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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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是一场注定将以策划者失败而告终的政治“闹剧”。
从2013年初有香港“占中三丑”之称的戴耀廷等人提出“占中”开始，整个运动过程就充满了“政治”与“黑金”，“民主”与暴力，国内敌对分子与国际反华势力的勾连。
原本“港独”、“台独”、“民运”分子，以及一些国外反华势力以为，通过歪曲和异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的有关政改方案，尤其是对其中关于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办法中，“成立选举提名委员会和要求参选者必须爱国爱港”这两项规定进行无端指责和攻击，诬指中央将收紧香港民主，并煽动香港市民起来对抗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意图以此实现其裹挟和绑架中央，达到他们让香港的政改最终突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框架，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选举按照英国联邦“实体的选举模式”举行。
然而，“占中”运动的策划者们似乎太一厢情愿了。
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决定，明确了行政长官普选的原则和制度框架。尤其是决定明确：从2017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实行行政长官普选时，需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照民主程序产生2至3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半数以上的支持。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
“这意味着反对派和‘港独’分子们提出的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所谓‘香港政改方案’被否定。”香港一家媒体如此评价道，但这可能也将引起反对派和“港独”分子在“占中”问题上进一步疯狂反扑。
不过，两岸及香港舆论则普遍认为，中央在香港政改上的态度是明确的、果断的，无论香港一些反对派和“港独”分子，如何勾结台湾岛内的“台独”分子、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民运”分子，或是那些企图在香港制造中国版的“颜色革命”的国际反华组织或国家兴风作浪，或导演出什么样的“闹剧”，都不会改变香港未来政改格局。
■政改完全按香港基本法运行
“香港政改方案，是依据香港特区基本法的规定，对香港的选举制度提出的改革方案。其中，2014年香港政改方案，经香港立法会审议通过产生，并由梁振英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该方案表达了香港社会普遍期望于2017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的意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日前在香港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香港的选举制度应逐步向普选方向改革。香港特区政府曾相继提出过2007年及2008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以及2012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提议，其中香港2012年政改方案落实了一部分改革措施，但尚未达到普选的目标。
“2014年，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香港的泛民主派及民间组织都提出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时落实普选的目标，但各方对这两次选举的具体机制具有不同意见。”李飞说，香港激进反对派要求特首候选人必须经由“公民提名”，并以违法的“占中”相胁迫，给政改平添波折。
针对香港存在的政改争议，李飞向香港有关人士做报告时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严格遵循基本法，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作出的：第一，制定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必须根据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符合“一国两制”的原则，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体现均衡参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
李飞说，第二点，中央在制定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时就明确提出了“港人治港”的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既要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也要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必须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基本要求，是香港基本法规定的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和重要职责所决定的，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客观需要。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必须为此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中外五股敌对势力勾结搅局香港政改
“其实，今天香港政改出现如此复杂的情况，与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行政长官普选办法或者行政长官必须符合哪些条件没有直接关系。”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亚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关键在于有些人不希望“一国两制”在香港试验成功。
张亚中说，分析现在香港出现的反对派组成和他们的背后代表的势力就可以看出端倪。
他说，至少有五股势力在角力政改。首先是美国和英国政府，它们或以政府发言人、外交系统高官，或是驻港总代表或前高官发表一些不利于中国政府、香港特区政府言论，用一些极其具有挑拨性词语，看起来是说给香港特区政府或中央政府听的，但其实是在向香港市民传递美英有意干涉香港事务的弦外之音，“这是一股强大的外来力量。”
其次是“港独”分子。张亚中说，这股力量最为复杂，他们中有香港特区政府旧官僚，有立法会议员，有岛内政党，有大商人、传媒巨头等等，这些人中，很多人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根本不是香港人，他们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是拿着外国绿卡的假香港人。但他们却在香港具有相当的能量和话语权。他们通过政治与黑金勾连，形成一股势力，上可以在立法会质疑一切，下可以利用各自在香港的特殊身份，动员和蛊惑不明真相的社会人士投入到各种社会运动中，他们还可以通过其手中掌握的传媒对外释放错误信息，误导公众，起到浑水摸鱼作用。
三是“台独”势力插手。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插手香港事务，过去岛内一般都采取否认态度。但由于去年苏贞昌任民进党主席期间因成绩平平，备受党内批评。苏贞昌眼见民进党主席的任期就要到期，在此情况下，在访欧期间大放“台独”厥词，假造声势自吹自擂。他不仅鼓吹其“台湾事实上已独立”的滥调，还宣称“台湾是香港的救生衣”。
苏贞昌声称，民进党很关注香港发展，现在更有许多香港“民主人士”赴台，叫台湾人珍惜现时所拥有的，“不要放弃(‘台独’)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有些香港“民主人士”甚至在台湾登报“表达诉求”。他声称“台湾渐渐的已经被他们(‘港独’政客)视为救生衣，或希望与力量的灯塔”，声称“民主台湾虽小，却是大陆和香港民主人士的希望”。
他还打破过去民进党一贯否认的“台独”与“港独”勾结的做法，主动自爆“台独”与“港独”勾结秘密与过程。
他说，去年9月6日，香港公民党议员毛孟静等在“台独”媒体《自由时报》刊登广告，整份广告充斥着荒谬的理据，更处处针对中央政府：一方面要拉特首梁振英下台，一方面竭力否定“一国两制”、否定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宪制管辖权，并污蔑香港“被融合、被赤化”，呼吁台湾“引以为鉴”。其意图是要与“台独”殊途同归，将香港带向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不归之路。
去年10月19日，台湾“占中”推手朱耀明、“港独”组织“真普联”召集人郑宇硕及工党主席李卓人赴台会晤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商议“占中”与“台独”合流。同一日，台湾民进党创党成员、“台独理论大师”林浊水应邀到港出席论坛担任讲者，宣扬“台独”和支援“占中”。
台湾舆论认为，在同一天内“台独”两巨头介入“占中”，说明“占中”势力中的“港独”势力，已经与“台独”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曾于去年9月联合公民党毛孟静等人一起于《自由时报》刊登“港独”广告的谭凯邦，今年1月10日又在该报刊登名为《香港都想独了台湾干吗不独》的文章，公然支持“台独”，并鼓吹“港独”行为，言行之极端令人愤慨。
今年1月19日，香港工党李卓人、社民连梁国雄等，应“华人民主书院”、“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等绿营团体之邀，参加“台港公民社会运动研讨会”，与会的还包括众多“台独”团体。其间李卓人“感叹”说，“台湾和香港现在是命运共同体，中共的策略是‘先经济、后政治’，香港则是经济和政治轮替打压，对于香港和台湾来说，今年都是关键的一年，香港要争取民主普选和‘占领中环’运动;台湾则要讨论服贸协议，这对台湾未来发展非常危险。”
四是“民运”分子。台湾和香港舆论认为，近些年来，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让一些“民运”分子将香港作为他们攻击中国政府的基地。这些“民运”分子或通过我国台湾地区，或通过英美国家等绕道到达香港，他们带着英美国家交给的任务，充当英美国家联络香港反对派势力的中间人，有的甚至是充当间谍角色，为这些国家收集或传递情报。一些“民运”分子在香港特定关系人或特定组织掩护下，利用香港社会言论和出版自由，对中国政府进行污名化宣传，达到扰乱香港市民对真实的内地的党情、政情的看法。
第五股势力，则是1997年香港回归前就已经扎根，但香港回归后转入地下的各国或地区情报网、间谍机构。香港作为原来的远东自由港，也是远东最大情报交换地。虽然1997年香港回归，但是基于各国和地区利益，这些情报网、间谍网基本都没停止运作。尤其是英美国家更是密集布点。即便是我国台湾地区的情报机构在香港也一直运作正常。
据香港一家媒体秘密调查发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李登辉执政时期的台湾当局向“台独”倾斜，“反攻大陆”无望下，一度放弃在港澳、内地的“地下”与“地面”活动，且截断资助香港亲台团体的“大水喉”，此后香港的台湾势力极速走下坡路，一些团体更因为失去金钱援助而关门大吉。在香港扎根半个世纪的台湾军事情报网络大大缩减，由过往逾10个情报站，缩减至名义上的4个，实际活动更少。
但是，在陈水扁执政中期，即约2004年左右，台湾“国防部”辖下的军情局再度在香港投入大量资源，驻香港情报站再次活跃。他们四处收风，介入香港政治局势。去年开始趁有反对派策动“占中”的机会加强活动，台军情局驻港人员单独约见一些已退出江湖的右派人士，全力鼓动他们参与“占中”。
“陈水扁执政后期，台湾当局内部普遍认同台湾的将来很有可能步香港的后尘，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区，在既无力‘反攻大陆’下，唯一可做的是让香港‘一国两制’的例子失败，令其失去对台湾借镜的作用，引起国际关注。在这个指导原则下，驻港特务情报机构工作性质亦发生变化，由过往国民党党务系统有很大的指挥权，转而直属台湾‘国防部’军情局领导，即使两党轮替执政，有关政策也没有改变。”台湾军情局消息人士透露。
■警惕香港版“颜色革命”
从中东到北非，再到中亚，这几年已经有多个国家陷入内战，或政治内乱。而纵观其共同特点，都少不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情报部门的介入。
作为中国第一个特别行政区，也是远东最大最发达自由港，以及“一国两制”的第一个实践区，香港无论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来说，都有特殊意义。尤其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更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他的实践将为我国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积累经验。
正因为香港对中国具有这样的意义，他自回归以来，就一直为一些国家所青睐，他们青睐的不仅仅是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繁华的经济，更主要是香港回归后依然保持着，甚至比回归前具有更多的民主空间。
而作为西方反华势力，他们无时不在企图将中国一夜之间变色，这样的图谋他们干过，无论是上个世纪末期想把中国全盘西化，或是在几年前意图将“茉莉花革命”推向中国，但由于中国具有强力的自身“免疫”功能，他们的计划没有得逞，但香港的政治制度空间恰恰是他们策划“颜色革命”的最好缝隙。于是在一些国家策划下，“港独”分子与一些西方反华国家在港的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占中”行动中，“港独”分子除了得到“台独”势力的言传身教外，还倚重某些西方反华国家情报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港独”分子搭上了某些大国政府建立沟通管道，获得这些国家对香港事务干预等。
据香港媒体报道，本次香港政改和“占中”行动中，有大概至少6个国家情报组织深度介入，其中美英涉入最深，就连“占中”宣传网站都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而一周传媒老板黎智英更是穿梭在美国情报部门、美国国防部高官、香港立法会议员、政党领袖之间，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反中央、反香港特区政府者提供资金支持。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占中”是违法的，是香港版的“颜色革命”。
他说，就像这几年来某些西方国家在亚洲、非洲、欧洲导演的一系列街头政治、“颜色革命”一样，如果真出现“占中”，就是上演了一出西方国家所惯搞的“颜色革命”、街头政治的“香港版”，就是一场把戏而已。
(来源: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