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117战斗队“的成立和解散（上）
潘文鸣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三种群众组织形式：一种是运动初期的红卫兵组织，以中学生和大学生为主体；一种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各机关各单位造反派组成的形形色色的战斗队；第三种是跨单位和跨系统的各种兵团，如贵州文革期间的411兵团，818兵团，这种兵团一般都由数百甚至成千上万的造反派成员组成。三种组织形式，在文革中的任务也有所不同，活动方式也不一样。
本文重点介绍笔者曾经参加的战斗队，并且对这种组织形式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就教于广大读者。
1 从红卫兵运动说起
经历文革运动的人都知道，红卫兵运动发源于北京，刚刚开始的时候，能够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多是干部子女，特别是一些高干子女。这些干部子弟多数都是中学生，他（她）们身穿黄军装，头戴黄军帽，胳膊上带着红袖套，腰扎宽皮带，在北京市到处抄家打人，草菅人命，完全成了一伙穷凶极恶的暴徒。网上有材料称，打死北师大女附中卞校长的那些红卫兵里，据说就有刘少奇和宋任穷的两个女公子。（注1）
这还不算，当时有个叫谭力夫的高干子弟公开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又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些红二代在文革初期，就是这样怀着天生的优越感，开始兴风作浪，表现出无法无天的狂妄和傲慢。
毛泽东对红二代掀起的红色恐怖风暴，最初自然十分赞赏。因为毛泽东自己就对美国人斯诺讲过，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当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所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上百万的红卫兵，向他们挥手致意，就是公开支持他们的行为，并且建议给他戴红卫兵袖套的宋任穷女儿宋彬彬，把名字由“宋彬彬”改成“宋要武”，暗示不要文质彬彬，要搞暴力革命。
不过，密切关注文革运动的毛泽东发现，这些干部子弟搞的红色恐怖固然来劲，但他们提出的“红五类”和“黑五类”，而且只准红五类造反，这对动员更多群众起来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十分不利。另外，毛谋划的这次文革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些干部子弟仅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抛出的几个所谓“黑帮”，以及文化界的名人，还有所谓“牛鬼蛇神”，这显然是没有对准他拟定的斗争大方向，并且怀疑这些干部子弟是在有意保自己的当权派父母。因此，毛统帅就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指示，并开动宣传机器，大肆批判谭力夫的“血统论”，指出它是反动的。
大批“血统论”，这在毛泽东当政的年代，犹如太阳从西边升起，一些出身成分不好多年受歧视的人就感到如春风化雨，对毛统帅的“英明伟大”十分感恩戴德，就陆续名正言顺地走进造反派队伍，并且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感激心情，开始真心实意闹革命。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仅仅是被毛伟人暂时利用而已，秋后算账的日子还在后边。
那些中学生红卫兵起来造反，他们先是在学校里批斗校长和老师，然后就杀向社会，去搞所谓揪斗“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有就是打着所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就风俗、旧习惯）”的旗号，到处去搞打砸抓，去破坏文物古迹和胡作非为。首都的红卫兵在北京掀起红色恐怖的旋风以后，又纷纷杀向全国各地，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进一步把北京的红色恐怖运动推向全国各大城市，大陆许多文化精英人物如老舍和傅雷等，就是在这场红色恐怖风暴中，不堪凌辱，选择了自杀；全国各地许多名胜古迹，也是在这场红卫兵运动中，遭到毁灭！
2 寒星组建117战斗队
红色恐怖的风暴过去之后，像雨后春笋，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了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这些组织有的叫战斗队，有的叫兵团。在这种背景下，贵州省文化局机关的干部经过半年多的外出串联考察，加上毛的一系列批示和指示陆续通过大报小报传遍全国，特别是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了文革的任务、性质、目的，为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描绘了一个路线图。老成持重的省文化局的干部终于醒悟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年打右派有所不同，造反已经是大势所趋，于是纷纷酝酿成立战斗队的事。
大概是67年的春天，贵州省文化局局机关办公室的门上先后贴出两个战斗队的名字，一个叫“造反有理战斗队”，其成员多数是局机关的一般党员干部；一个叫“轻骑兵战斗队”，以1965年新分配到省文化局的那些出身成分比较好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为主体。这样一来，局机关除了被揪出来带长子号的局长处长以外，还有就是在政治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如摘帽右派，过去参加过国民党或三青团的人，或出身成分不好的，以及大家认为他思想落后的等等，简单来说，就是那些非党非团的普通群众，被晾在战斗队外面。
一天早晨上班时间，1964年由四川邛崃县川剧团调来的张素萱问我，你怎么不参加局机关的战斗队？我告诉她，没有人来找我谈话。她问什么原因？我说还有什么原因，出身成分不好，又不是党团员。
张素萱听了，脸上露出灰暗的神色，因为她也马上想到自己的地主家庭出身。她说，没想到，出身问题对人的影响这么大。她说，她从小在四川邛崃县川剧团学演戏，剧团里的学员只要勤奋刻苦，尊敬领导和师傅，就没有人歧视；可是到了省文化局这种政府机关，她才体会到出身成分和是否是党团员对一个人是何等重要。不过，她又问我，不是已经批判了谭力夫提出的血统论吗？我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慢慢就明白了。
就在张素萱和我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没人邀请参加造反组织时，文化局创作室的寒星开始拉人组织战斗队。寒星是局机关创作室的一个诗人，大约40岁左右，长得又黑又瘦，戴副黑框眼镜，平日他性格有些内向，沉默寡言，见面几乎很少和人打招呼。据说，他家庭出身虽然没问题，但“思想比较反动”，所以，在局机关里，那些自命是左派的党团员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
说他“思想比较反动”，究竟有什么根据？
开始我们这些新来的人一无所知，后来慢慢听人讲，寒星曾经说，自己的成就一不感谢共产党，二不感谢毛主席，是凭他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得来的。在毛泽东时代，就像现在的朝鲜那样，人人都要感谢党的培养，感谢领袖的恩情，并且歌词里都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在这种领袖崇拜如日中天的社会环境里，寒星这些话，自然被看成是大逆不道。另外，寒星还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他还举了一些的子，如傅作义和杜聿明等，这些人在战场上都和共产党解放军打过仗，一旦投诚，都成了共产党政府中的高官。他这些话，想来可能是在下边发牢骚和说怪话，也可能是开玩笑，有人汇报给党组织，就上纲说他“思想反动”。像寒星这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文人，自然入不了党。局机关新成立的两个战斗队，对他也采取了关门的态度。
寒星不服气，他一反往日的愤世嫉俗和沉默寡言，也鼓起勇气开始在局机关招兵买马，准备在局机关组织第三个战斗队。
3 117战斗队的成员
一天，寒星找到我，问我为什么不参加局机关的战斗队？我把对张素萱讲的话又讲给他听。
寒星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而文化局里一些人自以为他们是天生的左派，一贯歧视出身成分不好的，还有就是我这样没入党的群众。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人好像根本不配干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谭力夫的血统论，我仔细看了报纸上的文章和中央文件，觉得只要不是运动对象，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利起来造反干革命。所以，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心把文化局机关里那些左派瞧不上眼的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战斗队，和他们平起平坐干革命。你如果愿意，就参加我们的“117战斗队”。
寒星的一席话，完全说到我心里，而且对他这种勇气十分佩服。
我问他，你组织的“117战斗队”，现在已经有多少人表示愿意参加？他说，通过个别谈话，已经有七八个人考虑参加。接着寒星告诉我，表示愿意参加117战斗队的有这样几个人：一个是年纪最大的老邵，他是个老革命，在省文化局不知为什么，一直让他坐冷板凳。我开始找他谈，他有点顾虑，觉得自己快退休了，参不参加战斗队无所谓。寒星说，毛主席70多岁了，都戴上红袖套接见红卫兵，领导文化大革命，你刚刚50多岁，应该振作起来，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老邵考虑一下，同意参加。还有主管印刷厂的老陈，他的年纪也比较大，据说他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历史上有污点，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也没有人动员他参加造反组织。我跟他谈了参加117战斗队的事情，他很高兴，表示愿意。寒星还介绍了一位中年妇女叫李淑秀，她是共产党员，原是局机关艺术处的一般干部，本人没什么问题，但她丈夫是省歌舞团团长，被歌舞团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揪出来，打成“走资派”，人们背后把李淑秀称为“走资派的老婆”。寒星说，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搞株连，所以也吸收她参加。还有就是资料室的钟淑华，寒星说，她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仅仅是因为她没有申请入党，身体有些残疾，实际上她对运动也十分关心，为什么不调动她的积极性？再有就是你和张素萱，你们两个都年轻，既然批判了谭力夫的血统论，你们没必要背家庭出身的包袱，起来干革命，名正言顺。
看来，寒星不仅有勇气有见识，而且也有一定组织能力，所以，我表示愿意参加他组建的“117战斗队”。
“117战斗队”在寒星的努力下，很快建立起来。战斗队里一共七八个人，平日十分节俭的寒星自己掏钱制作了红袖套，上面印着“117战斗队”几个金黄的大字，我们参加战斗队的每个人胳臂上，都戴一个鲜红耀眼的红袖套。当我们戴着红袖套耀武扬威地走到大街上，或者是出出进进省文化局大楼时，感觉自己也成了贵州省文化局机关造反派一员。不知别人的感受如何，我和这张素萱都感到很兴奋，大概有点像阿Q当年闹革命时那种喜悦和激动。因为像我这样出身成分不太好的人，以往在学校总是因为出身成分而低人一等，现在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造反派，内心深处不免有点农奴翻身扬眉吐气的感觉。
