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自创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 成员遍布十余省
谁说中国人缺乏创新？湖南两男子竟别出心裁，假冒联合国高官，要求岳阳监狱为一名犯人（他们的朋友）办理保外就医，并且现场就要把人带走，家里还有一位老母需要赡养。其中一男子还亮出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布特别通行证，不过全是中文。另一男子干脆拒绝出示证件，只是说他在中南海工作，并号称自己拨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监区值班领导怀疑有假，于是开始检查证件。原来所有证件都是假的。两名男子还是见到了他们的朋友。当然不是在监狱外，而是在监狱内。两男子与可能也要因伪造证件而在那里呆上一段时间。“
农民自创山寨“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宣称享有特权并可寻宝藏，组织遍布云贵川等省，成员涉及数百人，警方屡查难禁。
这场警方与“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的荒唐较量，虽因吴廷标勇闯岳阳监狱而进入公众视野，实则已持续数年。
吴廷标在监狱办公室大声要求警察放人
由浙江农民余思高创立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经4年发展，组织成员数百人，遍布贵州、湖南、湖北、重庆、河北等十余省市，他们不仅敢于去监狱提犯人，而且敢在银行存假币、坐火车不给钱、骑摩托车不带证。6月4日的新京报，头版报道“农民编造‘联合国维和司令部’行骗”，揭露了一小撮“最底层骗子”。
5月17日，在湖南岳阳，两位自称联合国高官的农民（吴廷标、林术祥），到监狱勒令警官释放某个囚犯。于是，一家在中国的“联合国机构”随这出荒诞剧的上演为人所知，“经查，吴廷标与联合国毫无关系”。唉，“经查”这俩字，用在这里显得挺弱智，而更弱智的是那两位农民——争取囚犯保外就医并不难，但路子可不是这么个走法。
而湖南农民吴廷标，赴岳阳监狱并非只是其“一时糊涂”，而是其一贯逻辑的延伸，他不仅为组织发展新成员，还按月收取费用，供养给上级。
中国读者惯于从怪诞时期荒唐事件中获取喜感，这类消息有利于受众增强“智力自信”。呵呵，还有这么弱智的骗子！咱毕竟智力优越、经验老道，对这种骗子一眼就能看穿！
有个叫刘乐星的农民，持“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先锋官”的证件，拿塑料质地的五百万美钞到银行存款，他坚信自己手中的美元是“国民党时期留在大陆的宝藏”。找“守宝人”，“跑老票子”贡献祖国，这都猴年马月的谣言和骗术了，竟然还有人信，这信息也太闭塞了。
“解冻民族资产”的理论还与时俱进了一下。“中共成立时，9名元老在遵义留有一笔巨额资产，如果找齐转世的另外8个人，就可以找到并解冻这笔巨额的民族资产”。这可谓中国版的“七龙珠”，比原版更神奇。国民党将领在大陆的隐藏资产，成了中共元老创业之初的瞒藏，解冻的任务还要靠转世投胎来完成。这样的故事为什么也有些人相信？想来很有意思，或许，旧军阀、老政客已失信于江湖。
“余思高自封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总司令，对外自称李德胜（毛泽东曾用名）转世。到公安局我给他做笔录，他仍坚持自己是毛泽东。他还有一个玉玺，一个御枕。”6月2日，该案办案民警杨玲秋向记者聊起余思高时，仍对余的荒诞难以忘怀，还因对不能将其绳之以法而倍感遗憾。称自己是伟大领袖，算是一种认可、热爱领袖的极端方式，别人可以看他是精神病患者，但人家并不犯罪。感兴趣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转世时自带玉玺、御枕，这玩笑开大发了。
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这等行为可能获刑，可人家伪造的东西都出自私人捏造的部门，没“国家机关”什么事，欲将其“绳之以法”，确实无法可依。
冒充已故神人没事，冒充现任领导出事；虚拟并冒名联合国机构无罪，冒名权力实体获罪。这底层骗子一点都不傻，这小子心里透亮，懂法，对国情看得透彻。
高级一点的骗子和底层骗子一样的水平，他们都看准了一点：将毛泽东仍然供奉在神坛的人最好骗。有所谓藏品行业的奸商，整天在电视上忽悠涉毛藏品如何神圣如何值钱，听他们中的人说过：对那些傻家伙，骗的安全，骗的省事，不骗白不骗，他们就活该被骗。
中国不是联合国的下属，联合国官员在中国并无行政权力，知道这个也就知道打联合国旗号行骗不好使。我还提出过“解散联合国”的倡议呢，既然联合国素来不拿咱们的核心价值当回事，所以咱不拿联合国当回事很正常么。而某些低素质国民不明白这道理，他们错误的认为联合国权力够大、够猛。不奇怪，记者也发现了，吴廷标与余思高所发展的成员有以下特征——中老年人、低学历、乡镇居民（多是乡镇老人且绝大部分为独居者）。
有心理学家用“巨婴心理”解释骗术得逞的现象，称我国“巨婴遍地”，正是传销、邪教和各种稀奇古怪组织能够轻松成功的基础。其实，没被骗过的中国人才“巨婴”无疑。
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观察能比较客观，这样就不至于无来由地归罪于“人民巨婴”。就说被“联合国司令部”所骗的这些信息闭塞的人吧，此生从没被他人放在眼里，越没地位越渴望体面身份，越是缺爱越是盼望见到组织，一群孤独无助者，一旦有可能融入势力强劲的“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那不踏实的幸福感、归属感也跟真的差不多。
若骗到的“会费”数额较大，当然应该以诈骗罪论处，但这得证据确凿才可以。提犯人，存假币，坐火车要座位，骑摩托车不带证，像底层骗子的这种种行状，虽可笑但造不成严重的实际危害，显然不够判刑的条件。尽管嘲笑，尽管娱乐，然而需明了，此类底层骗子，能量与危害毕竟有限。
我们当代人，和骗子打交道最多，都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哪行哪业、何时何处不骗，回答此问真的很难。大概我们是诈骗领域的超级大国吧，形势严峻到什么程度，举例说明：父母若教育子女“不说假话、坚持真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和所有违反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言行做坚决斗争”，那就等于亲手把孩子推入火坑。
骗子分三六九等，不同等级的骗子，基本对应特定等级的被骗人。不必强调文化、智力因素，学历高的教授、官员、企业家以及成熟市民，被假证、假学历、假货、假军人、假官员、假富豪、假信息骗过的数不胜数，与低素质人口比较，其被骗事迹也更具传奇色彩。
小骗骗于野，中骗骗于市，大骗骗于朝。政治骗子也必定是感情骗子、理论骗子、经济骗子，这种骗子坑害所有人，并规定全社会的思想水平、精神状态。底层骗子表演心目中的权重人士，因不接地气而效仿失败，不过，说到底，他们也“依据真实”——特权真实存在，骗子只是模仿享受特权的样子。所以说，大骗为小骗师，底层骗子，是骗子教育系统中的差生。
顺便解决一个小小的学术问题。中国历史上，“骗子”一词在哪个时段出现频率最高？答曰：“林彪事件”发生至正式开始“批林批孔”的一段时间。其时，各种传媒、大会小会，满是“刘少奇一类骗子”这一句。每个人都知道这话指的是谁，但谁说出来名字来，谁就因“泄露国家机密”而大祸临头。
若想了解“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的详细报道，请看：
http://news.ifeng.com/a/20140604/40575322_0.shtml
萧瑜写过和他的同学毛润之出游。
过渡口的时候，毛润之就坚持不给钱。
当时看来是神经病的举动，竟然让润之给多年之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