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重承天井中水: 陈寅恪的悲愿

珍重承天井中水           ( 陈寅恪，1890～1969)

“来日更忧新世局，众生谁忏旧因缘。”                ----陈寅恪

      清華大學慶祝九十周年時，曾印行了一套九十枚的紀念藏書票，陳寅恪這一枚上的題詞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此向一位仰之彌高的文化崑崙致敬。陳寅恪曾經留日留歐再留美，共在外遊學十八年，雖未得任何博士學位，仍被視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和傅斯年同在德國留學時，因專心學問，少參加活動遊玩，被其他留學生稱為「寧國府大門前的一對石獅子」。

     陈寅恪早年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而文字结习与生俱来，必欲于未死之前，稍留一二痕迹，以作纪念者也。」可知其非常珍惜自己著作的价值。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全集》，依作者生前愿望，以繁体字、竖排版印行。全集中各书的封面图案，都是陈所撰王国维纪念碑文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拓印，可说是符合他的愿望。然而要如何从陈寅恪的众多文字，寻找出“一二痕迹”，来理解其晚年心思？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寅恪以”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 ，回绝了中国科学院之请，留在广州的中山大学。陈寅恪以失明之身，凭靠邃密学思、超人记忆和意志力，由助手黄萱协助完成近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柳如是，原名杨朝云，明末嘉兴人，沦落风尘后取名柳隐，与当时名流多所交往，后下嫁名士钱谦益，改名柳如是，入清后仍从事复明运动。

     1953至1964，在撰写《柳如是别传》期间，陈寅恪有多首诗都涉及写作此书的用心，如：
“岁月犹余几许存。欲将心事寄闲言。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
“遗嘱只余传惨恨；著书今与洗烦怨。””
固而这本书绝非消闲之作，其中藏有他的家国心事。

     中科院院士唐稚松，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晚年在《桃蹊诗存》的《题陈寅老〈柳如是别传〉后》诗，有”谁怜十载衰翁意，专为沉冤扫劫灰。”世所公认的隋唐史权威陈寅恪放着其他重大历史题目不去完成，却以十年心力”著书惟剩颂红妆”探究一代名妓，用意何在？

    1950年12月23日，杨树达与陈寅恪书曾谓：“古来大诗人，其学博，其识卓，彼以其丰富卓绝之学识发为文章，为其注者必有与彼同等之学识而后其注始可读，始可信。”就此而言，余英时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在陈寅恪的晚年思想研究上，可说是首先有了了历史性的突破。

     余英时指出，陈寅恪赠弟子蒋天枢诗有「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在《别传》的缘起，又说「珍重承天井中水」，「承天井中水」是隐喻郑所南的《铁函心史》。郑思肖，字所南，生于宋亡元兴之际。明朝末年，苏州承天寺僧人在古井中，掘得一物，清洗后见是一铁函。在打开锡匣、蜡漆、包纸的层层密封后，赫然发现题有「大宋孤臣郑思肖」的文稿，后世称之《铁函心史》。《心史》记述南宋亡国后遗民之痛，在井中密藏三百多年后才重见天日。陈寅恪也将自身对民族文化存亡有感的「心史」藏在《柳如是别传》中，希望后人珍视藏在重重诗文典故中的的隐语心事。

    余英时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书成自述」中，表达了著作旨趣：「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余英时以他同为历史学家同情理解的方式，从陈寅恪诗文的字里行间，读出其「痛哭古人， 留赠来者」的的弦外之音。

    余英时得出的推论诸如：政权交替之际，陈寅恪和夫人在去留抉择上曾有争执；韩战爆发之后，后悔未渡海去台，又忧心在台湾的国民党终于困在台湾，两岸之间成了不生不死的僵局；以「主人端要和声多」批当权者搞一言堂；说中国陷入马列主义灾难是「自掘其地」造成的新五胡乱华；希望毛泽东对苏联「初虽效之，终能反之」。这些说法在当年，多不合时宜。加以认知有异和意识型态，海内外也就有人批评余英时的释证是「推论过深」、「近乎穿凿」。

       处今日论之，在那个千千万万人睁眼说瞎话的年代，一个盲翁以其超俗的史识，神游冥想古今人事，留下了洞见世变的真言。余英时所作释证既高明也深奥，对陈寅恪的家国旧情、兴亡遗恨，有同为历史学家兼后世知音的领悟，进行了原来陈氏弟子们应该做而未能做的工作。在余英时之后，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和谢泳的一些文章，可说又补上了当年余英时所留下的部分空白。

       蒋天枢放下自己的学术研究，致力于搜集、整理陈寅恪的著作，费十余年之心力，终于在1981年编辑出版了三百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1988年，蒋天枢去世，昔日同学姜亮夫发来一份唁电，说:“义宁陈寅悟先生全集是您收集、编纂、考订，是我们同学中最大的成就者。”此种师弟情谊，可说是近代中国学术界的一大奇迹。蒋天枢曾指出陈寅恪治学有”续命河汾的响往” ，期许自己能如隋末文中子(王通)讲学于黄河、汾水之间，为民族教养出一批能安邦定国、出将入相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