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6日
第一篇：海盗的后代
临去挪威前，妹妹事先上网订好了挪威最受欢迎的峡湾之旅“Norway in a nutshell” （挪威一览）的套票。起点站为卑尔根火车站，中途换巴士，接着坐游轮，欣赏峡湾美景，当天往返。
为此我们特地起了大早，在一楼吃早饭时发现窗外大雪纷飞。从酒店步行到火车站需要15分钟，我们担心路滑难行，让前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约好了的士。等了很久，的士却一直没来。工作人员再次打电话催，的士公司的服务人员说，没有一个司机愿意在大雪天出行。
我们因此错过了早上八点半出发的火车 –习惯了在冰雪大国开车的挪威的士司机竟然也这么不靠谱！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回房睡大觉。我的时差仍未倒过来，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居然酣睡了八个多小时才醒。自从当娘后，我在温哥华就再也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懒觉了。这趟挪威之旅实在美好，一夜之间又变回当年那个无忧无虑睡不醒的年轻姑娘了。
雪下了十几个小时才停，我走出酒店，踩着厚厚的雪，从布里根北岸走到南岸，再原路返回。华灯初上的布里根码头仿如仙境，身边的海如一位睿智的老者，静静地躺在暮色中睡着了。
今早和妹妹交谈时，方知迪斯尼动画片《冰雪奇缘》（Frozen）里的王国Arendelle（阿伦黛尔）就是以卑尔根为原型的。那么，片中的安娜与艾尔莎公主是挪威小姑娘的化身吗？
我一路走着，思绪就这样飘扬着，渐渐飘远了，又回到了二十六年前……
记得刚来挪威留学的第一个晚上，船长为我讲解功课时，特地交代：MBA班的每一位新生上第一堂课时，都要在讲台上向全班同学介绍自己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以及为何来挪威求学等。
我问船长：“你是怎么介绍自己的？”
船长说：“我告诉他们，我平生最骄傲的事，乃17岁那年拿了波兰国际象棋少年冠军，还进了国家队。我18岁考上了海运学院，要参加为期八个月的航海集训，分身无暇，于是退出了国家队，从此结束了棋手生涯。”
我惊得一吐舌头，刚刚踏入异国他乡的第一天就巧遇东欧的天之骄子。而我在中学时代只是一架标准的考试机器，体育、音乐、绘画样样不精，实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特长。
考虑到我根本不认识去学校的路，船长约我第二天早上和他一起上学。
第二天我起了大早，洗漱后戴上隐形眼镜，穿上一件黑色的连衣裙，将平时盘起来的波浪长卷发放下，涂了鲜红的唇膏。
我在申请欧洲各国的MBA专业时，从挪威商学院寄过来的资料得知，该校executive MBA学制一年，通常要求申请人拥有八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我做过省级外贸公司的业务主办，勉强算大公司的高级主管吧，但只有五年的工作经验，申请时并没有抱太多信心，没想到还是被这所欧洲一流的商学院录取了。我估计自己可能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之一，为了不在同学们面前显嫩，特地把自己装扮得老成些。
穿着休闲衬衫和牛仔裤的船长看见我穿得如此隆重去上学，眨眨眼，怪异地笑了笑。
我俩沿着河边的人行道走了将近半个小时，来到校园。
MBA班的专属教室在进口处右手边的第一间。果然一上课，白人教授就让我这个最后来报道的学生上台发言。我做外贸时曾经去了六次广交会，与外商的谈判经验还算丰富，如果事先打好了腹稿，还是能比较流畅地把大段英文背诵出来的。面对着二十几位同学，说到自己为何到挪威留学时，我引用了《正大综艺》的著名主持人程前在奥斯陆拍外景时的一句解说词：“挪威人很诚实，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他们从来不否认他们的祖先是pirates（海盗）！”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了许久，笑得我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哪里说错了。
正式上课后，我马上傻眼了。我是厦大外贸系毕业的，自认为英语听力还不错，可教授讲的内容，我只听懂了百分之二十，欧洲同学说英语时大多带着浓重的本国口音，我听得好费劲，有时一句也听不懂。写作业时，我发现自己的电脑运用水平也是全班最差的。出国前，我只学了几堂dos编程课，又临时抱佛脚，向某位大学同窗学了一小时的word。我不会使用Excel和PowerPoint，也不懂得上网 – 中国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呢！我的电脑水平连平时的作业都应付不了，更何况教授每天分派的阅读材料像小山一样堆在面前。
那天放学后，我很沮丧地问船长，自己在课堂上是否说错话了，引来那么多笑声。船长答：“祖先是Vikings (维京人)乃基本史实啊，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你的这个关于挪威人的结论好奇怪！” 喔，原来北欧人没有那么好面子，不像国内的某些人，老是削尖脑袋找几个名堂响亮的老祖宗出来，自夸是“贵族的后裔”。
我可怜巴巴地对船长说：“以后你要多多提点我，毕竟我俩曾经是一个阵营的，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
船长的脸一沉，摆摆手，严肃地说：“波兰和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原先的政治体制是苏联人强加给我们的……”
看到他满脸不高兴，我立马不吭声了，暗自责怪自己哪壶不开提哪壶，戳到别人的痛处了。
一天之内同时“得罪”挪威人和波兰人，我感到沮丧，看来与欧洲人交流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啊。
第二篇： 我的第一学期
MBA学习分为四个学期，每个学期约两个月，学校把两年的课程压缩到一年来教，课业很重。
除了个人作业，还有group paper （小组论文）。我们被分成了五个小组，除了艾林、豪坤、丽莎等三位挪威同学，印尼人托尼也和我一个小组。托尼与艾林同岁，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一脸忠厚。他原先是印尼的外交官，毕业于澳大利亚某法学院，曾派驻柬埔寨八年，后来娶了个日本空姐，告别了外交生涯，在日本定居。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他选择来挪威商学院镀金。
我的第一个学期是在昏头昏脑中度过的。每天要学习十几个小时，来了将近一个月，还在与时差作斗争，大白天精神很差。我在艾林的建议下，开始喝又浓又苦的咖啡提神，有时一天喝上两三杯。
初来乍到的外国留学生要到邮局、警局和银行办理各种杂事，我看不懂挪威语路标，再加上是路痴，就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幸好同为海外留学生的的船长比我早来两星期，早就经历了这一切，熟门熟路，带着我到处办事。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他的“跟屁虫”。
为了尽快提高英文口语和听力，我打算买二手的电视机和录像机，可以每天收看英语新闻，还可以租好莱坞大片的录像带来看。我还打算买一辆二手女式自行车，可以节省上学时间。豪坤每天帮我翻阅当地的挪威语报纸的二手货买卖广告，并亲自打电话用挪威语讨价还价，很快就谈定了旧电视机、录像机和女式自行车的价钱，然后开车带着我去卖主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用小车把这些东西运回我的宿舍。从此我放学后几乎天天打开电视，一边做饭一边收听新闻，一个月后，英文听力过关了。
我缠着船长教我Excel和powerpoint，恬不知耻地占用了他很多学习时间。有一天，他上课时直打哈欠，双眼呆滞，对坐在隔壁的艾林说：“昨晚Jing 负责为你们小组做一份金融分析报告，要用到Excel。她的水平好差，缠着我好几个小时，凌晨两三点才把小组作业搞定了。她这个疯女人，自己不睡，也害得我不能好好休息，我的脑子今天转不动啦！”
艾林很过意不去，赶忙向船长道歉。他说，我和他是一组的，没有理由去麻烦其他小组的同学帮助我们完成作业。
艾林让豪坤做我的电脑老师，很快地，我就能熟练使用word, excel和 powerpoint了。豪坤和托尼的数学极差，估计只有中国的初二学生的水平，他们还看不懂财务报表。我笑着对他们说：“若是在中国，你们这么差的数学，连中学都毕业不了！”我让他们周末来我的宿舍一起做功课，除了煮红烧肉和白米饭给他们吃，我还辅导他们的会计、金融、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等学科。
豪坤是MBA班最快乐的男生，一看就知他事业顺遂婚姻美满。他很爱开玩笑。某天我在学校门口遇到骑自行车同时到达的豪坤和丽莎，丽莎戴着头盔，豪坤没戴。他摸着自己的光头打趣道: “我的头颅不如丽莎的头颅珍贵！”在国外，大多数人骑自行车时都戴着头盔，豪坤在为自己的不守规矩开脱呢。
豪坤喜欢哼小调，动不动就来一句七十年代的老歌：“We have joy, we have fun, we have seasons in the sun!”( 我们有快乐，我们有欢欣，我们有阳光下的季节！)。他唱得有些走调，而且用的是挪威腔英语，听起来很滑稽。他是小组里唯一去过新加坡和中国的，不过他对大陆人的印象并不好。他从小在民风淳朴的挪威北部长大，没有见识过中国式的精明与狡诈。他上大学时去上海旅游，碰到了好几个“热心”的中国人，领他去旅游景点、饭店和商店。他傻乎乎地跟着走了，结果走到哪里都被狠狠地宰了一顿，最后他的钱包也被偷走了。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给他的心灵造成了极大震荡，老当着我的面说中国有很多骗子（cheaters）。有一回他在教室里自习，把钱包放在桌上，见到我进来，故意把钱包收起，说：“这里有cheater, 我要小心些！”我不忿，学着他的腔调，捏着嗓子唱：“We have joy, we have fun, we have cheaters in the room! ( 我们的房内有小偷)，同学们哈哈大笑。
第三篇：船长的博弈论
第一学期结束后，全班同学都收到了成绩单。当大伙看到各自的IT management (信息技术管理)课程的成绩后，几乎全炸锅了。那位刚刚从美国大学被校方高薪聘请来的年轻教授简直毫无章法，无视学生们的平时作业成绩，全凭个人好恶打分，而且下手特别狠，除了船长和另一位同学得了A-, 其余的同学都只有B、B-、甚至C+。到了挪威才接触到互联网的我狠狠地下了一番功夫，信息技术管理课程平时的作业成绩蛮高的，只是课堂发言不活跃。当电脑科班出生的艾林和电脑程序运用高手船长看到我的作业成绩比他们还亮眼时，忍不住赞叹有加，我很得意，假装谦虚地说：“其实我只是运气好，我对信息技术管理一窍不通。”
可我的最终成绩只有B-，在大公司IT部门任主管的艾林得了B，平时成绩不如我们的船长却拿到A-。船长对自己的好运气难以置信，在我面前嘻嘻笑，我则愤愤不平地质问他：“你有什么本事拿高分？就凭你长得帅，教授看你特别顺眼？”
我给教授写了一封电邮，摆事实讲道理，要求他重新为我打分。他拒绝了。我一怒之下，把邮件转给MBA专业的负责人，让他介入此事。后来我发现，那些得低分的欧洲同学全都跑到系里大吵大闹，平时好脾气的艾林和豪坤在负责人面前咬牙切齿的，大有教授不改分数，就让他丢工作之决心。曾经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维京人，血液里果真有一股不羁与豪迈。我受到激励，也去找了系负责人面谈，把教授对我的无理与轻视上升到了种族歧视的高度，表示要追究到底。
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船长亲自去了一趟系主任办公室，诚恳地说：“我们刚刚学了game theory (博弈论)，其中的‘囚徒困境’讲的是两个囚徒处于各自的利益，最终都选择了坦白，结果都因证据确凿获得重判。这个理论是建立在“人性是自私的”的假设上的。我是这次不公正事件的受益者，如果我保持沉默，我可以继续保持A-的好成绩，如果我要求重新公正地打分，我则有可能得到较低的分数，因为我平时的成绩并不突出。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我应该选择不发声。可是我转念一想，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是一种良性循环呢？尽管个人利益受损，我仍要求秉公处理，因为我深信，世界上其他人也会像我这么做。这是一种良性的game theory,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每个人都迈出善良的一步，这个世界才会更美好！”
系主任是世界知名教授，曾受聘于波兰某所大学，在华沙呆了两三年。他教的是strategy (战略)课程，每回到教室授课，他都会用波兰语亲切地与船长打招呼，然后盛赞波兰人民热情友善且素质极高，他很看好波兰的将来。船长一番真诚的表白让他十分感动，眼圈有些发红。他拍拍船长的肩头，表示一定会重视同学们的诉求。
在校方的干预下，教授重新评了分数，船长的分数不变，其他大多数同学的分数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一场风波终告平息。
找系主任陈述心声的事，船长坚决让我保密，因为他不想由此获得同学们的赞扬。他告诉我，波兰人是很骄傲的，有祖国时，他们很骄傲，亡国时，他们更加骄傲。尽管在近代史上数次亡国多灾多难，波兰人在历次亡国中都选择了抗争。他们深知，自由、机会和财富是要靠勇敢和诚实争取到的，绝对不能用蝇营狗苟的态度对待人生。
“我赚的每一分美金，都不是走捷径得到的，都是血汗钱！”他自豪地说。
嗨，船长，我已经为你守了26年的秘密啦！许多国家级的保密信息在原始定密之后的25年都自动解密了，我就遵循这个规则，在今天把你的这个秘密向读者公开吧。和系主任一样，当年的我听完你的博弈论后，眼圈也红了。
第四篇：船长的童话
圣诞节过后，MBA班进入了第三个学期，系里打算给我们重新分组。重新分组前，系里要求每个学生写一份关于学习小组的评估报告，他们会参考大家的反馈。
我与挪威人盖尔、特龙、怡达、皮尔、福禄德分在一组，皮尔与福禄德是六零后，我们其他几个都是七零后，盖尔、特龙与我同岁，怡达比我小一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我们几个都认为，系里管分组的老师显然忽略了，把班上几个七零后全都分在了一起，最优化的分组应该是将不同背景和年龄的学生凑在一块。
有一天，皮尔告诉我，他去系办公室时，无意间在一张书桌上看到了同学们写的评估报告。出于好奇，他拿了摆在最上面的几份匆匆扫了几眼。恰巧那几份是艾林、豪坤和丽莎的。皮尔说：“他们几个夸奖你聪明、热心、好相处，赞扬的话写了一堆，你一定是很有魅力的女人！”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总觉得自己的表现很一般，英文口语不咋地，电脑水平差，学习成绩参差不齐，偏文科的差一些，偏数理的呱呱叫。我没有艾林的领导力，没有豪坤的优秀的社交能力，不如丽莎直率可爱，何德何能，得到挪威精英们那么多真诚的赞美呢？
我在心里偷偷地乐，也许，在这个童话国度里，推动故事前进的，都是一些不可思议的童话逻辑吧。
记得那年的春天，我放学回到小木屋，挪威女室友莫莉欣喜地告诉我，她看见一只小鹿在我们的前门停留了几分钟才悄然离去。
几天后，房东克里斯田来检查屋况，问我：“听说你们中国人都相信风水，我的房子风水如何？”
我说：“您的房前是小河，天鹅以此为家，房后树林环绕风景秀丽，梅花鹿流连忘返。这里是仙境，好风水啊！”说得房东满心欢喜。
不久，我在厨房吃午饭时，见到三只小鹿从厨房的窗口奔跑而过，不由开心地大叫了一声。我和船长提起此事，他笑咪咪地说：“去年夏天，我比你早两个星期来桑维卡，每天都会到山上的林子里逛一圈，想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fairy。有一天早上，艾林告诉我，有一个中国女留学生傍晚会到，让我做好接待工作。下午我在林子里散步了将近一小时，估摸着她到了，就从林子里出来，走到了她的宿舍门口。我第一眼看到她时，一下子惊呆了。她穿着橘黄色的连衣裙，个子娇小，翘翘的卷发，皮肤光滑。在波兰，只有十二岁的小女孩才有如此娇小的身材和如此细嫩的皮肤。我事先看过新生名单，知道这个来自中国的女生已经二十多岁了，可当我看到她的少女般的身材、脸孔和皮肤时，惊愕不已，对自己说,‘fairy来了！’。只有fairy才驻颜有术啊！”
我在中学英文课本上学过“fairy”一词，是“仙女”的意思。我总以为欧洲童话里的仙女应该是瘦高个，拥有一头金色的卷发和一对深邃的蓝眼睛，着一身洁白的连衣裙。中国传说中的仙女都挽着高耸的美人髻，容颜绝色，双眸顾盼生辉，巧笑粲然。仙女还有一副美妙的胴体，凡间男子偷窥她们洗澡，都会忍不住动了邪念，偷走她们的衣裳，赤身裸体的仙女只好委身下嫁了。我除了拥有白皙的皮肤外，其他形象与仙女相差甚远。从小到大，周围的人只夸我长得白，却从没有赞我是“仙女”，我连美女都不是呢！
我咯咯笑着回敬船长：“你们的fairy个子都很高，高鼻梁，双眼皮的大眼睛。我这么矮，塌鼻子，单眼皮小眼睛，fairy哪有我这么丑的？”
船长愣了一下，接着开玩笑说：“你难道不知道fairy是要从烟囱里爬进去，把幸福带给他人的吗？只有你这么小个子的中国女人才能钻进烟囱，个子高的白人姑娘都被卡在了烟囱口。Fairy不一定是最漂亮的，却是最善良的。只要你永远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就能一辈子做家人和朋友眼里的fairy。”
由于东西方认知上的误差，一开始我以为船长赞我漂亮可爱，心里美滋滋了好久。几年前新冠疫情爆发，我在家里读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从《仲夏夜之梦》里明白了欧洲的fairy是身高往往不足一米的小精灵。北欧和东欧女人的平均身高在一米七以上，我只有一米六，船长把我比作fairy，分明揶揄我是小矮个啊。
可这个美丽的误解却推动了我心中的善念，点燃了希望的微光，总觉得自己可以为家人和这个世界做一些什么。毕业后的二十多年，我靠着一点一点的坚持和努力，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愿望。
赞成你是fairy，很真实的留学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