钱出力慷慨办学，确确实实的造福了山西人民。（大家有空不妨看看这篇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1602101019kqh.html?tj=1）

大家想想，在那样一个内忧外患，被蒋南翔呼作“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年代，阎锡山却在山西为学龄儿童制作了几十万张课桌，使得山西的学龄儿童受义务教育比例长期保持在70%的高度，此举真的是福泽后世，造福一方。

民国二十二年珍五儿八岁的时候就背着书包走进了学堂。和她一起上学和还有姑姑家的表兄弟们。其中感情最好的同岁表弟，小名小旦的表弟潘生芝。

这潘生芝当时虽然年仅七岁，但是已经显得与众不同，一入校老师们就发现这个孩子天资高妙，异于常人。他读起课本是博闻强记，触类旁通，一览成诵，出口成章，一时间声名远播，全村都知道学堂里有了个聪明的小神童。只是这小神童不如珍五儿长得那么清丽可爱，用山西本地话讲就是“前奔头后勺子”，前面有个大额头，后面翘着后脑勺，而且皮肤黝黑，虽然五官端正，但是看样子不是帅哥胚子。

珍五儿和潘生芝从小在一起，一起嬉戏打架，一起偷桃掐花，现在又手牵手一起上学一起回家，算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后来年龄渐长，两个人朦朦胧胧的互生爱慕，曾经相互盟誓要终身相守直到上了进山中学后，学了生理课，才知道俩人是近亲而依依不舍的退回成表姐弟关系，但是他们终身感情甚好，互相非常关心互相帮助，直至潘生芝1949年牺牲在解放军的渡江战役中。

六十年后的珍五儿说起潘生芝总是非常惋惜的说他不该参军，本来已经考取了清华大学，如果一直读下去，照他的天资未必不能取得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的成就，可是正像俗话说的，世事无常，祸福难料，生活总是给出人们意想不到的结果，回首往事，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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