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改名变性

原载2015年6月14日《东莞日报》

http://epaper.timedg.com/html/2015-06/14/content_1335064.htm

有道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近些年，我国期刊改名呈井喷态势，堪称“文化现象”，值得观察与思考。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提供的《2007-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布期刊更名情况一览表》统计，几年间全国约有300家期刊改了名字。

    在我国境内注册、国内公开发行的刊物（俗称有CN刊号的刊物），根据《出版管理条例》，要变更名称，“公文旅行”可不是一般的辛苦。首先要经过主办单位申请、主管单位同意，再向省级新闻出版局提交请示文件，省级新闻出版局审核同意后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交请示文件（中央部委办的期刊更名直接向总署提申请），新闻出版总署再审批。那批文能跑下来，殊为不易。

    既然改刊名这么麻烦，那为何还有几百家期刊要与旧名字诀别？笔者以为，在刊号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势下，在行政、学术与市场的诸多因素主导下，一众期刊为了求得更好的发展空间，走上改名易姓的创新之路。

    顺时势自然更名

    一些行政主导型刊物更名属子随母嫁。这种情况是主管、主办单位发生了变更，期刊不得不改名。近些年来，教育部几乎每年都会公布当年高等学校名称变更信息，有报道称成都一大学改名13次。单单从2004年至2013年，全国就有322所高校更名，其中103所学院变大学。大学改名了，大学主办的校报、学报自然也要改名。《茂名学院报》2011年更名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报》，《广东教育学院学报》同年更名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等等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

    一些学术主导型刊物改姓属形势所迫。多半是指期刊的业务范围发生了变化，不改刊名就名不副实了。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许多杂志创刊时的章程、确定的业务范围明显滞后于形势，形势比人强，不变不应当。例如，挂靠华南师范大学的《小学德育》2010年更名为《中小学德育》，就是因为业务范围由小学扩大到中学，如不改名，杂志难以发行到中学里去，也名不副实。《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9年改名为《华文教学与研究》，因为该刊的业务范围已经从大学二级学院转向海内外了。以暨大的侨校背景与学术资源，期刊改为现在的名字，也是恰如其分、名至实归。

    求生存花样改名

    一些市场主导型刊物转型“名不常存”。众所周知，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大部分非时政类报刊已分期分批转企改制，从“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面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必须使出浑身解数，以谋求利益最大化，而更名改姓就成为决胜商海的重要法宝。微名薄利地办刊显然落伍于时代，而巧作名目、哗世取名也时有所闻。只要不触犯《出版管理条例》，相关部门不会干预。于是，我们惊讶地看到，许多期刊把名字改得风生水起，好不热闹，估计经济效益也是水涨船高。略举几例，以飨读者。

    上海的《少女》杂志2009年1月更名为《花与爱丽丝》，《花与爱丽丝》2010年6月更名为《哲学分析》，一年半时间，杂志就由青少年期刊两易其名而华丽转身为高大上的哲学学术刊物，太励志了。

    宁夏的《少年读者》更名为《财经天下》，变为少年理财？青岛的《小学生作文向导》更名为《俄罗斯学刊》，办刊国际化？陕西的《男友》更名为《女友》，期刊也“变性”？《四川生殖卫生学院学报》更名为《中医眼耳鼻喉杂志》，转病房了？浙江《新民生报》更名为《淘宝天下》，马云注资了？《山西农业》更名为《村委主任》，科技变行政，转岗了？没人答我，算我白问。

    更奇葩的还有：广州的《音响世界》2009年6月更名为《名医》，不知这名医到底是指修理音响器材的，还是给人看病的？江苏的《兽药与饲料添加剂》2010年1月更名为《东吴学术》，北京的《新闻三昧》2009年11月改为《当代劳模》……这些期刊跨界尺度之大，脱胎换骨之彻底，令人啧啧称奇。

    名不常存，倘若下次去图书馆想看这些杂志而找不到的话，八成又是改名了！面对市场化运作的期刊改名乱象也不必大惊小怪，两大策略可以匡乱反治：一是增加刊号的有效供给，二是强化期刊做百年老店的经营理念。毕竟，急功近利、盲目跟风、炒作更名，纵使名噪一时，最终还是会被市场淘汰，与读者后会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