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铭看怎样才能成为中国银行家

    1923年4月，浙江实业银行在上海正式开张。李铭作为总经理，负责全行业务，掌握银行大政方针，并着重对外联系，开拓经营领域。在经营管理方面，李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制度，使浙江实业银行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了较大发展。
      李铭崇尚实际，不尚浮夸，在浙江实业银行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开支等方面，他事事精打细算，不讲排场，强调经营管理的目的一切在于能否赚钱。在经费开支方面，浙江实业银行力尚节俭，李铭等主要负责人以身作则、不事奢华，使浙江实业银行的开支大大低于其他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购置汽车，总经理李铭自备车上下班，副总经理陈朵如则自雇人力车接送。对于一些高龄董事，银行宁愿向他们付车马费，也不破例为他们购车或支付其司机的工资和汽油费。后来为了工作需要，银行购买了一辆小车，但只供李铭乘坐。直至抗战胜利后，浙江实业银行才又买了两辆小车和一辆大客车，用于接送高层领导和职员上下班，或对外交往时使用。
    浙江实业银行的员工队伍非常精干。成立之初，仅有员工200余名，以后银行规模虽不断扩大，但全部员工总数也不过480人。同时，浙江实业银行非常强调员工的素质，雇佣员工均须经过考试，择优录取，行内不兴裙带关系，李铭等高层领导也没有利用权力在行内安插自己的亲属。对于所雇员工，银行鼓励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不断进取，奋发向上。行内高级职员一般多从普通行员中选拔工作成绩突出者升任，使员工们都有晋升的可能与希望。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员工工作当然更为努力，并以银行为家，促进了银行的发展。如著名经济学家章乃器，初入浙江实业银行时不过为办事员，因其聪颖好学，提出一系列改革创新意见，受到董事会和李铭的注意并赏识，逐渐提升为营业部主任、襄理，直至副经理兼检查部主任。孔绶蘅初不过一名最低级的练习生，因办事勤恳，成绩卓著，逐渐升任外汇部（初称金币部）会计、经理，直至副总经理。李铭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保证了浙江实业银行始终有一支可靠的员工队伍，适应了银行发展的需要。
    李铭对于浙江实业银行的机构设置较为谨慎，这不仅是出于经济考虑，也与他认为如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一旦政局不稳则易于受累有关。在设立外地分支机构方面，李铭考虑的首要前提是其自身可以盈利。因此在规模相当的各银行中，浙江实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最少，只有上海、杭州和汉口三处分行，与主张“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各地遍设分支机构的方式正好相反。浙江实业银行的内部机构设置亦极为简单，总部仅有稽核、文书两科，即使是在全盛时期的抗战胜利后，也仅设稽核处、总务处和业务部、储蓄部、信托部、国外汇兑部二处四部，被同行称之为“宝塔式”经营。虽然李铭与陈光甫相交甚深，个人关系极好，但经营理念和方针却有很大区别，李铭认为陈光甫的银行“乱哄哄，像商场”；而陈光甫则认为李铭“办银行是绍兴人的小气派”。但两人都以其具有个性色彩的经营方针，在各自的经营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营业策略方面，李铭一是重视业务质量，将营业集中于少数重点客户，二是重视外商企业和外汇业务，如此既可节约开支，又可获取较高利润，还可借以提高社会地位。还在担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李铭已在经营外商企业和外汇业务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收获，在担任了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后，李铭更在经营外商企业业务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开拓与外商的业务关系。
    为了巩固与外商的业务往来，李铭邀请一些颇具名望的洋行大班或买办商人担任浙江实业银行董事，其中有香港的何东爵士、纽约华商贸易公司的李国钦、德商德孚、谦信行的买办周宗良等。这些人担任银行董事后，为了自身利益，主动为银行拉关系，如经周宗良引荐，李铭与德商西门子电机厂、美景时洋行、礼和洋行、德孚颜料行和谦信药厂等建立业务往来。在这个过程中，李铭又以其办事能力而受到外商赞赏，从而出任外商企业的经理、董事，如中日实业公司经理、英商怡和啤酒公司、英商中和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董事等等。李铭与外商企业建立的关系网，不仅对他本人在金融界的地位，也对浙江实业银行业务的进一步拓展有重要作用。
    为了进一步提高浙江实业银行的地位，李铭还斥资购买外商企业的债券和股票，成为外商企业的直接投资者。浙江实业银行曾购入德商谦信洋行、德孚洋行、英商怡和纱厂、中和地产公司、中国钢车制造公司、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上海电力公司的债券和股票，成为华商银行中投资外商企业的先行者。购买外商企业的债券和股票，不仅体现了李铭的经营策略，也说明中国银行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了这样的实力。李铭投资外商企业，还具有长远的眼光。如上海电力公司在浙江实业银行开户，是专为其收取隔日取现的钱庄本票，其他华商银行对这种纯属服务性质的业务多不愿办，而李铭承接这项业务，非为眼前利益，实为取信于这家资金雄厚的外商企业，目的在于建立长久的业务往来关系。可见李铭的经营方针虽以获取利润为前提，但也能根据情况适当调整，并不完全在乎一时的短期利益。浙江实业银行的此种做法，也得到了外商的回报，他们将大量资金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使银行获利甚多。而浙江实业银行对华商的投资则甚少，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主要向华商大量投资形成鲜明的对比。李铭与华商的业务往来，仅限于几家他认为殷实可靠的企业，如阜丰面粉厂、永豫纱厂、谦和颜料号、瑞康颜料号和鼎丰纱厂等。以外商企业作为主要投资对象，浙江实业银行在当时各家华商私营银行中可数唯一的一家。
    李铭对于外汇业务较为重视。他在担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于1919年创设金币部，即以后的浙江实业银行国外汇兑部。日本第一银行是浙江实业银行的第一家通汇往来户，随后，浙江实业银行又与欧美一些银行建立了通汇关系。但是，由于自身实力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经营外汇业务不易，浙江实业银行在外汇业务中也不可避免地以买空卖空的投机套利为主。经历年积累，浙江实业银行建立了一笔105万美元的外汇基金。1936年，这笔外汇基金从银行划出，在美国成立联合贸易公司，专门从事美国股票债券交易，这也是浙江实业银行最集中的一笔海外投资。
    由于李铭的经营业绩，1927年，他又兼任了浙江实业银行的董事长，手握银行全部大权。浙江实业银行的存放款数额均有了较大增长，还有数目可观的外汇资产，其实力正在超越浙江兴业银行而位居“南三行”中的老二。1926年，李铭出任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主席，并连任达9年之久，说明他在上海以至全国金融界的地位高升。李铭已成为上海和全国金融银行界有数的几位头面人物之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使得经济大受影响，上海市场一时债券价格低落，银行周转不灵，政府公债的按时还本付息也出现了困难。宋子文不得不召集上海的银行家们，商讨“维持财政保全债期”办法。经过其软硬兼施，银行家们被迫作出让步，同意从2月份起将政府公债每月还本付息数额削减一半，偿还期限则较原先延长一倍，利率亦随之下调。这一决定使各投资于公债的银行均受损失，但却是李铭、张嘉璈等人认可并提出的，因为他们购买的大量公债使他们的利益与南京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只有妥协退让，保留南京政府还本付息的能力，也才能使他们以后不至于受更大的损失。由于内战不断，南京政府为了筹措内战经费，解决财政困难，不断地发行公债，数量越来越多，如何还本付息，身为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的主任，李铭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这使得原本热衷于投资政府公债的李铭也开始对购买公债表示谨慎。
    这一时期，由于得到南京政府的信任，李铭成为财政金融领域的头面人物，可谓春风得意。1928年，李铭被指定为中央银行监事会主席。同年11月，中国银行被改组为“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李铭连任中国银行董事，并当选为常务董事，继而又被财政部指定为中国银行董事长。这样，李铭就成为中央、中国两大银行的高级负责人之一。当时中国银行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由锐意进取的张嘉璈担任总经理，对银行业务大力开拓，而李铭作为董事长和张嘉璈的老友，充分信任张嘉璈，并在董事会和个人工作方面，均对总经理张嘉璈的工作予以大力支持。他们精诚团结，协同一致，努力进取，为中国银行发展成为当时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商业银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其中李铭个人的努力和他为中国银行所作的贡献均值得充分肯定，这段时期，也是李铭与中国银行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
    作为上海银行公会的主席，李铭以自己的声望，周旋于政界与商界之间，同时与官僚资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虽支持南京政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是代表了华商私营银行的利益，他也非常忌讳外界将他看作是南京政府在金融界的代理人。李铭担任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后，外界对他和浙江实业银行与政府的关系有不少传言，但李铭一再声称，该委员会“为独立机关，不隶属政府，有时以种种关系且不惜与政府为笔舌之争”；浙江实业银行“为纯粹商业银行，与政府自无特别之往来义务，所借款项皆与各同业共同摊派，绝无单独承借之款，亦无确实抵押之借款，更无较性质、资力相等之同业为数稍多之借款”。李铭称自己“抚心自问，皆完全为社会服务，何尝有接近政府之迹”？事实虽不完全似李铭所表白，李铭通过出任政府职务，也为自己和浙江实业银行谋取了一定的利益，但这仍然是在商业利益的范围之内，是可以理解的。李铭虽与南京政府有较多较深的关系，但他毕竟不是南京政府的决策人，南京政府对李铭也不会完全信任，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李铭的地位也会变化，1935年中国银行的改组就说明了这一点。
    1935年初，由于货币市场的变化，银根趋紧，市场低迷，影响到经济发展，南京政府谋划实行币制等改革。过去中国银行实行独立经营，对南京政府不能予取予求，张嘉璈等中行负责人对国民党的内战与赤字财政及垄断金融政策有自己的看法，成为国民党当局垄断金融的障碍，并为当局所不满。南京政府早有将中国银行纳入政府控制和管理，为政府财政政策服务的企图，但一直未有合适的机会。此时为“改革币制，统一发行，自必须先置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于财政部直辖之下，庶几进行顺利。”同时，上海银行界因市场变化而对认购政府公债态度迟疑，中国银行并且自行将持有的政府公债脱手，也给了南京政府整治中行的借口。
    1935年3月，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共同密谋策划改变中行体制与负责人。蒋介石声称，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关键全在中交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之反时代之传统政策，而置国家社会于不顾，若不断然矫正，则革命绝望，而民命亦被中交两行所断送，此事实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因此只有使中交两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乃为国家民族唯一之生路。”蒋介石决策后，财政部即决定发行2500万元金融公债，拨与中国银行，实行增资，使中国银行官股资本由原来的500万元增至3000万元，超过了2000万元的商股资本。中国银行总经理由宋汉章接任，张嘉璈被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董事长由宋子文接任。南京政府从此控制了中国银行这家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银行业的代表人物张嘉璈和李铭一起被逐出了中国银行。虽然如此，李铭为代表中行商股之利益，在去职以前仍向孔祥熙请求减少政府在中国银行的股份，使官股与商股平衡，孔祥熙为了给李铭一些面子，接受了他的请求，最后政府向中行增资1500万元，连同先前之500万元，与中行2000万元之商股持平。然而这实际上并不能改变南京政府从此以后控制中国银行的现实。
    李铭自中国银行董事长之位卸任后，虽然仍拥有在国内商业银行中名列前茅的浙江实业银行，依然担任着中央银行监事会主席，并一直担任中国银行商股董事，但随着南京政府加强对银行业的控制，他和张嘉璈、陈光甫等人已失去了过去曾有过的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成为南京政府的附庸，已难以通过工商金融界发挥他们一度所能发挥的政治经济影响了。李铭对国民党的做法很是失望，他当年对国民党的期待正在逐渐破灭。

1934年，李铭到美国、加拿大访问，受到美、加商界的欢迎。与浙江实业银行有密切业务往来的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纽约总公司，特意在纽约举行有各界参加的招待李铭的宴会。李铭应邀在中国协会发表了有关银价及中国建设问题的演讲，通过报纸报道与电台播放，引起美国各界人士以及舆论界的关注。此次美、加之行，李铭结识了不少新老朋友，为他在战时再度赴美，从事外交使命提供了条件。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战事很快波及上海，李铭主持联合准备委员会，尽力维持上海金融的正常运行。同年11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上海后，李铭得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指令，留在上海租界“孤岛”主持金融事务。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情况下，为稳定上海的金融局面，李铭殚精竭虑，付出了辛苦的努力。当时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总行已经撤退，只在上海留下分行继续营业，业务范围也大大缩小，稳定“孤岛”金融的任务主要落在票据交换所身上。当日本人企图通过收购法币，套取外汇时，李铭和银钱两业负责人协商，决定票据交换所对各银行、钱庄实行“同业划款领用方法”，同业间尽量以转帐方式往来，使日本人难以通过收购法币套取外汇，从而稳定了外汇价格，安定了上海金融市场。
    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同时组建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伪财政部长周佛海派人四出活动，企图网罗金融界名流为其服务。李铭为上海金融界的名人，威望甚高，又曾留学日本，成了汪伪拉拢的重点对象，并施以威吓，但均遭李铭拒绝。由于李铭拒不与汪伪政权合作，他被汪伪政府列入通缉名单，处境危险。为免遭汪伪政权的毒手，李铭移入美国驻沪领事馆暂居，并在1941年3月，由美国领事馆人员秘密将其送出上海，前往美国。
    距李铭上次访美已经7年了，李铭再次来到纽约，见到了不少老朋友，其中包括上海电力公司大班霍浦根司、英国爵士何东、受国民政府委派赴美商谈借款事宜的陈光甫、正在美国考察的张嘉璈，以及他的儿女亲家、时任驻美大使的施肇基等。李铭与美国工商界人士往来联络，不失其银行家本色。李铭与美国工商界之间的密切关系，为国民政府所重视，他频频被国民政府指派，代表政府参加一系列对外活动，如担任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中美商业联合仲裁委员会主任委员，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等等。1945年8月，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联合美国“李门兄弟”、“拉柴兄弟”投资银行以及通用电器、通用汽车公司，在纽约合资组建“中国工业投资公司”，上海电力公司纽约总公司董事长克体司任董事长，陈光甫、张嘉璈担任董事，李铭出任总经理。该公司资本为500万美元，其中中方占六成，浙江实业银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中方资本中各占其半。李铭等人企图通过这一公司，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将外资引入中国，重建并振兴中国经济。但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战后又发动了内战，政局不稳，形势动荡，美国资本家缺乏对华投资意愿，李铭等人试图重振战后中国经济的幻想终归于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