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与路易十六之死

本文出自人民大学李景屏，清朝皇帝并非如有些传闻所说的那般傲慢无知，这是一个例子。

乾隆与路易十六之死

虽然中法两国相隔一万六千多里，但乾隆与路易十六却是神交已久，来华的法国神父早已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愤怒的民众处死，都在乾隆的心中掀起无限波澜。在某种程度上，路易十六的死亡也间接的促使了乾隆实施高压政策…… 　　凡尔赛——北京轴心的建立 　　中法两国高层的交往始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与康熙同时期的君主——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与康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冲龄即位，都凭借雄才大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并把自己的国家推向了鼎盛、使之成为区域性的强国——一个是欧洲大陆科技文化的中心，一个则称雄亚洲。 　　17世纪80年代，法国科学院为了绘制航海图而进行地理考察，陆续向大西洋、地中海等地的港口派出科考人员，那时的英国、丹麦以及非洲、美洲等地都有法国科学院的人在那里进行实地勘测。唯独对派人到中国进行考察一事，令法国科学院的人感到棘手，他们对这个国家实在是知之甚少。鉴于自耶稣会(大主教的一个修会)传教士利玛窦在一个世纪前(明万历十年，1582)来华传教以来，耶稣会士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而且其中的一些人还直接为中国政府、中国皇帝服务，同官方一直有密切的联系，路易十四决定从法国的耶稣会士中物色来中国的人选，法国科学院的地理考察，便同耶稣会传教士联系起来。     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第一个科学传教团山洪若翰、白晋、张诚、刘应、柏应理、李明等神父组成，这些得到“国工数学家称号”的传教士于1685年3月(康熙一十四年)从布雷斯特乘船出发，将到北京“组成一个‘中国科学院’，即巴黎科学院的分院”（[法]伯德莱《清宫洋幽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189页)。     从1688年(康熙一十七年)法国科学传教团抵达北京到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一百多年，法国政府持续向中国派遣山耶稣会士组成的“科学传教团”，继洪若翰、白晋、张诚之后，巴多明、杜德美、沙如玉、汤尚贤、德玛诺、冯秉正、宋君荣、工致诚、蒋友仁、钱德明等纷沓而至。在康熙中期以前，来华传教士中以葡萄牙籍人数居多，葡萄牙政府是环球航海的支持者，最先控制了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航线，而且该国又深受耶稣会的影响，葡籍传教士自然多。然而到路易十四派遣法国科学传教团以后，这一情况开始改变，在来华的传教士中法国人的数量急剧增加，以至后来居上，名列前茅。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记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来华的法籍神父为86人，葡萄牙籍的为79人。     法国科学传教团的到来，使得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国家开始有了相互交往，也使得中国统治者对遥远的法国、对法兰西民族开始有所了解，法国也成为欧洲唯一一个同中国高层建立固定联系的国家，用路易十四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了凡尔赛—北京轴心。     在法国科学传教团抵达北京后的第五年(1693)，康熙派科学传教团成员白晋为特使出使法国。白晋给路易十四带去康熙的礼物，这些礼物中包括一些中国的经典和科学著作(共49卷)。到康熙二十八年(1699)白晋从法国返回中国时，又把“法国国王以装订华丽之版画集 一册”带回，“转赠中国皇帝”。     1765年(乾隆二十年)，路易十四的继承人路易十五向中国派出两位特使。有趣的是，这两位特使不仅都是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国人—— 一个叫高类思、一个叫杨德望，而且他们都在法国学习、工作了十几年。路易十五及其政府选派两名中国人作为特使，同康熙当年选派白晋为特使或许有相同的考虑。路易十五特使的到来，则使得凡尔赛——北京轴心进一步巩固。     乾隆不仅与法国神父保持密切的交往，而且也非常重视同法国的关系。钱德明在给友人的信中，对中国“重视法国，将法国远远置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感到欣慰，他曾这样描绘乾隆皇帝的库房“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或其他珍贵的东西，要么是法国的军械，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国工匠之手”，就连皇帝阅兵时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国制造”。     而珐琅彩瓷器在乾隆时期的大量烧造，也从一个侧而反映出中法之间来往的频繁。珐琅彩在中国也称为“洋彩”，法国人称之为“玫瑰色族”，主要用于玻璃器皿.的装饰。这一装饰色彩虽然是由荷兰医生安德烈·卡修斯(Andras Cassius)在1680年试制成功，但却由法国人传到中国，因而中国人称之为珐琅，就是franc（中文的意思是“法国的”)的对音。由景德镇官窑烧出来的素胎瓷器运到北京的内务府造办处后，再由供奉内廷的神父指导绘制珐琅彩，以珐琅彩来装饰瓷器，珐琅彩瓷在乾隆时期风靡一时。 对法国产生浓厚兴趣的乾隆，决定效法祖父康熙派遣外交使团到法国去会见路易十六，亦可视为对路易十五遣使的回访，外交使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就是法国神父钱德明。与此同时，法国王室也开始做相应的准备，以便使得中法之间的高层交往得以继续。然而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则使得乾隆派使团去法国的计划付诸东流，留下的不仅是遗憾，还有心灵深处的起伏跌宕。   路易十六之死     路易十四在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去世，他给继承人留下一个繁荣昌盛的法国，这样一个王朝缘何在七十四年后就分崩瓦解、灰飞烟灭?从强盛到衰亡为何竟如白驹过隙?这一切使得乾隆陷入难以解脱的惶惑之中。     平心而论，生性懦弱的路易十六算不上暴君、昏君，但这位自幼生活在宫廷里的国王对民间疾苦绝对是茫然不知。1788年法国遭受天灾，农业歉收，百姓最基本的食品面包短缺。路易十六所提出的解决办法竟然是：“让他们吃蛋糕吧!”(〔美〕迈克尔·法夸尔《疯子、傻子、色情狂》第60章《从人堂到地狱》，中信出版社，2003,303页)。正是1788年天灾所造成的面包短缺，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对1789年的大革命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起义的民众是高喊着“面包”冲入凡尔赛宫的。     对路易十六来说，更致命的弱点是他根本不具备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把问题消饵在萌芽状态的能力。在1789年7月14日这一天的日记里，路易十六只写了两个字“无事”。事实上，巴黎的市民在这一天正在进攻巴士底狱，向专制王权宣战。直到第二天在听完大臣关于攻陷巴士底狱的汇报后，缺乏应变能力的路易十六才喃喃问道，“怎么造反了?”这本来是路易十六在事变前就该考虑的问题，然而直到事变己经发生——他本人很快就要从天堂跌入地狱、从“国王”变成“国亡”时，依旧是一头雾水。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死，直到该年10月6日这一消急才传到中国。在乾隆看来，死于造反民众之手是路易十六最大的悲剧，前明的崇祯皇帝要比死于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幸运得多。断头台被安置在巴黎的革命广场，囚禁在马车里的亡国之君被押往行刑地，马路两旁是愤怒的围观群众；断头台四周更是挤满了兴奋不已的看客，他们都是来观看前国王掉脑袋的。路易十六被捆在断头台上，伴随着砍刀的落下，路易十六身首异处，紧接着行刑者把掉下的脑袋举起给围观者展示，随之而响起的是一片欢呼……九个月后这一幕又落到路易十六的妻子奥地利公主玛丽的身上……按照乾隆的思维模式，巴黎所发生的就是犯上作乱、以臣弑君。对乾隆来说，路易十六之死远比崇祯之死所引起的震撼要强烈得多，崇祯毕竟是一百五十年前的古人，但路易十六却是与自己同时代的君主。     路易十六身死国亡的悲剧，给乾隆留下的最大启迪就是: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把任何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乾隆对境内各类秘密组织所采取的取缔与镇压的政策固然有其内在原因，但法国大革命的刺激也是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尤以乾隆五十九年(1794)对白莲教的大搜捕突出。     然而正是由于对白莲教的大搜捕，导致官逼民反。地方官把通缉漏网的教首刘之协作为敲诈勒索的机会，草菅人命，株连无辜，诚如嘉庆在御制《邪教说》中所分析的：     故查拿之始，原因谋逆之一二人，如刘松、宋之清、刘之协首犯耳。刘松、宋之清皆己伏法，并未株连。而刘之协自扶沟脱逃，所缉者仍此一犯，而地方官有奉行不善者，有苛求图利者，胥吏衙书，四出滋扰，闾阎无赖，借事吹救，将正犯反置于不问，妄拿无辜，名曰欲办白莲教…… 而刘之协在逃跑后，“以查禁甚严，遂与张汉潮、姚之富、齐帼谟、齐王氏(即王聪儿)等同谋为逆”，定于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二月初十)在四川、湖广等地同时发动起义。由于湖广教徒走漏风声，宜都派兵捉拿准备起义的张正谟、聂杰人，张、聂率众拒捕，提前发动起义，一场持续九年波及数省的起义就此揭开了序幕，“俱树‘天王刘之协’旗”。也正是同白莲教的战事，加速了清朝衰落的进程。   太平洋不再太平     到了18世纪末，无论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进程，还是立足纵横交错、起伏跌宕的国际近代化浪潮，乾隆及其所统治的帝国都处于一个重要的拐点：     从纵向看，处于中卜}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的康乾盛世，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承平之后，不可避免地陷入“由盛而衰”的发展周期，而且这一次的“由盛而衰”己经不单是传统意义上的王朝兴衰，而是体制上的衰落；封建体制己经走到了尽头，此后的中国不可能在“文景”之后产生“贞观”、“永乐”之后出现“康乾”，在前朝的废墟上再也不能滋育出这种含义的“盛世”了，康乾盛世己经成为绝唱。而从横向来看，欧美等国己经把世界卷入近代化的浪潮，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远洋轮船的问世都使得当时的清帝国很难再凭借浩瀚的太平洋把欧美国家的影响、干预挡在界外。而欧美国家的影响与干预，也在客观上加速了清 王朝“由盛而衰”的进程，发展到极致的古老的封建体制在同新兴的资本主义体制的较量中，仅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来华，就充分显示出:太平洋从此不再太平。由于工业革命的率先兴起，英国成为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得英国对于抢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愈发兴趣盎然，孜孜以求，在控制印度以后，就把幅员还要辽阔、人口还要众多的清帝国，作为下一个掠夺目标。     马戛尔尼的单腿跪己经让乾隆感受到来自大洋彼岸的挑战，然而对于来者不善的英国使团来说，不遵守天朝法度仅仅是开始，当他们到北京后立即提出早已备好的几点要求:(1)允许英商在宁波、舟山、天津贸易。(2)允许英商在北京设立货栈，储存货物。(3)把舟山附近的一个小岛借给英商使用，英国商船可在该岛停泊船只，在那里居住，存放货物。(4)在广州附近给英国同样的权利。(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口税率。在澳门的英国货物运往广州，请予免税或减税。(6)中国海关公布税则，以便英商按规定纳税(《乾隆朝上谕档》第17辑，542-545页)。上述各款，除最后一项涉及近代通商的准则，其徐各条无论是增加通商口岸，还是减免税、划地给英商居住存货，都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至于清王朝的进出口税本来就定得很低，例如茶叶的关税每担为1.279两，实际征收6两，相当于广州价格的1/5至1/4；而在英国，茶叶的进口税相当售价的96%，约为广州发价的两倍。更何况清政府从来都把通商视为羁縻外藩的手段，对于不肯行三跪九叩礼的英国，无论如何也不会“将尔国上税之例独为减少”。     清政府在接待英国使团的过程中，以天朝老大自居，视通商为通贡，固然不可取，但中国并未危及英国的主权，而英国却是以建立近代商务关系为掩盖进行扩张，企图把中国变为英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对于英国的扩张要求，乾隆断然降谕：“皆不可行!”并明确表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     在英国使团的礼品中有一个装有110门大炮的英国军舰模型，乾隆己从中感受到那咄咄逼人的势头，为此他曾密谕军机大臣：“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最为强悍”，“不可不防”，并传谕沿海督抚加强防务，以防英国舰艇突袭。伴随着马戛尔尼一行的离去，加强海防就成为了一纸空文。一支支海盗船出没在闽、浙、粤洋而，数千里的海域，竟然有海无防!     乾隆在世时期，是一个群星璀璨、伟人辈出的时代，罗伯斯庇尔、富兰克林、杰弗逊、华盛顿、拿破仑等人的出现都令整个世界为之一震，从西欧到北美掀起社会变革的狂飚，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模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在乾隆去世的那一年11月，经历大革命阵痛的法国资产阶级选择了拿破仑。拿破仑通过发动雾月政变组成了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对内坚决镇压反革命复辟势力，对外与“反法同盟”多次鏖兵，以排山倒海之势扫荡着欧洲的封建势力，不仅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而且把大革命的影响扩大到欧洲。虽然拿破仑在上台后五年就废除了共和，当上皇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然而其政权实质依旧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尽管兵败滑铁卢的拿破仑在1815年被迫退位，此后的法国也经历了波旁王朝复辟及七月王朝的统治，但无论哪种政治势力把持政权，都不可能把法国再拉回到大革命之前。     乾隆去世后仅四十一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咄咄逼来，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更在1842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法国的七月王朝也趁火打劫，在1844年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到1856年——也就是乾隆去世五十七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第二)便伙同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强盗行径，则使得天朝大国的假象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     波旁王朝与清王朝的不同走向，赫然写进了历史——路易十六的波旁王朝虽然被推翻，但荡涤封建制度的法兰西却因之崛起；乾隆的大清王朝虽然名义上依旧存在，却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