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詩卷
放眼古今，遊心書海。
国士的墓碑 日本、中国、物理学的聯想
搭电车从西武多摩川线的多摩站走出来，我依着路标，往多摩灵园走去，这是日本最早的公园墓地。进了大门往内一看，果然像是一个干净的大公园，其内用道路将墓园隔成一块块分区。对照告示板上的地图，确认好仁科芳雄墓地所在的位置，向前走去。
这里可说是一个埋藏着日本近代史的墓园。三岛由纪夫、山本五十六、日俄战争的名将东乡平八郎、小说《宫本武藏》的作家吉川英治、因华航坠机而在台湾意外身亡的小说家向田邦子…. 都长眠于此。走没多久，忽见前方墓园有一个坐着的雕像，走进前看，居然是新渡户稻造。
新渡户稻造（1862－ 1933），日币纸钞5,000圆上的纪念人物。出身札幌农校，留学美国的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再留德，也娶了美国太太。以英文著作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闻名于世。当过第一高等学校校长、创办东京女子大学。1901年到台湾，就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长。负责农渔业发展工作，对台湾蔗糖工业的建立有大贡献。后来担任国际联盟副事务长，经常奔走活动。1933年到加拿大出席会议，病死在维多利亚，后人在温哥华UBC大学内盖了 一座日本式庭园Nitobe Memorial Garden纪念他。每年春天，本地的日裔人士都会在此办樱花祭活动。园内池边立有石碑上面刻着新渡户的名言: 「我愿做跨接太平洋两岸的桥梁。」( I want to be a bridge over the Pacific.)
来到仁科的墓前。仁科芳雄墓碑的侧边，刻着「吉田茂 谨书」的字样。这里的墓地，埋在一起的都有家族关系，或夫妻、或父子、或兄弟。仁科芳雄的墓地，却有一点非常特别的地方，在他墓碑的右侧，有一小的尖形墓碑上面刻着「朝永振一郎 伴师长眠于此 武见太郎谨书」。据说，这是此一墓园中，唯一无血亲关系的人，骨灰埋在一处的异例。这是依朝永振一郎的遗愿安排的。
仁科、朝永是什么关系呢？1965年10月21日晚，在东京武藏野朝永振一郎的自宅，挤满了记者前来恭贺并采访当天刚发布获得诺贝尔奖的新闻。这时人在京都的汤川秀树拨电话进来了。在几声恭贺之后，汤川说：「你的超多时间理论，那可是在战争的困难条件下完成的工作，真是难能可贵。」朝永说: 「这真的多亏有仁科芳雄先生。」汤川说：「是，就我们二人而言，从三高、京大，我们都一直走着相同的道路，就这么一路到了今天，这可说都是拜有良好的教育之赐。」他们两人的求学历程，除了第一外语，朝永选了德文，汤川选了英文之外，是那么的相似。彼此可说是日本物理学界一对相互辉映的双子星，一生敬重以待的对手。
仁科芳雄(1890－1951 )出身东京大学电气工学科，1921年赴欧留学，先到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西实验室跟拉瑟福德学习，约一年后，转赴德国哥亭根大学。过半年后，又到丹麦追随波尔(Niels Bohr)，这一呆就是五年半，正是量子力学的开创者在此群英聚会的时期，哥本哈根是那时物理学最火红的圣地。
仁科于1928年回日本。1931年，在京都大学开密集班，讲授量子力学，将刚由早期量子论发展成有一完整理论系统的量子力学引进入日本，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坂田昌一……这些后来日本物理界的重要人物，当时都在这一班。朝永后来到理化学研究所追随仁科。留学德国时，跟海森堡学习。
1937年，仁科在日本完成回旋加速器，致力研究原子核物理。在战争中，也被军部找去秘密研究原子弹的计划。长崎、广岛相继被原子弹轰炸后，仁科便立刻被派赴广岛实地调查。 战后，美军闯入仁科的研究所，认为回旋加速器有“制作原子弹” 的嫌疑，将其破坏，拆解后丢弃于东京湾水底下。十年心血付诸东流，仁科芳雄悲痛不已。
仁科芳雄尽其余力，出任日本学术会议副会长，致力日本的学术重建，1946年获颁文化勋章，1951年因肝癌病逝。 仁科过世之后，弟子们编集出版了三卷本的《仁科芳雄往复书简集》，收集他与三百多位各界人士的数千封来回书信，充分展现了日本近代科学的一个勤劳推手，是如何费心地在栽培后进。汤川秀树刚提出介子理论时，受到欧美学界冷待嘲讽，也是仁科芳雄回信，叫他要努力做下去。后来得诺贝尔奖的小柴昌俊、南部阳一郎、益川敏英、小林诚的师承，也都可以上溯到仁科芳雄。也可说，日本人在本土建立了有自己特色的学术传承，仁科芳雄也被视为日本近代物理之父。
吉田茂被公认是日本战后最有作为的首相。他和仁科这一群人要承担日本战后复兴的大任，对友人的故去自是大为感伤，由他来书写墓碑，代表日本人向一位国士致上了最敬礼。我想起与仁科芳雄同于1951年去世的教育家张伯苓。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张伯苓》，讲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的一生。结尾时，以如下的画面交待了张伯苓的去世: 政务院总理办公厅中，幕僚把写好的挽联请周恩来过目，周恩来一瞄下款是「政务院总理 周恩来敬挽」，立刻将其拿掉，另取一纸执笔写上「学生 周恩来敬挽 」，剧终。编剧以此一无言结局的方式暗示了某种反思。
在一场有关两岸大学教育的研讨会上，一位讲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近代中国，那一所高等院校替中国培养了最多的领导人才？」在场的人一时还没有会意过来。讲者又说：「不是北大、不是清华。------是南开中学。」在座多人听了，笑着点头。讲者再继续说：「前有周恩来，后有温家宝，两位总理都是南开中学出来的。还有朱光亚、吴敬琏、曹禺、周光召，再加上许多中科院院士。后来到台湾的叶公超、梅贻琦、吴大猷、钱思亮。现在还在台湾的张忠谋、齐邦媛。从天津到重庆，南开中学成就了许多大学也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陈省身就读南开大学时，数学系的教师只有姜立夫一个人。就这样一个人的数学系，却培养陈省身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人们不该忘掉张伯苓。」仁科芳雄在日本所受的追念，包括成立「仁科纪念财团」、「仁科纪念奖」；对比张伯苓晚年及身后在新中国所受的冷落待遇，也许可以看出两国学术兴衰之道。
陈健邦
(南方周末，2010/4/1，1363期；联合报2010/4/10)
日本从一八六七年开始的明治维新，颁布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其中之一是发展义务教育。但他们的重点不在大学、不在高等教育，而是励精图治，用了三十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新建了五万多所小学，普及了初等教育。然而，比明治维新还早几年的洋务运动，因为只重视能造坚船利炮的硬件，而忽略了可以拯救灵魂的软件，吵吵嚷嚷干了三十年，最终以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而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